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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来，是观众自己去看，从里头看到的讯息是比较多元的、复杂的，这个是长镜头的系统。
所以拍《海上花》的时候，除了是从日常生活细节跟节奏的铺排上把这底色做出来，其次就是一场一镜（onesceneoneshot），用这个方式来讲故事，希望达到一个目的：《海上花》虽然是一个妓院的故事，可是它如此的本色，如此的日常。
多年前，盟盟国中一年级的“熟悉台湾”的课堂上，老师讲到九份就讲到《悲情城市》和侯孝贤。老师说：“这部电影年代久远，你们都没看过。”
是的，年代久远（1989）的多年前，《悲情城市》得到大奖又卖座，侯孝贤认为他握有足够的配额和信用，可以挥霍一下，遂画出一幅漂亮远大的八卦图。简言之，这八卦图由几个小单位组成，剪接单位，录音单位，演员练习班，编导班，纪录片单位，迷你影集单位等（仿佛是有八个单位，因屡次在纸上跟人图解说明以至被笑为八卦图。）初时，由侯孝贤运用他现有的资源投入支助，理想状况是每个单位都能自行生长，扩大，为电影制作环境做好一些桩基。
有一度，八卦图曾变形为建立电影学校，其实是个产教合一的小型制片厂，寓教于拍片生产影像之中。而稍微比制片厂多一点的是个还隐约说不清的、可能近似“人文讲座”之类的东西。校长（或厂长）无关乎经营和制作，而接近于一种垂拱之治，一种象征，一种召唤。如此的校长形象，当然是从钟阿城来的，侯孝贤很长时间在打阿城的主意。
显然，侯孝贤高估了他的配额和信用。他警觉到资源快挥霍光时，八卦图也在落实的过程里分崩离析，渺渺不见踪迹。这个时候，他却选择拍摄一部高成本大制作的古装戏，搞不好就是场灾难，为什么？朋友们都在问，为什么？
可能，卖埠是主要的理由。妓院，漂亮的女人和场景，明星卡司，因此卖相较好集资较易吧。侯孝贤的赌徒性格，在他筹码其实有限时，他选择了全部押一个大的。但我的看法是，假如没有美术，没有美术黄文英，以上所云皆属空谈，没有可能。反过来说，假如眼前没有美术这个人，《海上花》也压根不会成立的。张曼玉说她自己目前是见步行步，侯孝贤的实战经验亦然，有什么材料就做什么事。但要是不成功，输了呢？侯孝贤说：“我又不是输这一次，我输的次数多了。我是脸皮厚——大面神。”
若按阿城的标准，《海上花》的美术可以更好。而依我来看，美术制作在台湾，是胡金铨已逝，张毅和王侠军去从事琉璃艺术，王童志在导演，所以很久很久以来到今天，不过是才刚刚有了美术这个人，因此才有美术这件事，结果也才生发出美术这个小单位。
多年前，侯孝贤藉拍《悲情城市》改革配音，成为第一部国片同步录音，自此开发出台湾电影的录音工程。而会有录音这件事，是因为先有录音这个人，小杜，杜笃之。在侯孝贤折损破碎的八卦图中，录音这个小单位，不可思议的独立发展起来，活泼运作着。多年以后（马圭兹的招牌语法），侯孝贤拍《海上花》，为什么？据我场外观察所见，他是项庄舞剑，意在把美术制作建立起来。美术，这次成为他拍此片的最重要的理由。他的动力，跟他的热情。
多年后我以为侯孝贤已忘记了他的八卦图。事实上，他后来常提到的是建一家精致小戏院，专放一些希奇的好片，老片，附有好pub；好咖啡，好茶——这是退休生涯了。然而他拍完了《海上花》，他的一种乐观信念永远令我困惑。
似乎，他仍然在坚持他建立小细胞、小单位的愿望，并未放弃。那图像令我想到盟盟小时候，她在路上若拾到一粒石头，一片枝子，总是牢握手中绝不遗失，车上睡着时也不会放开。侯孝贤的坚持一点也不像是在坚持，他比较像盟盟那样，只是握在手中不会放开而已。
剧本讨论
抒情与气氛
喜欢不规则的蔓延
讨厌直线发展的叙事性
创造游戏规则
拍摄
拍环境改剧本
不怎么分镜
何必跟自己过不去
受不了设计的东西
给自己出状况
矮罗帮
三床棉被盖住的摄影机
找到了限制找到了自由
剪接
小廖廖达廖里尼
商业一点吧
出片
这个才叫做电影
剧本讨论
2
杨德昌说编剧的过程像造桥，先有几个桥墩，于桥墩之间相互连搭起来，最后在水上空中某一处接上了，遂成。
决定拍“恋恋风城”后，发觉人物太单，就把念真找来，向他逼供身家性命，为恐他太主观，由侯孝贤和我来讨论分场，将属于念真的历史背景、时间空间，全部打散，重新想起。
碰到的头一个问题，却不是内容本身，而是演员。因为选择拍“恋恋风城”，目的之一即是想把游安顺辛树芬做出来，接拍的几部戏都用他们，创造明星和新的青春偶像。但他们两人对剧中人物而言，嫌大了。游安顺又坚固，肩膀特宽，在那样穷困的矿区家庭里，站起来都要比他矿工老爸高，长到十五岁不早被撵出去做工了，还蹲家里吃老米饭，太没有说服力。游安顺健朗的形象也不适合那个早熟多忧的，瘦小的男孩，阿远。辛树芬的眼神很坚定，因是新人，要她去扮演另一个与她本人不同的，柔细易感的十四岁女孩阿云，怕也演不来。为了演员，开始修改故事。
第一版，改阿远的家庭背景，父亲是调来侯硐的警员，而把原属阿远的那些动人的家庭关系和生活细节全部移给阿云。阿远先来台北，半工半读念大学，阿云国中毕业来台北做事，阿远发现她初初长成为女孩子时的惊异和喜悦。两个由小镇来到都市的少年男女，有他们在大环境里的挫折沮丧，有他们在压抑着青春恣情里的迷失混乱，最后男的服兵役期间，女的嫁了人。这样一改，时间便可从六年代拉到目前，拍成是现代男女孩子生活的样式和情感，换言之，在吸引学生观众的商业诉求上，将更能引起共鸣。
问题是，阿远的家庭背景改给阿云，那么多丰富而真实的事件，除非放弃不用，假如要用，只好把原来走男孩子路线的故事性向，改为走女孩子观点来拍，于是产生了第二版。两人来到都市，男的为环境所变，逐渐飘失了自己，服兵役时携械逃亡被通缉，女的是她第一次全部投入的爱情完全失败了，靠着她源于家庭和乡土的伦理根基，她没有倒下。男孩的堕落，都在她遭受苦难的历程中，获得了救赎。
显然，第二版可拍得宛转暖和，颇有观察缘，煽情一些的话，拍成“阿信”式通俗剧，亦可以是一部阖府观赏的好片子。不过我们都不喜欢，非凡是改成像这样穷家庭里大姐姐长女的身分，太理所当然了，倾向典型化，不够新鲜。仍是原故事的长子好，男孩子的责任心、敏感、和脆弱，因为不是那么当然的，比较具有可塑性，所以也比较富于变化跟回味。
改来改去，似乎又绕回原地了，再把念真找来，将两个版本的故事讲给他听，他唯一对阿远的父亲改成警员感到很难接受，他实在对警察先入为主的印象太坏了。因而讲起他小学五年级时候的一件事情，那时他的父亲经常去民意代表家打牌，母亲最恨父亲打牌，一打就到天亮，身体弄坏不说，也无法下坑，家里没有收入。他把这事情写在周记上，老师看了告诉他可以去检举民意代表，检举人一定要写真实姓名。他真的写了，偷偷跑到警察局，丢进去就跑了。结果警察把检举信交给民意代表，民意代表交给他父亲，他被父亲吊起来揍了一顿。
侯孝贤一听就说有意思，要放在剧本里。至此，决心放弃迁就游安顺辛树芬，回到原始点去想，而且故事是念真的，侯孝贤说还是尊重念真的感觉吧。如此一星期，徒劳无功。
五月十七日，游安顺带了他华冈艺校十五位同学来公司面谈，看看有没有人适合演阿远阿云。一大群豆寇年华的孩子涌进屋来，衣着入时，吱杂私语着，工作人员们皆为那扑面突来的一股生鲜气息而相觑惊笑，我才觉得自己老了，发现年轻真是没有妍丑，每一位都光亮好看。但他们是不会知道的，正如我在他们那个年纪，只觉得活着尴尬、别扭，恨不得赶紧长大，等知道的时候，又已经老了。似乎这已是宿命的一个悲哀。也许是受到这番刺激之故，傍晚在“客中作”想剧本，茫茫浑水中竟浮现了我们的第一座桥墩。
那是阿远生病，阿云来看他。看着他，他也看着她，昏热柔和中睡去了，似乎回到从前通车上学的日子，阿远在火车窗玻璃上写英文单字考阿云。画面外阿云的声音说：“你睡着啦？”他是睡着了。
次日清晨，天蒙蒙亮，画面外依稀有人声话语，是与阿远同住的恒春仔在讲恒春老家中美联合军事演习的事，淅淅的水声是阿云在替他洗衣物。睡梦里他仿佛也加入了他们的谈话，讲小学五年级写检举信被父亲揍了一顿……阿云叫醒他，恒春仔已去上班，她也要回店里工作了。阿远起床送她出门，看着她慢慢走到晨曦的街道行人里去，一种很静、很远的心思。令我们想起山口百惠与三浦友和所演的“古都”的惆怅气氛。
镜头一跳，在火车上，侯硐线，他们和一干邻友回家吃拜拜，农历七月。家中气氛稍异，原来因为电视节目报导矿工生活之不实而引起所有工人罢工。晚上村子放映电影酬神，大家议论着罢工的事，忽然停电了。镜跳家中，摸黑里祖父在找蜡烛，却摸到炮竹，一点炸得烟屑四处，笑骂声渐静时，听见门启声，电灯开关声，灯亮了，是童年时代，父母亲去城镇替他们小孩买制服回来，深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