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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笑骂声渐静时,听见门启声,电灯开关声,灯亮了,是童年时代,父母亲去城镇替他们小孩买制服回来,深夜他们都睡着了,他迷糊看见母亲拿着衣服在熟睡的妹妹身上量比着。画面外有声音喊他,是现在的他坐在床边,屋外一干朋友叫他出去玩。他们玩踢罐头,月空下的小村,嬉闹声,有音乐升起。
镜转第二天一大清早,矿工们结集到矿坑前,亦不入坑。中午阿远跟阿云送粽子来,办公室那边换了人来谈判,愿意请客道歉和解。
想出了这一段剧本,很是兴奋,侯孝贤马上打电话给念真讲述一遍,念真笑了起来,道:“我晓得你又要搞什么东西了。”口口声声商业,弄到现在,眼看越来越没希望了。
三天后,在明星咖啡屋,第二座桥墩又出现了。那是阿远掉了摩托车之后,和阿云吵了一场无聊的架,从城市出走,把自己放逐到海边闲荡。阴雨的海边,林投树,有人烧冥纸,死亡的感觉。没有车子回去了,碰到海防部队两个充员兵,把他带回营地来。他跟大家一起吃了饭,看见电视节目在播映报导矿工的生活,他看进萤光幕里,似乎目睹那次父亲被落盘压伤腿抬出坑洞来……
醒来时他睡在营中,海潮声,暗中看见烟头的火光,以及营堡外卫兵额前的一盏黄灯。画面外有声音悉悉琐琐进来,是许多亲人围在他四面,说他过不了这一夜了。他一岁的时候病得快要死掉,据称是父亲本来答应养祖父生下的长孙要姓养祖父的姓,却又有点要反悔的意思,所以阿远一直身体不好,后来去问师公,回来吃了一种草药,拉出一堆黑屎,肚皮消下去,就好了,父亲也赶紧把他过给养祖父,姓养祖父的姓。
有了这两座桥墩,渐渐有了这部影片的调子,呼之欲出,却还未明朗。侯孝贤说:“应该是从少男的情怀辐射出来的调子,纯净哀伤,文学的气味会很浓。是诗的。”
的确,剧本讨论中,我发现,动力是来自于某几个令人难忘的场面,从这个场面切入去想,像投石入深潭,荡起了涟漪。吸引侯孝贤走进内容的东西,与其说是事件,不如说是画面的魅力。他倾向于气氛和个性,对说故事没爱好。所以许多交待阿远背景的戏,他用情绪跟画面直截跳接,不做回忆方式的处理,而近似人的意识活动那样,气氛对了,就一个一个镜头进去,并不管时空上的逻辑性。
这时我恍然了解到,侯孝贤“基本上是个抒情诗人而不是说故事的人”。他的电影的特质,也在此,是抒情的,而非叙事和戏剧。
九月份,侯孝贤为“童年往事”入选纽约影展再去纽约,村声杂志(villagevoice)影评人访问他,提及“童”片中对时间的处理极少见,不是戏剧的时间,而是生活的时间。并且电影中许多事件的存在,不是为了要彼此连贯达到一个效果或目地而存在,似乎它们就只是在那里的,就够了,侯孝贤转述给我听时,自笑道:“我的电影是oldfashion。”
回想讨论“童年往事”时,因为以前的剧本常被某些人批评为散文化,没有结构,就说来试试看做一次有结构的东西,可是逐步深想进去,发觉其实是思考方式的不同,开心事物的焦点不同。不是没有结构,而是另外一种比较不同的想事情的方式,因着这个方式出来的造型,所以也比较不同于我们已经看惯的,熟悉的那种造型。
譬如“童年往事”的主题假如是这样:上一代的人,他们必定没有想到自己就死在这个最南方的土地上,他们的下一代也就在这里生根长成了。面临如何表达这个主题,一种结构的方式,倾向于预设若干副主题,副主题之下设若干子题,子题之内又有若干小题,一切的小题为了子题,一切的子题为了副主题,副主题最后指向唯一主题。这种结构,通常乃预设一个重大事件,以及无数个小事件,用这一连串相关事件把它直线式的安排起来。过程中,先是安排了问题和冲突的发生,然后有计划的强化冲突,一直到达冲突的最高点,再解决冲突,将观众高涨绷紧的情绪找到一个出泄口,复归于和谐与平衡。
也有另一种结构的方式,无所谓主题副主题,可以说,每一片断都是主题。片断看时,有它自己存在的魅力,不光是附属于主题的;全部看时,它亦并不因为个别的魅力而互相妨碍抵消了。它全部的结合不靠因果关系的连续性,毋宁在于游动而看起来几乎是无目的自由气息。
侯孝贤在思考剧本当中,喜欢许多与叙事发展似相干似不相干的各种东西,而排斥因果关系的直线进行。那些不相干东西里丰富的趣味和生气,永远吸引他从叙事的直线上岔开,采以不规则的蔓延。假如想出来的每场戏,都带有作用和目的,这个场景引起下个场景的发生,下个场景旋即又搭上下个场景,一个连一个的,侯孝贤马上就显得不耐烦,龇牙咧嘴道:“太假了。”此应该就是郭松■说的,可以去“圆”而故意不去“圆”的那个意思罢。
“童年往事”上映之后,引发岛内激烈的争议,竟至于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的两极化地步,侯孝贤道:“这次是一个大锣响了半面,希望下次两面都敲响。”又因为我仍不时在唠叨也可以注重电影的亲和力与可看性,侯孝贤叹道:“你们一天到晚说结构,就去看一部结构严密的电影吧。”遂邀导演组伙伴们同去看“面具”。
“面具”曾获八五年坎城影展最佳女主角。果然是一部叙事电影的优良范本,从开始人物出场,以事件一面介绍人物的背景、性格,一面推动故事前进,紧接着发生了问题,每一场景以循序渐进,往上升高的方式强化冲突,加速其严重性至不可避免的高峰,击溃之后,和解。没有一个细节是浪费的,所有看来无关紧要的细节,结果都在后面的叙事里重现,而且成为重要的要害。
因此,非凡在情节性强烈的电影,“未来”是极为重要的,“现在”的每一件事,都指向后面必然会发生的某一幕,所以大多数观众对结局皆有所感,他们能期待到他们所要期待的东西,只因前面发生过的一切镜头与场景,都是用来暗示、引导他们走向未来的高潮,在那里,问题必然是要解决的。于是观众感到了满足。
显然侯孝贤是出于自觉的,反逆这种叙事结构,他几次向导演组朋友说:“公式化的电影,面具算做得最看不出痕迹,很好的一部电影了,可是都被我猜到,完全知道它要干什么,真没意思。”
我听出侯孝贤语气中毫无妥协的意欲,心想他这艺术的“错误”第一步已经踏出,大约短时间内是回不了头了。他影片中的闲散不经心,并非随随便便拍出来,它们是另一种结构。当然,侯孝贤“必须以严格的练习来拿捏他的场景,否则加上缺乏情节紧凑的不利,他将失掉观众对他的爱好。”
如此来检讨“童年往事”的得失,我们便得到了不同层面的反省。起先侯孝贤为自己的力有不迨感到惆怅,他说即使再给他充分的时间重新剪辑整理这部电影,恐怕也很难达到他心中想要做到的那个极致,那种把主题用生活的细节,似相关不相关的交织而出。假如他拒绝用直线进展的方式把主题追踪出来,而希望以迂回辐射将之湮染而出,应该怎么做呢?他仍不很明白,至少在“童年往事”里做得不够好。后来他从爱丁堡参加影展回来,兴奋的说知道该怎么做了。
在爱丁堡遇见罗维明,聊天时罗讲起小时候,每年父亲总要带他们孩子从香港回广州一趟,探亲、扫墓。有一年父亲领着他们,手上捧座大罗盘,跋坡涉谷的爬到一个山头,告诉他们将来父亲死了,就要葬在这里。侯孝贤当下被这幅画面,及画面背后可能有的无限延伸所震慑,他形容这个画面道:“非常荒谬,可是又非常真实。”于是有了,“童年往事”的主题正就是:荒谬而真实。其实已不能算所谓的主题,正确说法,应该叫做气息。荒谬而真实,在“童”片里的画面,即祖母带阿哈咕回大陆那一场,以此做为启动点,辐散出来的气息将自然弥漫整部电影,从思考剧本时所选择的事物状态和生活细节,到找演员、造型、定装、道具、美术设计,到摄影风格、剪接、音乐,都会像铁器遇见磁铁那样的,纷纷被吸附而去,统摄于气息之中——荒廖而真实。“童”片的失败处,在没有着实抓住这个气息,所以经常会像闪了神,出现漏洞跟芜杂。若是老早便能察觉此点,则“童”片将拍得比现在凝聚而有活力,不致那样沉冗低调。
我想,人有反省的能力是很幸运的。比任何人都明白自己的成功在哪里,失败在哪里,故能毁誉不动心,保持最清彻的思路去创作。
反省也是一种累积,所以“童年往事”的剧本构思经验,成了发展“恋恋风城”的土壤,亦同时成了借镜。从场面的气氛开始想起,拿这个当种子去生长全片的骨干枝叶,将是侯孝贤目前所喜欢的结构方式。
五月二十三日,明星咖啡屋,成绩颇可观,自序场到阿远掉摩托车,跟阿云吵了一场无聊架,约二十几场戏,一口气给想了出来。阿远来台北在印刷厂工作受老板娘的气,以及他们那一群侯硐来的大孩子的生活情况,感觉像是意大利新写实主义的电影,再加上后面矿工罢工事件,我说:“侯孝贤你快要变成社会主义了。”
当时还没有细想前半段写实调子,与中段阿远浪荡到海边的画面气氛、情绪和意识,病中阿云来看他时的柔情,清晨朦胧的意识交待那段迷人的中美军事联合演习的谈话,如何把这两段结合在一个气味里。不过侯孝贤绝不致于把它拍成尖锐的社会主义电影,倒是可以确定的。
不久前,为了商讨“人间杂志”报导“恋恋风尘”拍摄过程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