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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阶级分子拉近乎的同志。格拉科科夫自然是在“残余分子之列了”。
“我们马上就走，”我说道。“先让我介绍一下，这是阿纳托利·费奥多洛维奇‘格拉祖科夫，一个好人，还是一位宝石专家。你正在阅读宝石方面的书，而在你面前就有一个活人，他可以解答你提出的住何问题。”
苏霍夫的脸上泛起了少女般的红晕，总算把那本硬皮书塞进了口袋，井随便嘟囔了一句：“可以解答任何问题……”
“是的，几乎是所有的问题。”
苏霍夫的脸红了，他不喜欢我拿他迷上珠宝艺术一事开玩笑，于是以生硬的口气对我说，“那么，我就去通知司机，科萨切夫斯基同志！”
二
当我审讯格拉祖科夫时，雷恰洛夫给我打电话，让我在同无政府主义分子见面之前到他那儿去一趟。
在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办公大楼的前厅里，在不知从哪所中学里弄来的黑板上刚贴上一张纸——苏联人民委员会致俄国全体劳动者的公开信：“……敌军在占领德温斯克、维登、卢兹克后，继续向前，企图切割交通干线和用饥饿困死革命的中心……我们要和平，我们准备付出重大代价以换取和平，但是我们也应随时准备回击敌人，如果德国反动势力妄图扼杀我们……”
一名患肺结核，穿着破旧军大衣的士兵，用被莫合烟熏黄了的手指指着木板上的俄国大地图，地图上用特制的小旗标出了战线的位置。他用嘶哑的声音喊道；“弟兄们，我来自莫吉廖夫，来自大本营。将军们把士兵们出卖了！枪毙那些坏蛋！”
苏霍夫痛苦地瞅着我，他的目光在对我说：“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我们应当到前线去！”
传递信件公文的女秘书们在走廊里急冲冲地来回奔走，鞋后跟不停地敲打着地板；旧军官们站在刚成立的前线工作部的门口等着接见；
一位年仅十七岁，穿着皮夹克和马裤的委员正向赤卫队员们解释莫斯科军区特别司令部刚下达的命令：全城转入战争状态，昼夜巡逻，实行宵禁，收缴武器。就地处决犯罪分子……
举行罢工的医生们站在宽楼梯台上，不停地倒换着双脚。原来放在那儿的亚历山大三世的半身石膏像已被搬走，代之的是某个未来派雕塑家雕塑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领袖们的塑像。
工农兵代表大会苏维埃值班室人员瞅了一眼宣传画——“用铁拳粉碎罢工”后，严厉地说：“公民先生们，应当结束罢工了。闹一阵子——就该满足了。恶性罢工事件将要受到革命法庭的审判。我给你们二十分钟的时间，再多一分钟也不行，革命法庭的审判员们在等着。我们要自觉，不能再耽误审判员同志们的时间了。办案的审判员已在催我了。”
从医生们的面部表情看，值班员的这番话，尤其提到的“法庭”和“审判员”这两个词击中了要害，使他们明白了自己在浪费时间。
使我吃惊的是，我们刚走到雷恰洛夫办公室的门口，挂在走廊里的壁钟正报出我们受接见的时间。过去我从未注意到时间计算得如此准确。可是雷格洛夫却不在办公室，这可不是他的工作作风，我不知所措，难道雷恰洛夫改变了自己多年养成的准时习惯吗？
我从值班员那儿得知，雷恰洛夫已受命前去布置莫斯科铁路沿线的岗哨（从战局考虑，出入莫斯科要受到严格的限制）。
“半小时前他从亚历山德洛夫车站打来了电话，请您等他一下。”值班员说，“再过五到十分钟回到这里。”
可是，我们等了不是五分钟，十分钟，而是整整一个小时……
尽管雷恰洛夫似乎在注意听取苏霍夫和我的汇报，可给我的印象是，他此时此刻正在思考别的事情。
“请再说一遍，从格拉祖科夫那儿没收来的珍珠价值多少？”他问道。
“大概值三万到四万。”
“这么说，经过十天的搜寻，只还给国家三千万中的三万卢布，平均每天三千卢布。”雷恰洛夫小结道，“如果你们继续这么干下去，那么，找回全部失窃的珍宝需要八年多的时间。太久了吧！对吗？”
当然，可以提出反驳，因为不能在刑事侦察和财会工作之间打上等号。但是雷恰洛夫的主导思想是正确的：现有的成绩不能令人满意。
总是站在正义和公道一边的苏霍夫开始向雷恰洛夫解释我们遇到了的重重困难，但雷恰洛夫打断了他的话。
“困难不是理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困难，这就是我们所处的时代。要指出的是，你们放过了瓦西里·梅斯梅尔……”
“看来，梅斯梅尔同盗窃案无关。”我说。
“‘看来’……现在，把希望都放在无政府主义分子身上了吗？”
“怎么会这样呢？”我反驳道，“如果格拉祖科夫的口供属实，我相信，数日内可以找出盗窃犯。”
“不过，以我的理解，为了做到这一点，首先要把列什抓起来，对吗？”
“是的。”
“而这一点，看来，行不通。”
“我想，行得通。对‘秃毛’和米哈依尔·阿尔斯塔温已经进行了监视。我们正在悄悄地接近马霍夫。从逻辑上推断，他一定会在他们之中的一个人身边出现。”
“逻辑终归是逻辑，”雷恰洛夫说，“而法衣圣器室的珍宝价值三千万金卢布，这是专家们确定的数目。你的逻辑推断可没有得到任何人的评价。如果有人估价的话，不会说它能值三千万。”
“谁知道，也许估价人会估四千万。”我用笑话来缓和一下气氛。
苏霍夫笑了，可雷恰洛夫不动声色。他又提了一些问题，使我头痛的是，他提到了在梅斯梅尔和克贝尔那儿发现的那些清单。我只能耸耸双肩，因为那些清单对我来说也是一个谜。
“‘巴图林斯基的汤盘’、‘双御座’、‘金马可’、‘波诺马赫的披肩’……”雷恰洛夫数落着。
突然，他转过脸去冲着正在摆弄皮烟袋的帕维尔，他没有加入我们的谈话。
“怎么，想吸烟了吗？到走廊里去吸一只吧。”
苏霍夫难为情地说：“不着急，雷恰洛夫同志。”
“干吗要折磨自己，去吸一口吧。如果有急事，我们会叫你。”
从雷恰洛夫执意要苏霍夫出去吸烟上看，他是想跟我单独谈一谈、但出乎我意外的是，谈的竟是有关今天在无政府主义大厦举行的大会……
“一定要到大会去一趟，”苏霍夫刚把门关上，雷恰洛夫就开口道，“去听听无政府主义演说家的口才。”
“是为了自修吗？”
“为什么不去听听呢？很有意思。我真想去听听，很遗憾，没有时间。”
我觉得，正是为了这件事雷恰洛夫才把我叫来的。他竟如此看重在无政府主义大厦里举行的例会，真令我吃惊。
我始终对无政府主义分子持怀疑态度。与社会革命党人、立宪民主党人和孟什维克分子相比，当时我还不认为他们是一支实际的力量。
无政府主义者人数极少。姑且不去讲他们的政治概念是多么幼稚，甚至不能把他们称为一个政党。不管怎么说，作为一个政党要有组织机构、纪律、共同纲领，而无政府主义者什么都不要。他们的联盟、协会、团体、小组都没有领导中心，谁也不服从谁。思想上的混乱更加深了组织上的涣散、无政府共产主义者在许多方面不同意无政府主义者的观点，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又从自己的观点出发批评无政府个人主义者……就是在同一政治派别的追随者中也各持有不同的世界观。有的是我们的敌人，有的是我们的朋友；有些人反对苏维埃政权，有些人却在保卫她。例如：参加攻击冬宫的水兵阿纳托利·热列兹尼亚科夫就是无政府共产主义者，而什的哥哥，也是无政府主义者，却成了士匪，在同红军部队的作战中被击毙。无政府工团主义者沃林成了马赫诺［马赫诺匪帮是由一些刑事罪犯，冒险分子和富农拼凑起来的。他们的活动是酗酒、掠夺、残杀和摧残共产党员。马赫诺匪帮于1921年彼伏龙芝和伏罗希洛夫领导下的苏联军队所消灭。——译者注］帮的思想鼓动者，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前头头伊万诺夫一沃兹涅夫斯基·德米特里·富尔曼诺夫后来变成了红军的政治工作干部，以后又成了作家。一九一九年彼得·索博列夫策划炸毁苏共布尔什维克莫斯科市委员会，而在同年，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主持基斯洛沃德斯克市契卡委员会工作的无政府主义者亚历山大·格却遭受邓尼金匪帮的野蛮杀害……
“你究竟对什么感兴趣？”我问雷恰洛夫。
“对一切，”他说，“对战争的态度，对我们的态度。最近一个时期我们对无政府主义者有些顾不上了，应当把这一段空白填补上。”
“有什么新情况吗？”
“没有。联盟中头脑发热的人物太多了，而这些人又企图我们的困难。对于他们来说，德国人的进犯，就同送来的礼物……布尔什维克政权动摇了，这是‘第三次社会革命’的良机。”
“你过分认真地看待这群唐吉柯德了。他们得不到任何人的支持。”我反驳道。
“为什么说得不到任何人的支持？你要注意，莫斯科有一部分工人是出自小资产阶级、过去的小官吏、中学生、大学生、家庭手工业主、游民……他们都进入了这个行列。无政府主义者有社会基础，况且口号提得也得人心：‘打倒国家和一切侵犯人身的暴力！’，‘立即实现按需分配！’‘把工厂归还劳动的工人群众！’。至于你那个比喻……列昂尼德，唐吉柯德除了头上的盔甲和手中的长矛外，一无所有，而莫斯科的唐吉柯德们握有几百挺机枪和几千支步枪。他们又住在城市最中心，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