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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楚九十五岁跟随母亲到上海滩混事，到一九０七年（光绪三十二年）三十五岁时，已成富豪，在西药界名声显赫，为上海市屈指可数的几位财东之一。他在社会上神通广大，身价百倍，似乎没有他办不到的事情。正当这一年，他的“天然戒烟丸”畅销国内之时，上海另一家大西药店中英药房的药剂师谢瑞卿想筹股另办一家药房。他自己资金不足，来请黄楚九出资入股，并用他的威望，邀请别的投资人。黄楚九正想开拓新的事业，所以很快答应下来。他不仅自己出资，还把中英药房的老板陈烈清也拉来入股，还有商务印书馆的老板夏粹芳也是投资者。
就这样，由黄楚九、夏粹芳、谢瑞卿、陈烈清等合股开办的上海五洲大药房于一九０七年正式开业了。开办资金为一万元，店址设在广西路福州路口，谢瑞卿出任经理，黄楚九为终身董事。谢瑞卿研制了一种成药，开始取名为“博罗德补血药”。“博罗德”是英语“血”的译音，笔画繁多，中国人不懂，毫无吸引力，后来改名为“人造自来血”。这剂成药，经过黄楚九的宣传，不仅在上海，还在华北、南洋一带打开了销路。成了五洲大药房的发家产品。
五洲大药房钱赚多了，股东们出现了矛盾。一九一一年，经理谢瑞卿借故退股，由黄楚九出面邀请中英药房汉口分店的经理项松茂出任经理。项松茂很有才干，与黄楚九过从较密切。黄楚九去汉口推销“艾罗补脑汁”时，曾得他鼎力相助，对他的为人与才干铭记不忘。当谢瑞卿提出退股辞职时，黄楚九马上想到了他。便打电报邀请他来沪出任五洲大药房经理一职。项松茂碍于情面，便来到上海走马上任。
项松茂经营的特点与黄楚九有些相似，都是开拓型的，敢想敢干，重视广告、宣传效应。他到任后，发动一场改革，将店内的豪华摆设变卖，充实资金周转，迁入新址，改变内部机制，设立本牌药品总发行所、门市零售部和批发销售部。一方面扩大药品进口，一方面开拓自制成药。除“人造自来血”之外，又增添了女用调经活血的“月月红”、“女界宝”，健胃补虚的“补天汁”，清血解毒的“海波药”，健脑润肠的“树皮丸”，化痰止咳的“助肺呼吸香胶”等。项松茂的改革，加上这些成药的问世，使五洲大药房的声誉大振，利润也成倍增长。
五洲大药房和中法大药房一样，在上海出名之后，股东内部不断发生矛盾。项松茂拥有一定的实力后，决定在天津自设“五洲”分店，自行发售“五洲”本牌产品，独立扩展业务经营。为此，他与黄楚九多次商谈，终于达成协议。黄楚九将他拥有的五洲大药房的股份让给项松茂；项松茂将他所拥有的“新世界游乐场”的股份让给黄楚九，再由“五洲”补偿黄楚九现金二万二千五百元，作为回收黄楚九在“五洲”的终身董事权和终止“人造自来血”抽佣的补偿。达成协议后，双方委托律师登报声明。这样，到一九一六年（中华民国五年）六月，黄楚九完全脱离五洲大药房，由项松茂独自经营。
黄楚九成为富豪之后，他的生活方式也大为变样。在豪华的大雅楼饭店，有他常年包租的房间。在这里三天两头宴请宾客。每宴除了美酒佳肴之外，有时还叫来名妓把盏助兴。宴会上，常与朋友或谋士们谈天说地，这是他获取信息、商讨生财之道的重要途径。他的好多生意经，就是在这里与朋友们谈出来的。例如有一天，大家酒足饭饱之后，谈到人有百样关心，说来说去最关心的还是性命，从小到成人，关心健康，老年人冀求长寿。黄楚九突然想到，既然这性命是人人最关心的，为什么不能在这上面动动脑筋，开发财源呢？
黄楚九提出这个问题，他的朋友个个开动脑筋，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有人建议生产长寿保命一类的药，有人提出经办人寿保险。黄楚九听到“人寿保险”这四个字时，眼睛放光。他本性就喜欢标新立异。搞人寿保险，在当时是很希罕的事情。黄楚九当机立断：中法大药房兼办人寿保险业务。他还发起一个很有吸引力的团体“同征长寿团”，意思就是一齐努力共同为长寿而奋斗。把人寿保险与开展向长寿进军活动结合起来。怎样为长寿而奋斗呢？黄楚九大力宣传道：
“要多服用滋补养身、增寿保命的药。这些药品质量最好的就是中法大药房所销售的有关药品。请顾客们踊跃购买吧！”
黄楚九是个商人、企业家，他的一切举措最终都要落到他的生意经上。这样一来，中法大药房兼营的人寿保险业务，客户盈门；所销售的滋补养身药品，诸如“艾罗补脑汁”、“艾罗精神丸”、“艾罗日光丸”、“艾罗月光九”等等，畅销一时，银元像水一样滚滚流进黄楚九的腰包。
黄楚九财大气粗，朋友们都围着他转，不少人吹捧他为“迦门头脑”。黄楚九连说：“勿敢当，勿敢当。”
什么叫“迦门头脑”？当时上海滩势力最大的外国人主要是英、美、法、德四国人。上海人称英国人为“大英人”，美国人为“花旗人”，法国人为“法兰西人”，德国人为“迦门人”（实为“日耳曼”的不正规译音）。德国人以头脑精明、思谋严密著称，所以对善于动脑子想点子的人则以“迦门头脑”赞誉。
黄楚九不愧为具有“迦门头脑”的人物。
“龙虎人丹”的故事
一九０七年（光绪二十三年），上海总商会通电全国，发出开展抵制日货的反日爱国运动。全国各地商界响应上海总商会的号召，一呼百应，纷纷抵制日货。在此期间，黄楚九作为爱国实业家，做了一件有益于国家和民族，大长中国民族工商业志气的好事。
日本在中国大量倾销的商品大部分都受到了抵制，只有一种大众普及药品——仁丹，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到处都有它的踪影。不论是城市，还是乡村，到处可以见到仁丹商标的翘胡子头像。黄楚九对这小小仁丹在中国大地横行无忌愤愤不平。他一心想研制出一种类似的新药，来与日本“仁丹”相抗衡。
一九０九年（宣统元年），黄楚九得到一张“诸葛行军散”的古方，同时参考黄氏祖传《七十二症方》中有关方剂，经过反复研制，终于拟制出新的方剂。以薄荷、冰片、丁香、儿茶、砂仁等十余味芳香健胃药为主要成份，做成比绿豆还小的药丸，取名为“人丹”，以龙虎为商标。从此，“龙虎人丹”这个药名便响亮地传开了。
一九一０年（宣统二年），黄楚九在浙江路租了两幢房子，成立一个龙虎公司，由黄楚九亲自监制，并且一再改进配方。他顺应抵制日货的潮流，大力宣传“中国人请服中国人丹”。同时，在装璜上下功夫，药袋上商标十分醒目，左边是腾飞的龙，右边是呼啸的虎，颇有龙吟虎啸的气势。
龙虎人丹上市后，虽经黄楚九大力宣传，销路仍然不好，质量一时也难以赶上经营多年的“仁丹”。经营了一个阶段之后，人丹的销售仍不见起色。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黄楚九将龙虎公司连同龙虎商标及所用家具等作价四万元，转卖给中华书局董事长陆费逵和总经理沈知方，他们改名为中华制药公司，继续制造销售“龙虎牌人丹”。
陆费逵和沈知方长期经营出版业，对医药并不在行。他们对大量倾销中国大陆的日本“仁丹”束手无策。经营两年多，将资本几乎全部赔光。无奈，到一九一五（民国三年），陆费逵只好作价二万元，又把“龙虎人丹”连同“中华制药公司”退还给黄楚九。
黄楚九收回“中华制药公司”后，附属在中法大药房之下，继续制造“龙虎牌”人丹。为了大肆宣传，他把公司里的学徒和药工们分成几路人马，赴全市各地，把凡是贴着“仁丹”广告的地方，都贴上醒目的“龙虎人丹”广告，与其展开竞销。结果，销路仍然不畅，一年只卖了一百多箱。黄楚九并不气馁，他继续大做广告，并采取放帐赊销，扩大批零差价等办法吸引零售转销。他OJ还抓住夏令时机，将“龙虎人丹”与艾罗解毒药以及罗威蚊虫水配套出售，作为“夏令必备卫生品”。黄楚九的这些措施果真奏效，“龙虎人丹”终于销路渐开，先在上海走俏，逐渐推向全国。
日商东亚公司的“仁丹”销售部设在上海河南路。他们早就发现中国人制造一种“人丹”，要与他们竞争。因其味道、色泽、效力皆不佳，也没有人愿意买，故而没有理睬。如今眼看“龙虎人丹”销售量大增，对他们构成了威胁，便控告中华制药公司制销“人丹”是“冒牌”、“侵权”，要求中国政府勒令停产。黄楚九丝毫不怕，聘请上海著名大律师，与日商大打官司。由于双方各不相让，官司逐步升级，一直打了十多年。一九二七年上诉到北京最高法院机关，最后由内务部做出终审裁决，判定“人丹”与“仁丹”两药各不相干，可以同时在市场上销售。
在十多年的诉讼期间，“人丹”的名声逐渐扩大。胜诉之后，“人丹”的销路大增，生产扩大了几倍。
一九二六年夏秋之交，上海流行霍乱。黄楚九抓住时机，大事宣传“人丹”之妙用。他在报上刊登广告：
“时疫猖獗，防传染，救危急，不可一日无此二者——人丹、急救时疫水。上海三马路中法大药房发售。”
由于黄楚九抓住时疫流行，居然使与霍乱无关的“人丹”和“时疫急救水”成了畅销药，中法大药房因而又大发了一笔财。
黄楚九与日商打了十多年官司，花的诉讼费、疏通费、人情费共计十余万元。他既不心疼，也不后悔，他说：“这是给我自己出了一口气，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