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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主要思想问题是：第一，牢骚满腹，消极对抗。一部分指战员错误认为，上级分配任务不公，“四野其他部队休整了，为什么还叫我们打呢？”认为自己“倒霉”，“命苦”，“南下进军在前边，结束战争在后边”，“老部队，倒老霉！”因为四十军、四十三军在解放东北战争中，是有名的“四保临江，三下江南”战役的光荣的参加部队之一；平津战役后，又是先期南下的先遣兵团的基干部队，执行了横渡长江的艰巨任务。此次，两军又共同受命攻打海南岛，所以，有的同志便说：“咱们两个军是患难弟兄！”这样，便在海练中，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消极对抗情绪。海练不用心，不刻苦，命令不服也时有发生。第二，盲目恐惧，无穷顾虑。许多东北籍和非沿海地区的战士，看到海水茫茫，天海相连，海浪好像层层的屋脊和座座山峰，心里就恐惧，发慌，产生无穷的顾虑。有的战士，夜间站岗，听到海潮哗拉哗拉的冲击声，便吓得跑回营地。不少战士说道：“革命到底，现在要到海底啦！”
也有的认为，渡海作战就是“九死一生”，“有去无回”。甚至个别相当级别的干部也说：“听天由命”。第三，幻想等待，侥幸依赖。面对艰巨的任务，有的同志不是立足于自己的苦练、实干与将来的硬拼，而是产生了幻想等待、侥幸依赖等心理。他们或是认为：“上级一定有办法，一定会派飞机、军舰来配合！”或是认为：“兄弟部队可能来换我们的防，我们先练着！”
也有的根据北平、湖南和平解放的经验，盼望“海南岛上的敌人最好自己投降、起义或跑掉！”上述各种思想顾虑，其核心或焦点，集中在生死问题上。
当时部队提出许多怕，这些怕除了经验不足的原因外，主要是怕死。有的战士怕过海打仗，认为这次渡不好就到海底了。有的战士吃饭的时候，用筷子指着盘中的鱼说道：“鱼呀！鱼呀！今天我吃你，明天轮到你吃我了！”三八一团一连有一个排长说：“我是二八”，即二成活，八成死。连长讲：“我是三七”，即三成活，七成死。副连长说：“我不是二八，也不是三七，我是把死放在心头里！”根据渡海部队的这种思想状况，根据四野谭政先前的多次指示和经他亲手培育起来的四野各级军政领导政治工作的成功经验与优良传统，参加渡海作战各军各级，首先进行了二十余天专门的政治工作、政治动员与阶级教育。其方法是先干部后战士，先党员后群众，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和连排干部会议，然后在全军开展普遍教育，分析和充分肯定渡海作战的诸多有利条件，提高渡海作战必胜的信心，认识渡海作战的光荣和重大意义，研究渡海作战的方案和各种应急措施，充分发动广大指战员，让其既明确渡海作战的光荣，又让其做到心中有数，一旦出海，能做到临阵不乱，临危不惧，英勇顽强，一往直前。在进行思想政治工作、解决存在的思想问题，部队各级政工领导的普遍作法，主要是采取“三把钥匙开一把锁”教育。
第一把钥匙，是形势任务教育。在十余天时间里，参战部队全体指战员举行了各种形式的大、小会议，进行形势教育，认真学习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精神和毛主席《将革命进行到底》等文章。两个军都召开了有团以上干部参加的党委扩大会议，进行短期集训。师一级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团集训连排干部。一般是五至七天。在这些会议，主要是查准备：思想准备、物资准备。
联系党性和责任心检查：你对这次任务是否采取积极负责的态度？问题暴露之后，就展开分析：这些思想对执行任务、对党、对己有什么危害？最后表示自己的态度。各级党委作出执行渡海作战任务而练兵的决议，每个干部作出个人的思想鉴定，并把个人的决心计划交给党委审查备案。这些会议和轮训班，一般是在思想教育和解决战术问题结合起来，收效比较大。根据当时部队思想状况与时间状况，想彻底解决一切个人主义思想问题是困难的。讲明道理，提高觉悟，首先把思想集中在完成任务上，则是必须解决与可能解决的问题。在使部队认识了解放海南岛的一般意义和条件以后，各部队都联系了历史上的一些惨痛教训（如李闯王），有系统地批判了“半途而废”思想。同时，启发部队认识：“海南岛不打行不行？”“不行，否则敌人要卷土重来。”“不行，怎么办？”“要打！”“你不打，我不打，叫谁去打呢？”
这样，通过逐步启发部队的求战情绪，再说明：“现在全国人民还过着艰苦的生活，我们要享受，应该不应该？”“中国的南大门不在我们手里，胜利果实保不住，你想休息享福，行不行？”这样，从个人前途、人民利益、国家命运关系等方面，深入浅出、具体实际地进行教育，启发指战员的阶级觉悟和激发对敌仇恨心，从而使部队很自然地打开了偏狭的想法，自觉地树立了执行任务的正确思想。通过检查责任心不强的问题，许多干部感到惭愧，以致痛哭流涕，特别是回想起党对自己的培养，烈士的英勇奋斗和自己所担负的责任时，更加内疚。通过典型人物介绍，树立“阶级硬骨头”的战斗作风，使部队有具体的学习目标。各师都选择了一些能表现这种作风和高度阶级觉悟的戏剧组织演出，其中以《刘胡兰》给部队的教育最为深刻。演出后，组织座谈：“刘胡兰为什么这样英勇顽强？”大家一致承认：“刘胡兰有为人民服务忠贞不屈的精神！”有的战士说：“刘胡兰是个女同志都能这样，我们打海南岛更不能装孬种！”纷纷表示：“死要死个有价值。”大多数立功决心书上都写着：“打下海南岛，为刘胡兰同志报仇！”有的连在上党课时，还讲了人民英雄董存瑞的故事，用英雄人物的事例教育广大党员。
通过宣传、学习英雄人物，使广大指战员自觉地克服个人主义打算，服从人民与党的最大利益。第四十三军指战员，还专门进行了“评生死”活动，说明有几种生，几种死。经过这一教育，广大指战员更加坚定了执行渡海作战任务的决心。第二把钥匙，是诉苦教育。广大参战部队，发扬谭政以前在四野倡导的诉苦教育政治思想工作的好方法，结合新的任务，运用不同形式对部队进行诉苦的阶级教育，启发广大指战员忆苦，比苦，加深部队指战员对解放海南岛人民的阶级感情。各部队还组织指战员访贫问苦，开展了军民同诉苦的活动。通过这种形式，通过广大人民群众的诉苦，极大地激发了广大指战员的阶级义愤，纷纷表示：“坚决将革命进行到底，誓死飞渡琼州海峡，解放海南岛，解放全中国！”第三把钥匙，是立功运动。在阶级教育的基础上，部队各级领导和政工人员，反复把阶级义愤引导到对渡海作战的荣誉教育，通过这种教育，使广大指战员认识光荣，回忆光荣，保持光荣，创造光荣，并把渡海作战，作为创造光荣、再造辉煌的契机。与此同时，广大参战部队还对全体指战员进行三个纪念章教育，号召他们保持“东北解放纪念章”、“中南解放纪念章”的荣誉，争取“海南岛解放纪念章”，争创渡海英雄、英雄船、英雄连队。广大参战部队，按着谭政等指示精神，运用谭政倡导的政治工作的经验、方法，结合部队的任务与思想实际，有的放矢的开展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在时间紧迫、任务艰巨的情况下，极大地改观了参战部队的士气和精神面貌，极大地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从而为海南岛的解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样，经过二十多天的专门政治教育与政治动员和两个多月的海上大练兵，所有参战部队的政治、军事素质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渡海作战的时机成熟了。
1950 年3 月5 日下午7 时，夕阳的彩霞，伴着穿飞的海鸥，慢慢飘向天际。四十军某师渡海先锋营，在起航地点——雷州半岛西南灯楼角的一块空地上召开的海南战役誓师大会，正在庄严而热烈地进行着。落日的余辉，映红了墨绿的大海，映红了飞舞的战旗，映红了八百名出征勇士们张张坚毅、果敢的充满必胜信念的脸。前进的号音刚从指挥所里发出，乘坐八百名勇士的十三只船，便徐徐开动了，伟大的、惊心动魄的海南岛战役，揭开了序幕。此次战役，共准备船只二千一百余条。自3 月5 日至4 月1 日，第十五兵团以八千四百余人乘船二百余只，利用夜暗和顺风，分两批（四次）实施偷渡，在长期坚持海南岛武装斗争的琼崖纵队有力配合下，登岛成功。4 月16 日晚，四十军、四十三军两军主力近十万人强渡琼州海峡，于17 日凌晨在海南岛北部海岸胜利登陆。经十余日激战，至5 月1 日解放全岛，歼敌三万三千余人，其余七万余敌逃往台湾或溃散。
谭政的政治工作， 又一次在关键时刻，发挥了其特有的巨大的作用。
第十三章 受重任入北京政工再建勋
1953 年6 月1 日。广州军区司令部会议室。一个四十岁开外、沉稳、老练的英武滞洒的年轻将军，正在主席台上慷慨激昂地作总结报告，会场不时响起阵阵掌声。此人正是谭政。他报告的题目是《关于整理党的支部工作问题》。原来，自全国解放后，部队大规模频繁作战的情况已经改变，在随之而来的战后和平环境中，部队的斗志已有些涣散。特别是1950 年3 月，四野第十五兵团在准备海南岛战役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思想问题，使谭政十分震惊。为此，谭政（当时在武汉）除通过各种方式催促渡海部队抓紧思想教育、政治工作外，自迁到广州后，特别着重抓紧对所辖部队思想教育。谭政对新形势下部队存在的问题，十分重视。他认为，这种情况、问题的出现，不仅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