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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美好的道德信念吗？自然，任何道德观念都不是永恒的，都带有时代的阶级
的烙印。但是一种旧道德的消亡仅仅是被发展了的新道德所代替。人类的进步带来
道德的发展，人类的总趋向是越来越道德的。比如，任何男性奴役女性的社会都只
要求妇女恪守对爱情的忠诚，但是男女平等的新的社会关系则要求男子同样忠实于
爱情。恩格斯所预言的家庭的消亡是指私有制一夫一妻家庭的虚伪关系的消亡，而
代之以充分发展的名副其实的一夫一妻制。那种以为到共产主义社会家庭的消亡就
意味着男女关系松弛和混乱，或把现在西方国家的所谓“性爆炸”看作一种进步的
人，都是对婚姻、家庭的历史演变毫无所知。爱情是一种持久的感情，同地位、教
养并不成正比例。人越文明，对爱情就会越忠诚，这是毋须置疑的。由此可见，小
说中的老干部无故背弃妻子根本不值得去赞颂。
也许读者会问，可他们只是把爱情藏在内心里，你是不是也在无的放矢呢？
不，这正是我要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我以为，小说论述了一个虚伪的道理。作
者认为，只要没有在形式上伤害妻子，有妇之夫和别人相爱就是无可非议的。这是
说不通的。道理再简单不过，性爱就其本性来说是排他的。尽管形式上老干部没有
和妻子离异，但是无爱的夫妇生活，对于他的妻子，怎能不是一种深重的伤害和侮
辱呢？试想，他的妻子如果得知曾和她共同生活多年的丈夫忽然在精神上日日夜夜
和另一个女人在一起，“就象一对恩爱的夫妻”，她会因为他并没有离婚而感到快
慰吗？而作者每每忘了这个不幸妻子的存在。实际上，作者笔下那个女作家的感情
处处是自私的。比如，这位女作家希冀真有所谓天国，她盼望并相信老干部一定会
在那里等待着她，他们将再也不必怕影响另一个人的生活而割舍他们自己。她大概
忘记了，倘若真有所谓天国，把老干部的妻子放在哪里呢？是地狱还是天国？如果
宽大，也让她升上天去，不又使高尚的他们大为扫兴吗？可见即使在想象中，道德
的逻辑也是严密的，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此外，作者的许多优美抒情之
笔恰恰是伤人的箭，如“不管他们变成什么，他们仍然在相爱。尽管没有什么人间
的法律和道义把他们拴在一起，尽管他们连一次手也没有握过，他们却完完全全地
占有着对方。那是什么都不能分离的。哪怕千百年过去，只要有一朵白云追逐着另
一朵白云；一棵青草傍依着另一裸青草；一层浪花拍着另一层浪花；一阵轻风紧跟
着另一阵轻风；相信我，那一定就是他们。”在这充满骄矜的精神胜利面前，我为
那位已无立足之地的工人女儿感到不平。在作者笔下，这位无辜的妻子反而是渺小
和不美的。这能不是一种颠倒，一种伪善和伪美吗？
总之，问题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实质。在于男女主人公的情操和道德的力量。
更在于作者的理解认识和思想深度。为了进一步作说明，我可以顺便举一个例子。
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主人公保尔曾深爱他的战友
丽达。面当他和她重逢并知道无法和她结合时，他很难过，但是他诚挚地对丽达说，
不管怎样，在炽热的斗争生活中，他得到的东西仍然很多，失去丽达的爱情是无法
与此相比的。而丽达已经结了婚。她又是怎样对待这个问题的呢？她怀着深切的温
情写信给保尔，希望他们之间的憾事不要在他的生活里留下痛苦的回忆，她相信保
尔是很坚强的，她说虽然她对生活的看法并不拘泥于形式，如果的确出于不平常的、
深沉的感情带来愉快。保尔和丽达理智和冷静地分手之后，继续走向新的斗争，新的生活，他永远怀念丽达，但是他心里充满的决不可能是悲惨的忧伤。而是共理想的同志的亲切情谊。他后来和女工达雅结合，在他的生活里不仅有斗争，而且仍有美好感情带来的欢乐。
如果我们设想保尔和丽达不是这样坚强地分手，而是“在精神上日日夜夜在一
起”，终生追忆不已，念念不忘，以至常常神不守舍，并彼此期待着在天国厮守，
沉溺于所谓“不朽的爱”，痛苦不堪。我们不觉得降低了他们吗？这正是无产阶级
革命者的伟大情怀、坚强意志和乐观主义精神高出于小资产阶级和封建士大夫的绵
绵长恨之处。
从这个简单的比较中，不难看出《爱，是不能忘记的》的格调之低
自然，我绝不至于愚蠢和武断到干涉作家创作自由的地步，我绝不是说当处理
这类题材时都应学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样。这，我想是毋须多作解释的。
生活中有许多现象，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可以理解不等于赞成和拥护。我造
成的是那种能够克制自己，并且始终保持乐观主义精神，认为个人的一切永远无法
与集体的事业相比的真正革命者的非凡的毅力和品格。
我想说的还不仅此而已。
我觉得，每一个对人民负责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充分注意到这一点，即我们的
国家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而十
年文化大革命的动荡，更加刺激了小资产阶级思潮的不断产生和发展。这种社会现
象不可能不反映到文学作品中来。我们的文学工作者，是否有一种审验以至批判的
责任呢？是否应警惕和剔除小资产阶级思想和情调的浸染呢？是否应站得更高一些，
看得更远一些，想得更深一些呢？我以为，这是一个极为严肃和必须认真对待的问
题。因为，作家是社会的教员。
我希望作家用光明的、坚强的、乐观的和道德高尚的生活态度教育和影响群众，
而不应把暧昧的、缺乏道德力量和不健康的情绪美化成诗。
（原载《光明日报》1980年5月14日）
张洁此时无字胜有字
给一个文字极讲究的人写印象记，真是件极恐怖的事。如果那个人又是一个历过人间沧桑、看破了红尘的人，当然是比简单的班门弄斧更更更地难以下笔。
认识张洁几年，总是隔三差五地煲些长长的“电话粥”，都是些关于家长里短的无主题变奏。因了这篇赖不掉的文债，才逼得我这个懒笨人挖空心思地想想张洁是个怎样的人。
张洁是个喜欢低调的人。今年2月4日的《北京青年报》关于两会的报道，有一张背影的照片，我拿着报纸打电话问她，她笑着承认：“是我，我不愿意上镜头，说好不让他们拍，没想到还是被偷拍了。”这样的事很是打着张洁的痕迹。出书的时候，因为有重名作者的缘故，她不得不附上自己的照片，但总是嚷嚷着：小点儿，再小点儿。
张洁是个嘴上说不再相信爱情却永远也不会真正放弃爱心的人。她以《爱，是不能忘记的》出道，经历了数不尽的坎坷，如今年过花甲的她总是把“爱是不能指望的”像是誓言又像是提醒一样挂在嘴边。现在的她走在街上看到两个年轻人手拉着手，她会为那个女孩子的爱情担心，晚上她会在电话里告诉我：“如果你出问题了，别怕，我是你的窝。”她总让我想起那段禅说：一个小和尚向老和尚学习禅宗，被老和尚棒喝，小和尚顿悟。所不同的是，我这个小和尚总是冥顽不化，而张洁也从来不会像那个老和尚“痛下狠手”。相反，眼前这个老和尚知道那个终极在哪里，只是因为不忍，才并不刻意地点醒小和尚，反而一再地说，“不醒就不醒吧，如果醒了，别怕别怕，有我。”———她痛过，所以她怕别人再痛。
张洁是个超坚强的人。我曾经无意中翻出她写在1986年的一篇散文：《我的第一本书》，里面有一句话像是谶语那样让我惊心。她说：“当我摩挲着我第一本装帧粗糙、纸张低劣的书的时候，我悟到，我的痛苦，其实就是我的财富。”我惊诧的是即使在她生命表面最辉煌的那个时期，她所背负的苦痛就已是常人无法承受的了，但比起那时，她生命中注定要承载的更大的痛苦还在1986年之后等着她，还远远没有到最高潮，还远远没有完结……从那时到现在的十几年的更大的苦痛没有人知道她一个人是怎么扛过来的。
张洁是个永远的“愤青”。她对政治的狂热从《沉重的翅膀》一直保持到现在，但认识她的人谁也不会把她和成熟沉稳的革命者形象联系在一起。“我小时候就想当一个坚贞不屈的革命者，你懂吧。怎么说呢，牺牲，献身。就喜欢这个，不管对爱情还是对一个合理的社会，献身。我觉得‘献身’这两个字特别棒。”她的更像是小布尔乔亚的政治热情，让她在作为政协委员参政议政时像个不谙世事的青年人，没有顾忌地滔滔不绝：“什么是理想社会我也说不出来，但看见不合理的事情我就要提出批评。在理想的社会里，应该尊重人家的人格。包括吃喝拉撒睡也包括在人的生的权利里。我觉得这是最起码的一点。”所以每年的两会，她都会有一大堆提案交上去，哪个居民院儿的下水道多年堵塞都会被她写上去。
不认识张洁的人总是把她和女性作家和女权主义放在一起，认识张洁的人都知道她会对这两个词大为光火：“我为什么要卖这个‘女’字？不卖这个‘女’字，就不能成为一个好好写书的人吗？如果是个自立的女人，就应该在这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竞争。我真干出来是我的能力，不是因为我是女人，或者我长得漂亮。如果那样，对男人公平吗？一个人，要是心脏健康的时候，你不觉得它嘣嘣嘣嘣在跳，你非得是真的有病的时候，才会心率过速啊，停跳啊，或者是狭窄，堵塞。所以你如果意识到你是女人，你也有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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