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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对着窗户外骂了一声，虞大头，老色鬼。
2
我拿着贺卡和报刊，回到办公室，坐在桌前看报纸。我哗哗地翻着报纸。等着一个下午的过去。
《读书月报》上有篇书评，介绍余华小说《兄弟》的理念，说欧洲人400年经历的价值观变化，中国人只用了50年就演绎了一遍，从超精神倾向到极度物质主义，只用了50年就完成了，而且是完成在同一代人身上，其间的张力、压力和忍耐，是不可思议的。
我盯着报纸，觉得这说法还真靠谱！黄阿珍刚才用大白话不就再清楚不过地表达了这层意思。
我想，这些年天天坐在单位里过着循环往复的雷同日子，但回过头去看一眼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就发现价值观的变化比这个时代还快，我们绝对该服了，我们一声不吭居然完成了这么大的变化。从我坐着的办公室能看到楼下的街景，我噗嗤笑了一声，如果说还有什么没变，那可能就是大家都想当官这点没变，还有就是远处那条城河的流动方向没变。
3
我把一些报纸送进陈方明的办公室。趁着祝响亮这阵子没状态来管我，我又开始有事没事地逛入他的房间。
我把那张《读书月报》上的书评和余华小说《兄弟》的理念向他贩买了一通。我说，这观点挺有意思。
陈方明最初一下子没回过神来我在说什么，后来他弄明白了，就说，变化确实是大的，好在人在情景中，不太觉着，你说中国人50 年完成了欧洲人400 年的价值变化，这话我认同，但我觉得最绝的倒不是什么都变了，而是什么都变了但一天天过着却又好像什么都没发生。
我说，是啊，这样一想，我真服了我们，在这些价值观的瞬息万变之间，有时候甚至找不到它们转换的逻辑，但它们不照样在人心中完成了演变吗！而且雁过无痕，你都看不到一丝分裂的感觉！也可能中国人心硬，经历了太多，一代代人下来，本来就无所谓这种内心逻辑和依据；也可能不需要逻辑才能过日子，才能活着。这就是活着的命题，要不你又想怎么着，让脑子不停地短路？
陈方明说，是的，如果真要把这几十年人心里的变化写出来，倒挺有意思，只是恐怕中国作家还没有这样强的写作能力，《兄弟》写得好吗？
我说，我还没看过。我说，都说中国文化对人内心的关注能力一直不强，但我觉得，即便中国有陀斯妥耶夫斯基这样的高手，估计也写不了中国人的内心，因为这种变化之快对于内心来说太过跳跃，太过转瞬即逝，太过无头绪，有的只是彼时彼地的实用主义依据——“有用的就是合理的，合理的就是可以原谅的，因为道路是曲折的”。即使哪天中国的陀斯妥耶夫斯把它们写清楚了，他放眼过去会不会发现自己笔下的人物都跳跃得像错乱、分裂的角色，都是需要去看心理医生的家伙？
陈方明笑了一声，他重复了我一句：呵，都需要看心理医生了？ 我说，但是，事实上我们从不需要看心理医生，这不仅因为我们能忍，更因为生活中的我们远不是这么回事，我们一个个超正常地活着，超执著地开始新的争逐、忍受、挺住，就像一个失恋的人迅速转入下一场恋爱，中间没有过渡，这叫“来不及难过”，一分钟都不肯拉下；这也像陈处长你刚才所说，其实什么都变了，但又好像什么都没发生的样子。所以说别怪我们的作家不善写心理，而是中国人可能从来就来不及有丰富的心理层次，要不这日子就更没法过了，所以中国人也就从来谈不上需要有明晰的心理依据，或者说，精神性的依据太过无影，所以人们就趋向实用，就像心里无底的时候，手里总想攥着点什么硬的东西——比如“物质”，它能唤起集体焦虑以此压倒茫然，当然，它也带来了新的虚弱。
他显然没想到，在这么个百无聊赖的下午，居然有我这么个人进来和他谈人生。他对着我有些发愣。他有没有觉得荒诞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自己好久没这样滔滔不绝了。
我听见自己在对他说：陈处长，不知对不对，我把这种“新的虚弱”，分为这样几类，一是 “被甩心理”，即，今天几乎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正在或随时可能被这个时代甩了；二是“被虐心理”，即，今天几乎每个人都对公平高度敏感，都或多或少觉得自己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三、怜悯和同情变得像金子一样稀缺，人人神色漠然，但心里对它们还是有需要的，这也很正常，因为人越缺什么的时候往往就越需要什么。
我对陈方明说， 人觉得顾不过来自己的时候，就不会太去顾别的事；人对自己没把握的时候，最疼的就是自己；人觉得自己可能被虐了，就随时提防别人，并狠狠地踢回去。我有一个在四川研究餐饮的同学告诉我，社会乱哄哄的时候，人的嘴巴就越馋，美食就大行其道，这是因为人觉得只有对自己好一点了，所以，你看饭店爆棚，报纸上的美食版受尽捧读。 而我的感觉是，价值观乱哄哄的时候，人就不想说什么，文化产品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年轻一点的就想逗乐自己，因为正经八百地说什么都没用，还显傻，还不如搞怪，让自己乐一乐，比如现在网上出了“后舍男生”、芙蓉姐姐、“馒头血案”……很疯的，陈处长，你有没有看过？
陈方明摇摇头说没有。他笑着说，你还看了不少书哪，和你谈天蛮有趣的。
他说，我常读历史，虽然我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悲观，但我认为人人都在说终极标准逸失的时候，没准正是它即将确立的时候了。
我说，陈处长，问题还是刚才的那个问题，这年头资源稀缺、位子稀缺，即使是挤公交车，人都怕自己上不了，拼命挤，哪怕踩了别人的肩膀，因为上面只有20个位子，下一班车还不知什么时候来，所以，挤车的人早已不再相信别人的许诺，也不再轻易相信自己的感觉了，你所说的终极性精神价值标准，如果说哪天会悄然确立，那么它让人安然的依据是什么？至少从我每天进出的这幢楼里，从一张张脸上，我看不出来这个依据，如果我是领导，我实在想象不出来除了用打压、玩亲疏游戏、奖金诱惑之外，还可以用什么打动大家，比如让大家大笑一场，或大哭一场。说真的，陈处长，你别看这楼里一张张脸高深莫测，说不定，紧绷的后面，每个人都需要一个契机来一场大哭，这样心里或许会好受一些。
需要大哭一场？他朗声笑了起来。
我看他笑过后有些语塞，我就说，最近，报上说某个著名导演拍了一部片子，说要研究人在“自由、爱情、金钱”之间的选择，他正经八百的样子让人觉得他迂腐，你想，谁不想有选择的自由，但如今你在马路边随便拉一个人过来问，他都会反问你：“人真可以随便选吗？别臭美了，我们的选择什么时候是自由的？！”
看着陈方明在点头，我说，对于今天的人来说，他一定看这一刻需要什么而把选择分成一段一段，对于每一段，他都可以说出其背后隐忍的理由、无奈和痛感，比如，保不准这个阶段选“金钱”才会有下一个阶段的“爱情”，保不准有了“金钱”才能更“自由”一点，保不准这个阶段“势利”一点下一阶段才能“道德”……否则，可能最后啥都捞不到，甚至一无所获还被别人踩扁。所以说，在今天，即使你知道理想标准，你又能怎么着呢，你又能选择什么而让自己不心虚呢？在这年头，可能没有是非，只有输赢，关于选择什么不选择什么，没有人需要导师，也没有人能做导师，因为没有什么完全的说服力，正因为如此，人就倚向了功利主义，但这个标准也有问题。
陈方明打断我的滔滔不绝，他说，是啊，中国人是很实在的，很实际的，但有时候我也在想，中国人如果不维实用主义的话，可能连一件事都解决不了。
我说，是啊，是啊，所以，这幢楼里，那些你来我往的拳头、你踩过来我踢回去的皮鞋、有你没我的火气、无数接招与过招，都能说出它们的理由、冤屈和被迫为阵，也都可以将它们拆分成一段段合理而无奈的动机，从办公室政治实用主义的角度看，它们的存在也都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是必须的，只是人在局里，心里不爽。 我的意思是说，从功利的角度看，它们是有用的，而从人的情感角度看，它们又是荒谬的，因为它们让人身心不安，焦虑郁闷，让每个人都成了体制的可怜虫。
陈方明呵呵笑了，他像所有的头儿，在这种时候还没等弄清下属是怎么回事就开始劝导，他说，我也被你说晕了，有些东西我觉得你说得有道理，但我又觉得你不能这样想。他说，有人的地方就有不爽，天下所有的单位都是一样的，像你这个年纪，还是要尽量让自己开心，你们和我们毕竟不一样，我们是大半日子已过去了，而你们还才开始，再说了，有些东西合不合理，也不都是无奈，无论是人是事，出发点很重要，因为出发点决定了结果，如果出发点是想弄别人，结果肯定会把自己也弄进去。
我说，对的对的，其实谁也不可能整天想这些，结果把脑子想糊，只是偶尔心里有些发虚，不知道这日子以后会怎么样，陈处长，我有时候挺羡慕你们以前，那时候人的标准单一一些，可能不用这么费心机，人与人也没这么难弄，日子就简单一点，虽然那时你们可能没有什么选择，但没有选择也就没有费心。
他脸上有深深的嘲笑，他说，这你就错了，标准单一，路就更挤，人就更加斗鸡眼，中国人哪有不操心的时刻，我看还不如现在，至少现在一部分人的注意力还可以分散出去一些，当然，有些东西是不会变的，一代代人就是这样过来的。
我分辩：其实，人的注意力哪里会真的分散？比如，以前热门是下海，现在人的注意力又转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