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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件事，就是“曲艺节”的事。曲艺节期间，安排演员在金川演出，事后我才知道郑总曾责成胡副总负责，他在安排工作时，理应与我这个冷冻公司的总支书记沟通，但他没有找我，所以我不知道。当时金川的有关负责人员找我，说安排在餐厅演出，我说餐厅太小，建议改为露天演出，之后，他们又说在停车场演出没有大的扩音设备不行，并说经费问题不好解决。我说，经费万一解决不了，我要那么多年薪做什么，可从年薪中支出。虽然我不兼任冷冻公司的经理，但我还是冷冻公司的党总支书记，有关精神文明的事，他们找我也是应该的。我为演出出主意、想办法，却没想到也成了我的错误。至于伊利个别员工在伊利报上发表文章“表扬”我，此事我一无所知，也不是冷冻公司领导的安排。
以上我陈述的是事实情况，如果各位有兴趣或有机会，这些都是可以落实的，一直到现在为止，我认为，郑总所举出的事，都是因为误解而造成的。
我想补充的是我之所以说这些，只是想与各位领导及董事叙一叙我的委屈。我也深知，事情发展到今天，是现行体制、机制造成的，不能怪哪个人，郑总也有他的苦衷，即便今天我侥幸没有遭到这样的“待遇”，明天也会的，只是时间的问题。
我学习期间所发生的种种事情，使我不得不考虑我的“今后”，于是有了办海鲜大排档的想法（在九月份天骄宾馆会议的前夕，陈惠湘说下一步需要我“偏安”，指点我把公司的一些小企业搞起来，大企业就不要考虑了。我提出了办海鲜大排档，陈说，这就委屈你了，我说，我委屈无所谓，他说，办这件事郑总肯定会同意。），我以为，办海鲜大排档丝毫不与伊利的利益冲突，我原想，把这一切告知郑总，由于他在青岛开会没有说成话，他从另外的途径了解到这一信息，从外地回来之后，我约郑总谈话，他说没有时间，两天后，新的“游戏规则”制定出来后才接待我，“游戏规则”规定既不准我办，也不准伊利人投资，断了我的退路。
我工作不能干，想自寻出路又被堵死，这就好像明明白白地告诉我，在伊利公司已基本没有了我的落脚之地，想为伊利奉献的大门已经被堵死。我是个不甘寂寞，又很想做事的人，这一切就不能不让我提出上述的申请。
在不了解真相的人看来，这是不是牛根生有些不仗义，要离开伊利，但知道并忠于事实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今天我之所以“自动”提出申请：退职或退休，这完全是为事实所迫，是大势所趋。我一向的态度是为了伊利的事，宁愿委屈自己，历史上已有过多次，但愿这是最后的一次，因为我确实不愿意再看到，领导为了我而分散精力。伊利目前的状态，不容再为摆布我而煞费苦心！应该集中精力抓该抓的大事；也不愿意看到广大伊利员工为了我一个人而苦恼，一了百了，免得好多人观望、等待。
我是伴随着伊利的成长而成长起来的，几乎伊利的一草一木，几乎每样冷冻的产品都倾注了我的心血与汗水，今天，当我不得已而离开的时候，我的心情是难以用言语来表达的。
最后，我恳切地希望各位领导及董事，考虑到这些年我对伊利的付出及贡献，妥善地解决我个人的善后问题，诸如，1997年、1998年的年薪兑现问题，及医疗、养老保险等诸多待遇问题。
至于我的党组织关系问题，也希望按有关规定办理。
几年来，各位领导、董事曾给我大力支持与帮助，在此深表谢意并铭记在心。
顺致
秋安
牛根生
一九九八年十月二十日
7。矛盾的98％是误会
误解和被误解的频率标志着一个人的素质
如果用派系的眼光来度量，我们很容易认为这位教授是“亲牛派”。不过，且不管他是“亲牛派”，还是“亲郑派”，能够写出东西来公开论争，就说明所陈事实至少是经得起推敲的。但这毕竟只是一家之言。一家之言，即使讲的全部是事实和真理，但在未听到“另一家之言”之前，我们还是持审慎的“立此存照”的态度。西方有所谓完全基于事实、不加任何主观评论的“纯客观报道”，然而，对事实的不同选择，以及对同一事实不同视角的取舍，都足以形成完全相反的导向。这和“盲人摸象”是一个道理：每个人所讲的都是真理，然而同时每个人所讲的也都是谬误。所有的局部真理之和，才等于全部真理。然而，我们人类何时曾经得到过“全部真理”？不可能，也不现实。所以，人类永远只能阐释自己已经获得的“局部真理”。
老郑如果有什么申辩，我们只能等另一本书了。
现在我们回头再来看一下牛根生1998年10月20日写给董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及公司领导成员的辞职信。（见本书第40页）
这封长信，是牛根生痛定思痛之作，言词平和、中肯而含痛切。
对于这封信所陈事件，我们关心的不是它对伊利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而是它对牛根生日后经营蒙牛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比如，信里仅就老牛（这一年他40岁，我们也称他为“老牛”吧）与老郑的个人关系，就提到四件事：一是“牛角梳谎言”，一句夸张价格的“脱口秀”，演变为诚信与人品问题；二是“接送错位事件”，送迎上的一次客观失误，演变为牛根生眼里无老郑、客户眼里只有老牛；三是“捐款万元风波”，因为在救人上第一个捐款、捐款最多，演变为故意“出风头”；四是“老郑住院老牛不去探视事件”，演变为老牛眼中无老郑。
牛根生在信中点出了这“四大事件”的要害：误解。
除了“世界冰淇淋大王”的梦想半途夭折令他抱憾终生外，“误解之痛”大概是他在伊利16年中最深入骨髓的遗憾之一。
所以，到了蒙牛，牛根生推出一个著名的“误解论”：“误解与被误解的频率标志着一个人的素质。”同时，在他的主持下，“矛盾的98％是误会”被写进了《蒙牛企业文化手册》。
老牛认为，严顺开1993年表演的小品《张三其人》，是春节晚会最经典的节目之一，将“误解与被误解”诠释得淋漓尽致。在他的倡议下，蒙牛管理层曾经统一观看这一小品：那个可怜的张三在替别人看守鸡蛋时煮自己的鸡蛋吃，正煮着，鸡蛋的主人回来了。张三为了不让人家误会就不厌其烦地解释，还主动帮人家数鸡蛋，结果偏偏就差一颗……张三浑身有嘴说不清，解释到最后，索性把自己的鸡蛋送给人家，还被讥为“神经病”。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篇治国撰写的关于“误解与被误解”的短文：
“误解”与“被误解”
我们企业文化中有一个观点：误解与被误解的频率标志着一个人的素质。
为什么这样讲？因为误解别人，至少有一半的责任在自己；被别人误解，也至少有一半的责任在自己。一个人如果频频出错，那么他的素质又能高到哪儿去？
误解别人有多种情况。
关联误解：说的是东，领会成西；敲的是鼓，以为是锣；画的是月亮，误当做飞碟……由于对关联物的混淆导致领会错误。这是第一种。
缺省误解：别人传递的要素有七个，自己只领悟了五个，要素不全，于是一偏再偏；别人说了三句话，自己只听到了半句，于是断章取义。这是第二种。
错位误解：自己丢了一个元宝，对方手里恰巧也有一个，便判定此元宝是彼元宝；甲家门前被人倒了一桶垃圾，乙恰好提着空桶经过，便断定此垃圾是乙所为。不调查研究，不寻根究底，不透过现象看本质，不跳高一层想问题。这是第三种。
对称误解：心中有若干个模子，只要眼前事物的前三个要素与自己心中储存的某一个模子吻合，便推知后三个要素也与此模子完全相同。这是第四种。
偏执误解：自己是对的，与自己不同的观点就一定是错的，非此即彼，非黑即白，忘记辩证法，缺乏弹性思维，不能“一分为三”。这是第五种。
归因误解：有人剃光头，便以为要当和尚；有人避开自己打电话，便以为一定是说自己的坏话；有人指出自己的错误，便以为那是泄私愤图报复……虽然存在其他的可能，还是抱定一种错误的归因，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这是第六种。
讹谣误解：听信谣言，不辨讹传，受人挑拨，横生枝节，隔人隔心如隔山。这是第七种。
被别人误解也有多种情况。以上的“误解因式”均可转化出对应的“被误解因式”，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些：
怒火效应：把对一个人的怨气撒到另一个人身上，把对一件事的怒火烧到另一件事上，把对私人的恩怨转到公共事业上，让人莫名其妙。
半语效应：信息传递不完整，有头无尾，有左无右，有正无负，有喜无忧，让人片面解读。
先例效应：见尧思尧、见桀思桀是人之常情，一个人如果做桀的时候多了，那么，当他偶尔做尧的时候，别人依然会解码为桀。
不管是误解别人，还是被别人所误解，实际上与一个人的整体面貌息息相关。误解与被误解的背后，有当前的原因，也有历史的原因，是知识、感情、道德、性格综合作用的结果。一个高素质的人，会将滋生信息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