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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尽斡旋之能事，但依然不能使双方的矛盾有一丝的缓解。而美丰银行的业务不能很好地开展，并一天天走着下坡路，事实上就是一年来内部永无休止的争斗造成的。其实，康心如对中美双方定然会产生矛盾这一点，是早有预料的。他清楚邓芝如那一类长期形成了固执封闭死板的观念的中国人，同赫尔德那种过于骄横跋扈、对中国人十分歧视的美国人是根本不可能和谐的。他们的性格使他们不能成为合作的伙伴，更不要说成为好搭档。有鉴于此，康心如便只能更加平和，更加不咄咄逼人，而是以和事佬儿的姿态出现，从中千方百计地抹平，弥合。康心如始终在做着这种协调。他原以为，中美双方的矛盾有他在中间调解，不致激化到水火不相容的你死我活的地步。
但事与愿违。一年中，双方都没有在康心如的力劝之下，有稍稍收敛的迹象，以致最终发展到邓芝如动不动就脸红脖子粗地跑到康心如的工作间里拍桌子打板凳，操着纯正的四川高腔，大骂美国人盛气凌人、专横跋扈，把翻译叫“西崽”，拿中国人不当人。邓芝如一向脾气火暴，不容分说。他声称他再不能忍受美国佬儿的歧视与侮辱，他不再受洋人的气了。他要求康心如也站出来，与他结成联盟，坚决同洋人斗争到底。
但又出人意料，在这场中美的激烈搏斗中，使邓芝如万分失望的是身为中国人的康心如竟没有应和他，没有表示出中国人应有的慷慨和义愤，没有坚决站在他一方，而依然往来于他和美国人之间，充当调解人的角色。这使邓芝如大为光火。他进而对康心如也产生了怨恨。他于是又联想到是他借给康心如一万二千元的股金，才让他当上这个协理的，他是有恩于康心如的，而这个康心如在这关键的时刻竟然不支持他。既然他们个人的关系已出现了这种无法弥补的裂痕，邓芝如就更是不管不顾，一意孤行，变本加厉地同洋人打，再也听不进康心如的任何劝诫了。
自然，康心如作为一个中国人，是应有中国人的气节和尊严的。但作为一个想成就一番事业的银行协理，他也是自有他的一分考虑的。他认为矛盾之所以闹到如此地步，以至于美丰的业务每况愈下，毛病就出在邓芝如和赫尔德身上。实在是康心如对邓芝如这样的人看得很透。因为看得透，他才采取了这样一个中立的乃至于暖昧的立场。凭着他对邓芝如个人性格的了解，他推论倘他康心如也参加进去，火上浇油，怂恿邓芝如一日三餐地同美国人闹下去，那么美丰就唯有一条出路，那就是被搞垮；而这一结局，恰恰是康心如决不容许的。久而久之，康心如对邓芝如几乎天天同洋人争吵越来越反感，特别是邓芝如最后发展到在股东会上散发他专门印制的传单，对美方人员进行恶毒的抨击，更使康心如不能理解。
他一向认为，与洋人合作搞生意，有利自然也有弊，而且世间的事情就是这样的，人所面临的永远都是正负的两极。
在当时的国情下，跻身洋务必然有大的发展；但在与洋人的朝夕相处中，也难免会产生由于种族、观念，乃至生活习惯的不同而导致的矛盾与隔阂，甚至要遇到不平等的歧视与侮辱。个人的尊严自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把事业发展下去。只有事业有成，人才能更有尊严。这本是非常简单的辩证法，但邓芝如一类人却不能理解。
另外，康心如对邓芝如关于赫尔德不录用他的职员的微词也不敢苟同，因之他也不可能在此问题上站在邓芝如一方。康心如认为在美丰这种合资银行中录用的职员，一定是要在知识结构上尽可能学贯中西的、有着新思想新观念的人。而一年来，邓芝如所推荐的人选，则大多数是与邓芝如有各种关系的旧式商人、封建官吏一类。这些人既非业务内行，又观念陈旧、思想保守，仅英美式会计方式这一条就弄得他们晕头转向，所以赫尔德坚决不予录用。康心如在这个问题上其实是站在赫尔德一边的。他认为赫尔德为美丰银行的发展计，这样做是有道理的；而他康心如本人，对这样一批无用之人也是相当反感的，他甚至视这些人为美丰银行日后发展的阻力。这并不是康心如崇洋媚外，而是体现了他以大局为重、出以公心的原则性。
当然，康心如对美方人员，特别是对经理赫尔德也是有看法的。他认为赫尔德在个人的品质乃至合作的诚意上，确也不是一个尽如人意的合作伙伴。而邓芝如指出的美方人员飞扬跋扈的现象也的确很严重。他们竟可以依仗权势，任意要华人同事为之端茶倒水，随意使唤，似乎中国同事是他们雇来的奴仆。而这一切，都是同赫尔德的那种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观念分不开的，因此这种不平等也几乎是不可改变的。加之美方人员与中方人员之间的薪金收入又悬殊太大，这也就更加剧了双方之间的敌对意识和合作危机。
而这一切所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美丰银行的势头大跌。这时的美丰银行就像是坐在火山口上，危机四伏，随时都有彻底崩溃的危险。此时的康心如，也已无回天之力。美丰银行的生死存亡，已不知掌握在谁的手中了。
面对美丰银行刚刚开业一年就遭如此惨败的烂摊子，康心如很伤心，看来他想在金融界大干一场的愿望是难以实现了。与此同时，当康心如反省自我，反省两年来他在金融界一步步走过来的道路时，感到惊奇的是，自己的性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的康心如无论如何已同那个血气方刚的刚刚参加同盟会时的康心如判若两人了。
因为他要每日里平息那位吵个不停的邓芝如，他自己便反而变得没脾气了，心平气和了，没有锋芒了，甚至圆熟了，狡猾了，有城府了。但是康心如觉得，他这种脾气秉性的变化，倒不是一件坏事。在一个到处充满了算计、阴谋乃至陷阱的社会中，硬碰硬是碰不出前景的。你唯有也同样拥有算计和阴谋，为他人设置陷阱，否则你就根本无法在社会上立足。这就叫谋生的韬略。康心如看得很清楚。
表面上看，康心如是得罪了那个有恩于他的邓芝如，但从本质上看，康心如并没有害他，而是为了成全他，成全美丰银行。康心如当然也极不愿意让康、邓两家的世交乃至他们多年建立起来的友谊毁于一旦，康心如之所以始终坚持中立的立场，是因为他更不愿美丰银行毁在这尖锐而激烈的搏斗中。康心如眼看着越发蛮横不讲理的邓芝如一天天像斗鸡般四处出击，又一天天像热锅上的蚂蚁似地惶惶不可终日，很香邓芝如惋惜。他认为倘邓芝如日后真的失败了，那他谁也不该怨，是他自己断送了自己的前程。在某种意义上说，邓芝如的悲剧是他性格上的悲剧。
康心如在一筹莫展之中退避三舍。他一来想暂时摆脱那个激烈的矛盾的旋涡，同时又想在总经理雷文最后不得不出山收拾残局之前，认真地捋一捋美丰银行遭此惨败的原因。
美丰券发行的成功和风浪
雷文自一九二三年春抵达重庆调整四川美丰银行班子以来，就开始精心物色美丰银行新经理的人选。几个月过去，至一九上三年九月，雷文终于将不得力的赫尔德从美丰银行调走，改派一位叫鄂更斯的美国人赴渝，担任四川美丰银行的美方经理。雷文在鄂更斯到任之前，特别叮嘱他上任后要“一切听从康协理的安排”，要鄂更斯在任上一定要与康心如密切合作。
雷文的这种安排，足见他这个以经营和发财为业的美国人对康心如的信任与支持。
对此，康心如也是心中雪亮的。他认为雷文尽管是个美国投机商人，但作为一个单纯的人来说，他还是具有一定的修养与层次的，分得清好坏善恶，分得清人才与庸才。基于此，雷文才可能力排众议，给了康心如如此之大的权力。康心如对雷文是怀有真正的知遇之恩的，他感谢雷文不仅赏识他的才华和智能，而且还能大刀阔斧地切实地在人事安排上，为康心如在银行业的大展宏图扫清道路。而恰恰是这一点，是他区区康心如徒有发展美丰事业之心，而又无力左右的。康心如觉得他踏入美丰大门，能遇到雷文这样一个美国总裁，能在他最危难艰苦的时刻从遥远的上海来扶助他一把，是他康心如的幸运。当然，康心如也知道，雷文之所以能如此重用他也是为了雷文自己的利益。
要将一番事业做成做好，搭档的能否密切合作至关重要。这是自鄂更斯上任之后，康心如更加体味出的一种经验。鄂更斯接受了雷文的面授机宜之后，康心如在美丰银行施政的方针大略，及其他对业务开展的设想安排，总能够毫无障碍地贯彻执行。康心如在这一段时间的美丰生涯中，可谓是得心应手，春风得意。
康心如把这也当做是雷文对他事业的支持。他一朝大权在握，自然也不能忘记要奋力回报雷文，而这一回报最核心的，便是要不辜负雷文的重托，迅速把美丰银行亏损的局面扭转过来。
康心如首先紧紧抓住美丰系合资银行的种种有利条件加以充分利用，并在此基础上不失时机地拼力扩展银行业务。他利用银行的美资关系，首先将当时重庆的海关、邮局以及各个洋行的汇兑业务牢牢地抓在手中；同时，他又竭力宣传美丰银行是重庆唯一一家可与美国各地直接通汇的银行，利用世人崇洋的思想，使美丰银行的汇兑收益猛增至六万二千余元。康心如将合资银行的有利条件用足并有所开发，这就使美丰银行充分显示了它独有的优越性。
在此基础上，康心如又迎合了重庆商帮的市场习惯，开展了原先美丰银行没有的“比期存款”业务。美丰银行出台的“比期存款”利息尽管比市面上低，但由于人们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