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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你的行李放在角角上。”
“是。”
“就在那儿原地坐下。”
我又应了一声，把行李靠在帐篷角角上。仿照那些老号的样子，盘腿坐在地铺上。屁股 反馈给我的信息是：地铺上没铺木板，只铺有一层稻草，稻草上铺着的是老号们的行李。冷 鼻子传导给我的信息是：稻草似乎已经发了霉了，那霉烂气息掺杂着肮脏被褥发出来的潮湿 臭气，就是一个化学家也难以罗列出这气味的化学分子式。好在帐篷角角上，有缝合不严的 地方，我把鼻子伸向那儿，可以嗅到帐篷外吹进来的清冷空气。
“你总往外瞎看什么？”值班班长见我经常歪头吸气，以为我在向帐篷外边窥视，对我 进行管教说，“身子进了土城，心也应该跟着进来，不管你在社会上是干什么的，到这儿一 律是罪犯，留恋过去是没有用处的，进土城就是劳动改造的开始。”
帐篷里几十号人的目光都转向我，我的脸腾地烧红了。那值班班长不容我说话，对我继 续进行开导：“现在，你首先要学习好坐着的姿势。第一，两眼前视；第二，挺胸收腹；第 三，盘腿坐正；第四，把双手搭在膝盖上。你看，就这样坐— ”他做了个示范的姿势给我 看，“你看明白了吗？”
我看看周围的“同类”坐姿，虽说没有值班班长那么标准，却也不亚于一尊尊罗汉打 坐，我只好应了一声，强打精神挺直了腰身。帐篷里的读书声重新开始，那标题我已忘记， 但内容却记得十分清楚，大意说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为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威慑力量，必 须对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实行严管。读过报后由值班班长布置讨论，讲明发言 时必须联系每个人犯下的罪行。那些流氓、小偷类型的老号，抢先发言，在赞颂政府改造政 策伟大英明的同时，还不断检查自己不该把个人幸福建筑在他人痛苦之上云云，如此这般， 周而复始。他们好像对这儿的环境已十分习惯了，发言时喜笑颜开，毫无痛苦之表情。不知 是哪个小子喊了一句：“让那‘新号’交代一下罪行吧，今后好能彼此监督。”
“对！”七嘴八舌地响应。
我对此毫无准备，推脱着说：“我还不懂这里边的规矩，先让我好好学习两天再发言 吧！”
“应该抢先脱裤子割尾巴嘛，没有一点自觉性，你还能够改造得好？”值班班长说道， “也不难为你这新号，简单交代罪行就行了。是愉了？是摸了，是乱搞男女关系了？是书写 反革命标语了？是… ”
“我是右派。”无奈，我只好亮了字号。
“右派？”值班班长狐疑地问道，“右派都在社会上改造，怎么会被送到土城里来？”
“不认罪错，并且重复了新的右派言行。”我说。
“那就是反革命嘛！”有人打响了批判的第一枪。
“右派本来就是反革命，又重新反党反社会主义，那就等于是双料的反革命！”
“交代罪行时干吗往脸上抹粉！”
“这新号态度不老实。”
“样儿倒挺斯文，是只披着羊皮的狼！”
至今，我对初进“蒙古包”时的被迎头批判一顿还记忆犹新。其实，那些老号是在帐篷 里闷得难受，彼此之间的车轱辘话已经听腻味了。每每帐篷里来一个新号，都是如此这般一 番，用十分庄严而又堂而皇之的表象，掩盖几十口人内心的愁苦之情。包括那个值班班长， 他来自清华大学，1959年因为书写了一张攻击大跃进的大字报，以不戴右派帽子的反动分 子身份进了土城。
替我解围的是那顿中午饭，饭簸箩一进帐篷，批判声立刻云消雾散。一双双眼睛都盯向 那冒着热气的窝窝头。收容所的窝窝头比拘留所的窝窝头大一点点，白菜汤稀稠和拘留所没 有差别。分窝头和汤、咸菜疙瘩的任务，由值班班长执行，在我看来分配是十分公平的，但 每每遇到窝头缺个角或窝头被笼屉布粘去一层，都会引起麻烦。
“为什么给我缺了皮的？”
“赶上谁是谁。”值班班长说，“没看见吗？我如同瞎子摸象一样抓窝头。这里边没厚 没薄，全看你的运气好坏了！”
值班班长两眼看着顶篷，像赌徒玩弄赌具一般摸着窝头。没过一会儿，抗议声又响起 来：“我这个窝窝头眼儿这么大，换一个吧！”
值班班长笑道：“伙房大师傅的手指有大有小，有粗有细，谁赶上张飞的手捏的窝头， 谁认倒霉。”
我很惊奇这些老号的心态，他们就好像幼儿园的娃娃观察玩具一样，评判着窝头的分 量，窝头眼儿的大小等等。虽说1960年是天灾加谎祸的荒年，社会上许多家庭多了一杆称 下锅粮的秤，但还没有因饥荒而使心态变得畸形，来土城的第一天，我就看到饥饿带给人的 精神变态；清华大学来的那个值班班长喝完菜汤后，还像猫儿舔碗一样用舌头把碗上的菜叶 舔得干干净净，真比水洗的菜碗还要干净。
我本来就心情郁闷，加上帐篷外的“蹲下”和帐篷里的“见面礼”，心情灰到了极点。 两个窝头我让给了挨着我坐的老号，只把菜汤倒进了自己的肚肠。我口干舌燥，学习时就想 喝上一杯开水。可这儿甭说开水，连冷水也没得喝，那碗稀稀零零的白菜汤，正好当白开水 解我心中之焦渴。然后，我往帐篷边行李上一靠，伤神地闭上双眼。
好比一只生命之舟，当它已被搁浅在无水的沙礁，心里反而比在海雾之中苦渡要安心多 了，因而我靠着行李就昏沉沉地睡着了。醒来睁开眼看看，帐篷里一个紧挨着一个躺着，鼾 声粗细不匀，那值班班长用一张报纸盖着脸，身子斜靠在帐篷门口打盹；每次头往下一低， 那张报纸便从脸上滑下来，他睡眼迷朦地再把它抓起来盖到脸上。
帐篷里只有一个人没有睡，就是刚才吃了我那份窝窝头的老号。他是个精瘦精瘦的小老 头儿，坐在地铺的铺沿上呆呆发愣。
“你怎么没有休息一会儿？”我悄声问他。
“是想躺一会儿，可是伸腿的地方被你占去了。”
我悟性顿开，在这张方圆二十平米左右的帐篷里，躺着有几十号人；人挨人，人挤人， 由于我往行李上一靠，只留给他屁股大小的一块地方，他只能在那儿和尚打坐了。
“来，你躺下，我坐会儿！”
“不，快吹哨了，哨声一响都要爬起来学习。”
“对不起，我占了您的地方。”
“你还给了我窝窝头吃呢！”老头儿小声说，“不过，今后你再给我窝窝头得背点人， 刚才值班班长接到一张告状纸条，说新号拉拢老号。在这里人和人不能有来往，不能伙吃伙 喝！”
我愣了。
“没关系。值班班长睁一眼闭一眼。下回你把手背到身后给我，别让那些混蛋王八羔子 看见就行了。”接着，老头儿开导我说，“到哪站说哪站；你别愁眉苦脸的，我初来时也和 你一样，不思茶饭，现在肚子就成了无底洞。”
“您什么罪条进来的？”
老头儿看看帐篷里的人都睡得像死狗，便紧挨着我的耳梢，低声说起他进土城的缘由。 这老头儿原是北京郊区一个公社社员，论出身三辈子贫农，论资历土改年月斗过地主老财， 可算得上根红苗正了。饥荒年间，他到大队长的自留地里（社员没分自留地）去偷青，被大 队长的小崽子发现了，于是叫他背着偷的青玉米敲锣游街，一开始，这老头儿一边敲锣一边 作践自个儿，喊着：“我饿得肚皮挨了脊梁，犯了偷青罪，乡亲们千万不要学我，当好吃懒 作的‘三只手’！”喊着喊着老头儿觉着不对味儿，说我他妈的偷青犯罪，你他妈的这块自 留地不是偷社里的么，他妈的你当队长就能比社员多一块青庄稼地？我是暗偷，你他妈的不 是明吞吗？老头儿一时来了火性，便擅自改了游街时的词儿：“我偷青固然不对、可是我没 进社里的庄稼地去掰青玉米；我是进大队长自留地去偷青的。许州官明着放火，还不许我暗 中点灯？人家把几亩地划归自己，我只不过掰了几亩地上的半麻袋青玉米呀！”老头儿的调 门儿一改，惹出了麻烦事，游街示众倒是停止了，但是没过半月，公社政法干部找上门来， 人家不说自留地的事几，只说他偷青是破坏青苗的反动行为。坏分子的帽子戴上不说，还押 送他到了土城。“他姥姥的，在哪儿不是干活吃饭，我想开了，吃劳改这碗饭还省心哩！” 老头儿朝我笑了，算是抖落净了他的悄哪话。
这是我进了劳改队以后，结识的第一个同号。“第一个”永远印象深邃，而这“第一 个”就有满腹冤情。
哨子声终于尖利刺耳地鸣响起来。这死去了一般的蒙古包，又成了活的世界，于是“认 罪”守法之类的词儿，不断从每个成员嘴中吐出来，就连我身旁的这位老头儿，也能扮演两 面人，说出一套冠冕堂皇的词儿。这位老农民姓汪，我之所以能清楚地记下他的姓氏，因为 他在“认罪学习”中，把他的姓氏和大汉奸汪精卫曾勾联在一起，尽管这是十分荒诞而荒唐 的联系，但是“蒙古包”里没有人笑。人们好像悟出了一点道理，骂自己越狠越好，纲上得 越高越好。这精瘦精瘦的老农民，最后把偷青行为比喻成拿着铁锨去挖天安门城楼的地基， 是和反革命同一个鼻子眼出气儿的反革命行为。当然，他在交代批判自己的罪行时，省略掉 了是偷大队长自留地上青苗的情节，在众目睽睽之下，隐藏起了他内心的愤懑和悲哀。
烦闷的，枯燥的，千篇一律的认罪学习终于完结。天黑了下来，帐篷里亮起了灯火。偌 大的帐篷里，只悬挂着两只二十瓦的灯泡，光线幽暗得如同地窖。我蹲在地上正在解行李扣 儿，睡觉的命令就下达了，待我把行李扣儿解开，已经没了我睡觉的地盘。在值班班长强令 下，好不容易把我的左邻右舍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