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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政对新形势下部队存在的问题，十分重视。他认为，这种情况、问题的出现，不仅战士中有，干部队伍里面也有，而且主要在于部中；不但非党群众中有，党员中也有，而且主要在党员中。因此，他针对上述问题，决定先抓部队各级党委的思想建设和连队党支部的整理。谭政用眼睛扫了一下与会者，用宏亮的湖南话说道：“鉴于目前部队的思想状况，党的支部急需整理，不整理就不能增强其基层堡垒作用。而加强支部工作，不单单是为了解决当前干部中所存在的问题，而且也是为部队正规划建设所需要的。办法是：在上级机关派人帮助和指导下，实行逐个的、分期的和实现一定要求的整理。”谭政停顿了一下，喝了一口水，接着提出了整理支部工作的四项要求。他高声地、格外引起大家注意、重视地强调说：“为整理好党的支部，必须明确四项要求：第一，明确支部工作的范围和职责，改善党内关系，加强集体领导；第二，健全组织与民主生活，加强批评与自我批评：第三，提高党员的模范作用和活动能力，改善党群关系，密切党与群众的联系；弟四，加强对青年团、俱乐部的领导。”在报告的最后，谭政又画龙点睛式地强调：“我们整理党的支部工作的中心，就是要增强党内的团结和党群的团结。因为这是支部工作中的两个重要环子，抓住了这两个环子，解决了问题，支部工作就能提高，支部就能成为战斗力量的堡垒，团结的核心，在执行任务中的保证者作用，就能发挥出来。”
谭政报告的新思路、新举措，在会议上引起了轰动与强烈的反响。与会者一致认为，谭政政委所提出和要解决的问题，是目前部队问题的症结，问题的提出与解决，是完全必要的，及时的。这样，在谭政直接领导、亲自上马，通过各种形式大力抓紧基层支部整理、建设的基础上，部队的思想状态和精神面貌有了较大的改观，各方面都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富有生气的景象。1954 年8 月下旬。广州东山留园。广州军区司令部谭政住所。
红日高照，金秋送爽，在广州军区司令部谭政住所，电话铃声急促响起。谭政接过电话，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耳旁响起。原来，电话是北京彭老总打来，他要谭政速来京开会，作为六十名军队代表之一参加一届全国人大，人大召开时间是9 月15 日，并做好调京准备。
谭政放下电话，凝视窗外蔚蓝的天空，心中充满了无限的遐思。此次电话是彭老总第二次打来。此前不久，彭老总的第一次电话，已与谭政打过调其进京的招呼。至今，成行已在眉睫。
自1951 年初谭政随中南军区司令部由武汉迁入广州并更名为广州军区以来，至今三年过去了。三年里，谭政在广州经常深入部队和基层百姓之中，他与中南地区的军民已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今天，中央催他进京，即将告别朝夕相处的地方，谭政心潮起伏，犹如珠江滚滚的浪花，澎湃不已。。
9 月初，汽笛一声长鸣，一列从广州开往北京的火车缓缓起动了。谭政在他的机要秘书秦兴汉的陪同下（暂未带家属），匆匆离开庶田、椰林的南国之乡，驰往四季分明、六代古都的北京。
谭政到京后，经组织分配，立即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协助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同志，主持总政治部的常务工作。同时出席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其实，早在谭政调京前，他就已参与了总政治部的工作，参与了修改、审定和印发《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的工作。
1952 年12 月中旬，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委秘书长、代总参谋长聂荣臻主持的各大军区、各特种兵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的联席会议上，就提出了从1953 年6 月起，人民解放军开始学习苏联，实行正规化、现代化的军事训练，实行义务兵役制、军官薪金制和军衔制（简称“三大制度”）。在准备实行“三大制度”的过程中，有的干部认为搞正规化建设，苏军有现成的条令、条例，我们照搬过来，一切按条令、规章办事就可以了，不必再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他们主张，可以按苏军的做法，取消政治委员制，实行单一首长制。例如，在1953 年5 月颁布的以苏军条令为蓝本制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中，就只规定营长、连长是营、连的首长，而忽略了教导员、指导员在营、连中的地位与作用。还有人主张把政治委员改为副职，或各级政治委员都兼任政治部（处）主任，只管具体业务工作。
在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的积极建议下，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军委副主席彭德怀（1952 年7 月开始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等，一致否认了上述右的倾向， 并于1953 年12 月7 日至1954 年1 月26 日，由彭德怀主持，召开了军事系统高干会议，会议基本否定了上述右的倾向。会后，中央决定，由国务院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国防委员副主席陈毅与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一道主持《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的修改。在此期间，恰值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于1954 年2 月6 日至10 日在京召开。作为七届中央候补委员的谭政， 赴京参加了七届四中全会，参加了反对高岗的斗争。会后，经陈毅、罗荣桓的建议与请求，参与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的修改、审定和印发。谭政根据自己多年部队政治工作的丰富经验，强调了部队政治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强调了部队各级政工人员的地位、职责与作用。在谭政的积极参加、参与下，修改后的《条例》总结了我军所特有的丰富建军经验，简明而系统地阐述了毛泽东提出的我军一整套政治工作的方针和方法，对我军政治工作的性质、任务、职责、组织形式、工作作风以及与各方面的关系，都作了明确的规定。为了实现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条例》规定：“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设立党的各级委员会，作为部队统一领导的核心；并确定党委统一的集体的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为党对军队的领导制度。”《条例》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政治工作就是党的工作。”在《条例》中，关于“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一语，原先草案中有，因干部认识不统一而被删去。经谭政的坚持与建议，毛泽东在审阅《条例》时，又亲笔将其加上。《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的修改与制定，是我军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将毛泽东提出和总结的我军一整套政治工作的方针、方法、经验，制定为我军的重要法规。它的出台，标志着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迈出了学习外来经验与我军实践相结合的新的一步。它不仅保证了我们“三大制度”的顺利贯彻，而且还保证了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有了一个正确的道路和方向。主持起草和修改《条例》的陈毅、罗荣桓在这方面起了主导作用，参与、参加修改、审定、印发的谭政，在这方面起了重要作用。1954 年4 月15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经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批准，正式在全军颁布实行。
1956 年3 月中旬。北京某地。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春节刚过，积雪己逝，古城北京的街头巷尾、城郊山湖，便已显现春意盎然的自然景观。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的会议室里，继彭德怀、叶剑英、黄克诚报告之后，谭政以《关于军队肃反工作的总结报告》为题，作了生动的报告。他在对军队内的肃反工作，做深入、系统的经验总结。
自谭政来京， 1954 年9 月5 日参加了一届全国人大（9 月27 日一届一次会议上，被选为一届人大委员）。 1955 年3 月21 日至31 日参加了于北京召开的以清除“高饶集团”为中心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 并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书记是董必武，另一副书记刘澜涛，委员、候补委员共二十一人）。在军队开展的这些政治运动中，谭政始终掌握“批判错误从严，定案、处理时从宽”的原则，尽量做到少出偏差和不出偏差。
当时，也有人反映说他思想右倾，但他还是坚持他的一贯主张：“给一个犯错误的同志定性做结论，总还得给他个改正错误的机会，不要一棍子打死嘛！”从1955 年7 月中旬开始，全军分批开展了军队的肃反运动。谭政对军队的肃反工作，既严肃又认真。在运动中，他始终遵循党的方针、政策，既打击了真正的反党反革命分子，又保护、挽救了一大批干部。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谭政在此次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才以此为题作为报告。谭政在谈到军队肃反运动的基本情况时说道：“运动的发展基本上是健康的，在运动的全过程中，我们始终遵循中央的指示、方针行事。”在谈到运动中出现的偏差时，谭政讲道：“只是在某些单位，发生了打人、体罚、逼供、诱供等错误，但时间很短，很快便得到纠正。”在谈到运动后期的处理与政策时，谭政说道：“在甄别定案处理中有关政策界限的掌握上，对于实际工作中出现的偏向，必须批评纠正。”谭政的报告，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赞同。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谭政结束了自己的肃反总结报告，信步走下主席台。谭政在肃反运动中，掌握党的方针政策，不搞扩大化，给每个与会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与此相关，人们还清楚地记着谭政在参与和直接领导政治运动中，纠正“左”的倾向的另外一些感人肺腑的事例。有一次，谭政下去检查工作，某省军区政治部向谭政汇报了该部下属有一位政工科长， 1947 年伪造了一份入党志愿书和一封党员介绍信，利用分配到一个新工作单位之机，“混进”了党的组织。汇报该问题的同志并告诉谭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