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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老师太了解自己的学生了，所以在这个时候送给他一套书，而不是苦口婆心地劝说；士心也太了解老师了，所以在摆摊的几天里天天看那套书，夜里也不睡觉，全然没有了困意，深深地被书吸引了，沉醉在书里面描写的黄土高坡的那一个贫寒但充满爱和坚强的穷苦人家的生活中。那是他看过的最好的一本书，也是后来对他的人生影响最大的一本书。他知道，王老师叫他看那本书，一定有着深深的含义，这含义似乎也显而易见，那就是叫他无论面对怎样的清贫和艰难也不要轻易放弃。
一个星期之后的一天，士心没有去摆摊，按照老师的要求和另外两个同班同学一起参加了陕西师范大学的保送考试，并且按照那所大学派来招生的老师的要求用铅笔很认真地答完了试题。考场就在其中一个同去考试的同学的家里，试题也很简单，他几乎没怎么思索就用半个小时做完了所有的题目，然后一脸轻松地离开了那个同学的家。他不用想也知道自己一定是同去考试的三个学生中考得最好的一个，即便出现了意外，他也没有任何负担和压力，在他看来，这次的考试仅仅是一个形式，或者仅仅是他人生的一段经历，以后回忆起来或许会因为参加了这样的考试而觉得有一点点骄傲，因为这样的考试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参加。至少在这所省级重点高中里面，仅仅只有一个保送名额。
考试的结果大大地出乎士心的意料，但也丝毫没有影响他的生活，他依旧每天外出摆摊儿，晚上回到家里看会儿电视，给妹妹士莲辅导一下功课，几乎没有去想自己参加保送考试为什么仅仅得了二十多分。当这个结果传到王老师耳朵里的时候，老师反而有点担心了，她担心的不是士心要面对的高考同样失败，而是这次的保送考试会对士心的内心造成怎样的影响。因为她清楚地知道，这次的考试对士心来说真的仅仅是一个形式，同去参加考试的一个学生的父亲是教育局的干部，无论如何士心也不可能考出那么低的成绩，无论如何士心也不可能最终走进陕西师范大学的校门。
两年以后，士心贫病交困，再次碰到同去参加考试的那个同学，才明白那次的保送考试中为什么主持考试的人要求他用铅笔答题。但到了两年之后士心明白事实的时候，一切对他来说已经变得根本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他还能不能活下去。
保送考试就那样结束了，除了同学们在私下里小声地议论这件事情之外，当事人张士心每天依旧去摆着家里的小摊，没有来学校上一堂课。对高三毕业班的学生来说，毕业前的每一堂课都很重要，都能学到很多和高考直接相关的知识，但是张士心错过了这一阶段的每一堂课。王老师开始有些担心已经很久没有来学校上课的学生张士心能否在高考中考出一个很好的成绩，她很希望这个一直成绩优异，尤其是在语文方面有着天赋的孩子能在高考中考一个语文单科状元，那不仅仅是孩子自己的荣耀，也会是王老师的骄傲。如果张士心因为这一段时间没有来上课而影响了最后的高考或者干脆不参加高考，那不仅是这孩子一生的遗憾，也会是王老师教书生涯中的一个重大遗憾。张士心不是她教过的学生中最优秀的一个，但这个倔强的孩子却是王老师二十年教书生涯中遇到的最特别的孩子，也是最让她牵肠挂肚的一个学生。
无论如何，这孩子都得参加高考。王老师这样想着，在一个夕阳西下的傍晚找到了在大街上提着大笤帚打扫卫生的士心妈妈。她没有问家里对士心上学的态度，因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她很清楚。她只是对士心的母亲说：“您能不能劝士心参加考试？仅仅是劝一劝他，让他没有任何顾虑地去参加考试。哪怕他考不上，也让他试试看。”
士心的母亲望着这个和自己年龄相仿但看上去明显比自己年轻很多岁的老师，犹豫着点点头。她没有主见，穷困使她无论什么时候仅仅担心家里的生计，其余的事情根本顾不上考虑，甚至连孩子生病的时候也仅仅是吃几片药硬生生扛过去，从来都不去医院看看。刚来省城的那一年，最小的儿子脚上生了冻疮，一整个冬天小脚丫都肿得如同一块番薯，不停地往外面流着脓血，除了涂抹一点红霉素软膏之外，她没有在意，依旧每天忙着扫大街，摆那个给人家称体重的小摊子。直到那一年春节刚刚过去的一个傍晚，她回到家里的时候看到儿子张士心抱着弟弟站在小巷口上等待娘亲回来，小儿子面色苍白，气若游丝，小半截舌头露在嘴巴外面变成了绛紫色。那天早晨她像往常一样出门摆摊，她的小儿子在冰凉的床头躺了一天，身子底下尿了一摊很大很大的尿。那孩子五岁以来第一次尿床，也是最后一次。她撕心裂肺地呼喊，抱着孩子疯了一样冲到车站，在开往城区的惟一的一趟公共汽车车站上连天价号叫，希望那些疯狂挤车的人能让她先上车，但是没有人在意这个疯子一样披头散发的女人。第二天清晨，她和丈夫抱着已经死去的孩子走过冰雪飘飞的长街，走向火葬场，泪水冻结在脸上，一点都不冷，心如同被绞碎一样痛得她呼吸困难。孩子太小了，烧掉之后连一丝骨灰也没有剩下，剩下的只有清晨火葬场上空凄厉的哭声和一缕白烟。那孩子死于败血症，脚上的冻疮最终夺走了孩子的命，也榨干了母亲所有的泪水。从那个时候开始，她就决心再也不耽误孩子的病，但在清贫的生活面前，这样的决心同样软弱无力，小女儿士萍有一阵子天天发烧，坚持了一个多月之后奄奄一息，她又呼号着把女儿送到了医院。如果再耽误一两天，肺结核就夺走了士萍的命。现在，面对孩子上学，在本来就艰难到了极点的生活和孩子前途面前，她不知道怎样选择。实际上，就算她很明白该怎样选择，她也没有办法做出一个本来应该做出的选择。她不能随随便便给孩子一个承诺，因为她作为母亲，不能把给孩子的承诺变成现实。
孩子上了十二年学，除了最初的那几年，之后就连铅笔也不曾朝母亲要过一根。一管钢笔从小学用到高三，不知道是否还能很顺当地用，但她不止一次看见那支散头钢笔在儿子的中指上垫出了一个厚厚的茧子，漏出来的墨水常常把孩子的手染成蓝色。她从来没过问孩子的学习，也不知道高中上学每年还要交纳几十块的学费，儿子没要过，她也没问过，很多时候根本就不敢问，她害怕学校没完没了地收钱。
但她深深爱着自己的每一个孩子。从十九岁有了第一个孩子，二十年过去之后，儿子都二十岁了，她几乎没打过孩子，连责骂都很少有过。除了唠叨，她就只会默默付出。她不认为那样的付出是一种高尚的品质和行为，在她看来，那仅仅是自己的本分，一个母亲的本分，一个妻子的本分。
“去考试吧！”她对儿子说，默默望着儿子的脸。一段时间不间断地摆摊下来，儿子明显地黑了很多，头发也长了。但在儿子脸上看不出任何关于他内心世界的蛛丝马迹。“我知道你不甘心，娘也不甘心。去考吧，考完了再说。”她说。
儿子点点头：“嗯！到时候我去考。现在我摆摊，妹妹一定要上学，我也想上学。”
6
一九九四年的夏天格外炎热，就连这个地处青藏高原的小城市也弥漫着热滚滚的气流，空气就像每一个要考试的孩子的心一样沸腾着。张士心就在这样焦灼的空气里参加了高考。他的中山装口袋里还装着一支弹弓。这支弹弓是他在摆摊的时候花了两天时间做好的。那一阵子母亲气管炎犯了，天天不住地咳嗽，嗓子里发出沙哑的吼吼声。士心不断地催母亲去看看，母亲坚持不肯去。士心专门询问了周末在街头义务咨询的专家，听从专家的意见给母亲买了一点蜂蜜和陈皮，熬成糖水给母亲喝，但似乎没什么疗效。后来还是王老师告诉他，在一只母鸡的肚子里装上鸽子，鸽子肚子里装上几只麻雀，再加上几味中药材，炖出来喝汤就可以治疗气管炎。所以在考试的时候，他的口袋里就多了一支弹弓，他要利用从考场出来的那点空闲的时间打几只麻雀给母亲治病。
十几年的学校生活里他已经习惯了考试，也根本没有把高考放在心上，在他看来这次决定人一生命运的考试跟平常的小考试没有什么分别，所以他很快就交卷出来了。在他内心深处甚至有一种奇怪的想法，那就是自己根本什么也考不上，那样就没什么好埋怨的了，也不会有什么遗憾了，他需要做的全部的事情就是埋头劳动供三个妹妹念书。如果三个妹妹都能够顺利地上完大学有一个光明的未来，对他来说就是功德无量的事情。
在写作文的时候，他忽然摸到了自己口袋里的弹弓，那个瞬间就想起了往昔很多很多事情，想起了几年前还扎着两条乌黑的大辫子的母亲，想起了今天已经佝偻着身子在大街上挥汗如雨地打扫卫生的母亲，想起了一向沉默寡言的父亲，想起了年幼但是很懂事的妹妹，也想起了因为贫穷耽误了治疗最终因为脚上的一枚冻疮而早早死去的弟弟。20年艰难的人生岁月点点滴滴在他面前一闪而过，他忽然觉得很感动，有一种想趴在桌上哭一场的冲动。清贫什么也没有给他，却给了他太多太多的爱和感动。他收住了就要溢出眼眶的泪水，用那支正从裂缝中往外渗着墨水的旧钢笔写下了自己的家，自己的爱，自己对大学的向往。没有料到的是，这一篇文章在当年的高考中成了全省惟一的一篇满分作文。连续两个多月没有去学校上课，但他仍然取得了语文单科全省第二名和全省文科五十名的成绩。
考完语文出来，士心在学校门口的一座花园里打麻雀。不多时间就打到了四五只，已经足够给母亲炖一锅汤了。他提着麻雀走出花园，看见王老师坐在花园边上的长椅上等待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