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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怎么办].时寒冰.文字版-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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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0。5%,增收7606 亿元。而同期的GDP 增速为10。4%,税收增长速 

度是GDP 增速的3 倍。 



    另有一些数据亦支持这一点。 



    我国工资长期处于较低状态。国际劳工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2000~2005                            年间,中国 

的人均产出增长了63。4%,超过了印度的26。9%和东盟的15。5%。这一数据显示出中国经济 

的增长是有效率而且是健康的。但是,该报告也指出高劳动生产率却并没有体现在工资水平 

的增长上,这表明公民没有充分分享到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成果。由于工资增长缓慢,造成我 

国消费长期低迷不振。 



    这与世界银行2007 年2 月发布的一份报告结论相同。世界银行认为,造成中国消费长 

期低迷的原因并不是公民的高储蓄,而是工资水平跟不上经济发展速度。许多关于刺激中国 

消费的传统看法主要将注意力集中在中国过高的家庭储蓄上,但实际上,中国消费的下降可 

以用工资等收入占经济比重在过去的变化来解释。工资水平作为衡量居民收入的指标,其在 

经济指标中的比重呈现持续下降态势,远远低于美国57%的水平。10 



    近年来,我国GDP  以9%左右的速度增长,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也以年均20%的速度 

增长,但工资占GDP 的比例,则从1989 年的16%下降到2003 年的12%。11 



    为了拉动内需,我国从1988 年开始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消费的措施,但效果平平,工资 

涨幅低于GDP 增速不能说不是一个根本性原因—收入低拖了内需的后腿。 



    因此,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不是高工资导致的生产成本过高问题,而是工 

资落后于GDP 增速所引发的内需不振问题。低工资状态下的廉价劳动力,虽然可以降低生 

产成本,却让我国经济难以走出粗放式发展的模式。 



    这种定位在中国和印度之间体现得很明显,《人民日报·海外版》披露的数据显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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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领域,我国的劳动力价格甚至比20 世纪90 年代才开始快速增长的印度还要低10%。 

印度平均工资水平在2003、2004 和2005 年这三年分别上涨了11。45%、11。6%和14%,远远 

高于印度当年的GDP 增长速度。高工资加快了高技术人才的培养步伐,并有利于留住人才, 

印度软件业的快速发展就得益于此。 

近年来,无论是在印度、美国还是欧洲各国,劳动力工资都在提高。在美国,单位劳动力成 

本出现了将近25 年来的最快增长。2006 年的数据显示,德、法等国的失业率当时都处于几 

年来的最低水平,过低的失业率加速了工资上涨的步伐。12 



    我国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也低于俄罗斯。1999~2006 年间,俄罗斯经济年均增长6%, 

而同期俄罗斯的人均实际工资和人均实际收入的增长速度,比GDP 的增长速度高出2 倍。 

俄罗斯财政部部长库德林还宣布,根据俄罗斯2007~2009 年预算计划,未来3 年,实际工 

资还将提高50%。 



    对比之下,显出我们应努力的方向。 



    另外,贫富差距的拉大也是制约我国内需启动的一个重要因素。一个最常见的数据是: 

20%的人拥有80%的银行储蓄。而在房价上涨过程中,部分首先富起来的人炒房,推高房价, 

进一步抑制了普通民众的购买力和消费动力。 



    第二,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公共产品的市场化倾向蚕食了民众的消费能力。 



    社会保障健全的国家,民众对未来不确定性预期的担忧小,后顾之忧小,自然也敢于消 

费。反之,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的国家,民众对未来担忧大,他们会不由自主地养成储蓄的 

习惯,不敢轻易去消费。 



    同时,由于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民众需要承担医疗、教育、养老支出,并受到高房价 

的困扰,这些负担蚕食了民众的消费能力。教育部原副部长张保庆曾经坦言:“我和我夫人 

两个人的工资加在一起,也只供得起一个孩子上大学。” 



    我国消费体制改革与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并未同步进行。一方面住房商品化、教育产业化、 

医疗市场化等进程迅速展开;另一方面,公众的收入结构改革滞后,人们因住房商品化、教 

育产业化、医疗市场化等增加的消费支出,没有能由收入(货币工资)的相应增加而得到充 

分补偿。 



    虽然,从1998~2005  年,我国财政社会保障经费年支出虽然由598  亿元增长到3600 

亿元左右,年均增长29。4%,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也从5。5%增长到11%,但与发达国家相 

比(美国占70%以上),这一比例依然过低。 



    2007 年5 月28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了2007 年《社会保障绿皮书》。绿皮书指出, 

1990~2004 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510。2 元增加到9421。6 元,增加5。24 倍;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686。3 元增加到4039。6 元,增加4。89 倍。与此同时,我国城乡居民 

人均医疗保健支出分别增加了19。57 倍和5。86 倍,居民卫生支出的增速远超出其收入增长速 

度。教育支出同样如此。全国高校的人均学费在1990 年时不足500 元,到2004 年就已经上 

涨到5000 多元,上涨了10 倍以上。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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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须要强调的是,房价的过快增长是蚕食民众购买力、制约内需启动的一个极其重要 

的因素。由于房价连年持续快速上涨,偏离民众的实际购买力越来越远。在许多城市,购买 

一套房,相当于消耗掉一个中等收入家庭一辈子的收入。至于那些按揭买房者,在长达 10 

年、20 年、30 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背负着沉重的还贷压力,平常不得不节衣缩食,高房 

价透支了他们未来几十年的消费能力。当开发商等少数既得利益集团获取巨额财富的时候, 

牺牲掉的是民生和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大动力—内需。 



    支出增速远超过居民收入增速,无法实现藏富于民的设想,难以让民众真正分享经济发 

展的成果。同时也使我国居民生活压力较重、对未来不确定性预期的担忧加大,严重抑制消 

费需求的释放,导致内需屡拉不动,从而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个致命缺陷。 



    第三,行政管理支出增长过快,挤压了公共产品领域的财政投入。 



    2006 年,全国两会期间,国务院参事、全国政协常委任玉岭指出:“我国行政管理经费 

增长之快,行政成本之高,已经达到世界少有的地步。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行政管理 

费用的增长还在上升。”任玉岭指出,目前我国共有1。2 亿人口生活困难,而1978~2003 年 

这25 年间,我国的行政管理费用已增长88 倍,高于同期财政收入增长和GDP 增长。行政 

管理费用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在1978 年仅为4。71%,到2003 年上升到19。03%。将2003 年 

行政管理费用同2000 年相比,3 年内增长1923 亿元,平均每年增长23%。 

      任玉岭的观点与财政部官方网站一篇研究报告中的数据不谋而合。该报告指出:如果 

以行政管理成本支出情况分析,行政支出成本确实存在着不断膨胀的事实,公共财政支出的 

有效性还有很大的潜力可挖。这种膨胀基本体现在:一方面行政管理费用的绝对支出从改革 

开放初期1978 年的52。9 亿元,增加到2003 年的4691。26 亿元,增长了88 倍,同期的财政 

收入与财政支出分别增长19。18 倍、21。97 倍,政府成本支出增长的倍数分别高出同期财政 

收入与总支出增长的68。82 倍和66。03 倍;另一方面,在国际上比较,中国的行政管理费占 

财政总支出的比重要比发达国家高出很多。以2003 年为例,中国的行政管理财政支出已上 

升到19。03%,远远高于日本的2。38%、英国的4。19%、韩国的5。06%、法国的6。5%、加拿 

大的7。1%和美国的9。9%。15 



    行政管理支出增长过快与“三公”(公车、公款吃喝、公费旅游)消费不无关系。2008 

年11 月28  日,在中央电视台《新闻1+1》节目中,央视特邀观察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 

厅研究室特约研究员王锡锌指出:“我国公款吃喝、公费出国、公车开支一年9000 亿元。” 



    而“三公”消费增长过快又与行政机关的膨胀有关。王锡锌指出:“我们辽宁的铁岭市, 

一个304 万人口的地级市,居然有9 个副市长,而办公部门居然有20 个副秘书长。另外有 

一个山东的贫困县只有30 多万人口,居然有15 个县长助理,的确是令人震惊。”16 



    2008 年11 月,辽宁铁岭市有9 个副市长、20 个副秘书长,河南新乡市有11 个副市长、 

16 个副秘书长,贫困县湖南平江有10 个副县长、4 个县长助理等现象,成为全国各大媒体 

热炒的焦点话题。这些全部源于政府网站的信息,反映出机构臃肿、官员过多的弊端。 



    政府机构越大,开支自然越大。2007 年,国家财政税收增加了31%,达到5。1 万亿元, 

占GDP 的21%,相当于3。7 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12。3 亿农民的纯收入。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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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由于惩罚性措施不够严厉和系统,执法不严,使得我国消费领域的社会信用水平 

较低,一些生产厂商在提供商品或劳务时利用以劣充优甚至以毒充优,或者虚高成本、哄抬 

价格,牟取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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