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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与我和张沪接触的是魏石山，他不仅长于字画，还会中医。他见张沪体态虚弱，知 其在曲沃的遭遇后，出于同情之心。他建议让她提出“保外就医”的申请。
我和张沪对此都感到突然。当然能够离开劳改地盘，是我们求之不得的事；但是我们各 种办法都想过，惟独没有想到过走这一步棋。他说，这里的队干部及其家属，都常常找他看 病——他与总场医院也很熟悉，根据张沪的情况，被批准的可能极大。特别是这里的管教干 部，对知识分子都挺富有同情心的。他在几个劳改单位改造过，这里的指导员陈大琪，是个 很有见地的人。
经过我和张沪的观察，老魏所谈皆非虚言。因为从我们到这儿的第一天，陈大琪已然显 示出他的与众不同。在对我们这些刚刚到达这儿的新号，例行完了点名和分配窑洞之后，他 突然对我招了招手，让我跟他走进他的办公室。当时我的猜想是，这支“双劳改”的队伍是 我带队来的，他找我不过是询及一下每个成员的情况。可是我意想不到的是，他让我在椅子 上坐定后，却扯开了闲篇：“你这个姓氏真少见，我生平只见过一回。”
我沉默地听着，不便随意答话。
“那还是我上小学六年级的时候，读到语文课本上的辅导材料，有一篇写一个农村女娃 卖苇席的故事。作者的姓氏是从，名字叫什么，我已然记不清了；你这个‘从’是不是…… 跟他一个姓？”陈大琪两只眼睛审视着我，“你们还没有来，副档已经先到了这儿，知道你 过去是搞文学的，那篇东西是不是你写下的？”
真是恍如隔世，在十多年的劳改生活中，我早就把我青年时代写的一篇千字文忘光了。 经他一提，我倒是当真回忆起来了——它发表在孙犁主办的《文艺周刊》，上，后被纳入高 小语文教学的辅助教材之中。想不到事隔多年，在这个黄河之畔的劳改队，被主管我的劳改 指导提起。我只好点点头，回答他说：“是，那是我当年写的：您如果不提起它。我都忘 了。”
“那文章我一直记得。”他说，“我是农村里长大的娃，爱读写农村的书。”
我点点头，心里也挺高兴——因为让指导员知道我的过去，并不是什么坏事。
“从明天起，你出任中队的统计员工作。魏石山是搞宣传的，有不明白的地方问问他就 行了。”他说，“你可以走了，有大事可以直接找我。”
第一天的经历，让我和张沪确认了陈大琪是一个尊重知识的人——有这样的干部在这儿 当一把手，老魏提及的离场方案，也许真不失为一种可行的选择。因为张沪原来就有心脏病 史，加上曲沃的折腾，在病史中又加了另外一笔，我俩几经研究，决定将她所有的病历，由 老魏呈给中队过目；同时，张沪向上呈递了一份请求回京治病。保外就医的报告。说实话， 当时我们只是立足于争取，并没抱有多大的希望——无产阶级专政是铁，对阶级敌人的仁 慈，就是对革命的残忍。这是我们牢记于心的，姑且当作投石问路吧！未曾料到的是，不到 一个月的光景，张沪保外就医的申请批了下来——她从伍姓湖，提前告别了劳改生活，直到 她的问题在1979年彻底平反。
一间约有12平米的窑洞，只剩下我一个人了。一个单人床，一张办公桌，桌面上堆满 了统计报表之类的东西，剩下的就是毛泽东的著作。这里确实像同类们所说，很少其他劳改 农场令人心烦的政治学习，只有老魏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出上一期黑板报，摘录一些报纸 上的过期消息。他使用过的《山西日报》，我拿来炒冷饭般地过目一下，然后堆在桌子上， 以表示自己关心国家大事。从劳改开始，近20年的光景中，我还没有一个人住过一间屋 子，因而，当白天人们都去田野劳动，我手拿着一只沾水钢笔，填写着各式各样表格的时 候，内心有一种十分恬静的感觉——就好像一只远航的船，在历经了凄风苦雨的航行之后， 终于驶进了一个避风的港湾。
只有到了月底，我这间窑洞才常常满员。全队几十口子，都要到我这儿来买饭票——这 里最高的工资不足40元钱，一个月的伙食费用，大肚汉有20元也就够了。我收完了钱，把 它转交到伙房，这是我的任务之一。我的惟一劳动项目，就是手拿一个由木工做好了的米 尺，去丈量中队的土地面积；那米尺是三角形的，上边有一个转动的木把儿，我一边走着就 把面积丈量出来了。此外，我有时还要下到劳动工地，去记录下每个生产组的生产进度，然 后造表上交给主管生产的袁队长和中队技术员。仅此而已！
对我来说，干这点儿事情是填不满我的时间的。因而在收工以后，同类中的王臻和朱效 梅，是我窑洞中的常客。特别是到了周末，我负责去中队开设的小卖部买酒，王臻负责掌 勺，当酒菜都准备齐全之后，朱效梅便会不请自到。他来自尚小云剧团，不仅能反串青衣， 还一专多能地会自拉自唱。我们三个人一边喝酒一边唱起京剧，什么《玉堂春》、《白门 楼》、《罗成叫关》、《吕布戏貂婢》……当然，为了防止有人下蛆，我们偶尔也唱《沙家 滨）和《红灯记》中的片段，这不是我们想唱的，纯属为了掩人耳目。开始时，我们是小声 演唱，因为这些旧戏都是“文革”破“四旧”中早已被打翻在地的东西；但是自从有一次陈 指导员走进窑洞时，朱效梅正在地上虎虎生威地唱着杨子荣打虎上山的段子，陈指导员笑了 笑，便走出了窑洞。从此以后，我们的调门便越来越高，加上有酒助兴，有时竟然唱到了忘 我的程度。
我在上中学时，发表文章的稿费，大都花在了看叶盛兰的小生戏上，因而也会唱两嗓子 小生，所以我与朱效梅常常一起唱上一段，由王臻在旁操琴，两人一直唱到口干舌燥为止。 窑洞虽然隔音，但是窗子和门是不隔音的，因而住在我旁边的刘四、耿秀敏——以及宣传员 老魏，有时也来助兴——此时的窑洞，就变成了一个周末俱乐部。据说，有的同类曾对此表 示过异议，向中队反映过“几个右派在恢复‘四旧’，应该制止”云云，但是陈指导员，对 此未置可否。因而在我的记忆中，那是我进入劳改队之后，最为开心和快乐的时光。是有意 逃避当时的政治？还是借酒浇愁？也可能是二者兼而有之吧！反正在那一段日子里，我获得 了“避风港”内的愉快和轻松。要知道，此时已是1976年的暮春时节，中国政坛正在晴转 多云，刚刚出来主持国务院工作没有多久的邓小平，又陷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围 剿之中，蛛网般的政治使人无法捉摸，干脆来个一醉方休。对我个人来说，当年对我刺激特 别大的，是在这年的1月8日周恩来的病逝。这位政治老人走了，使中国政坛上少了一个 “平衡”危机的中介机制；由于少了这个重要人物，多病的毛泽东便难以听到另一种声音。 毛泽东于该年2月提出的“走资派还在走”，把矛头直接指向了邓小平，就是周恩来离世之 后的第一个大动作。毛泽东曾经重用过小平同志，在“文革”中把他打倒；1975年再次启 用了他，主要是周恩来运作的结果，可是不过一年左右的光景，毛再一次把邓打翻在地，这 使我的思绪像是走进《易经》中的八卦死阵。我无论如何苦思冥想，也找不到中国政局能走 出八卦阵的生门。在这种情状下，作为一个最底层的贱民，不如闭上眼睛，自我找乐——周 末的京剧表演，其渊源就在于此。
大概是在当年5月中旬的一天，我去麦收现场检查麦收亩数，刚刚走到吐出淡紫色花蕾 的苜蓿地边时，忽然发现地里蹲着指导员陈大琪。他见我走了过来，便朝我喊道：“地太干 了，你记住明天安排人放水浇地。”
我答应回去写在黑板上，以防忘记。同时告诉他，我是去麦地看收割进度的。
他说：“你先过来一下。”
我走了过去。和他站在地边的一棵大杨树下。
“这一段，你感到咋样？”他询问我说。
这句话问得我无法回答，因为我不知道他问的是指哪一方面。
“常看报纸吗？”
“从宣传室那儿拿到的，我都看了。”
“你有甚感受？”
我低头沉默了好一会儿，作出了违心的回答：“形势大好，批邓又把”文革“精神，重 新提出来了，我得好妹学习。”我虽然知道陈大琪是个尊重知识的干部，但他毕竟是管理我 们的劳改干部，在政治问题上我不能嘴上没有一把锁。
“这是你的真实看法？‘文革’把… ”他扭头看看四周，回过头来对我说，“‘文 革’时期只有劳改单位还在规规矩矩生产；都去抓革命了，国民经济的问题，你这个知识分 子考虑过没有？”
老实说，陈大琪指导员的话，着实地把我吓了一跳。这不仅仅是他一个人所想的，也是 每一个有爱国良知的百姓——包括知识分子在内，无不忧虑的问题。在这漫荒野地，他突然 道出了他的心声，使我更加难以作出回应了。但是不回答又是泯灭良心之举，我心里七上八 下了半天，只好矛糊其辞他说：“是啊，有的国家的宇宙飞船，都从月球上带回泥土来了， 我们这里还在斗来斗去的呢！”
是不是陈大琪也觉察出了什么不妥，因为我们的身份毕竟是专政与被专政的关系。当我 回答了这句内藏政治的话以后，他就抛开了这种并不对口的谈话，而转向了劳改队中的话 题，他说：“有人反映你们几个人，常在窑洞里唱甚的京剧。其实我早应该找你谈谈— ”
我忙打断了他的话，主动自我检查说：“最近麦收挺忙，我们已经停止了这种活动。唱 旧戏是会产生不好的影响，我们今后不再演唱就是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你们偶尔唱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