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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山大学自国民党叛变革命后，改为莫斯科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
中山大学的风潮，起始于1927年夏季，学年总结时，发生了拥护代理校长的学生和支持支部局的学生之间的分歧，是为教务派与支部派之争。米夫从中国回来后，支持支部派，压制教务派，当了校长。王明等人支持米夫，实际上在学生中很孤立。于是他们便捏造谣言，说中山大学有一个由俞秀松、董亦湘、周达文等人组织的“江浙同乡会”的小组织，进行反革命活动，并经苏联有关部调查确认属实。按向忠发的说法：“江浙同乡会”是“反党小组织”。“他们的组织在党内秘密，有中央的组织，亦有各地支部的组织”；“他们与蒋介石有勾结，受蒋介石的经济帮助，还听说与日本领事馆有勾结”。“他们以后的出路不外：1、公开的反革命，投向蒋介石来屠杀工农；2、走到小资产阶级反动政党（如第三党）里去，反对C·P·；3、留在党内捣乱破坏。”因此，必须“消灭其组织”；“对组织中领袖和中心人物予以严厉的制裁”；对积极分子应“开除党籍或留党察看”①。向忠发在中山大学的讲演中，竟威胁要枪毙一些人。事后便有学生被捕、被开除。学生激于义愤，纷纷找中共代表团反映情况。瞿秋白听取了学生意见。当时还在莫斯科的周恩来曾到学生中间调查，认为不存在“江浙同乡会”。瞿秋白又派邓中夏、余飞去中山大学调查，与校方发生争执。米夫和由他操纵的、由王明一伙加上几个俄国人组成的支部局，居然不许中共代表团过问这所训练中国学生的学校。中共代表团经共产国际秘书长同意，前往格伯乌机关查阅材料，也遭拒绝。1928年8月15日，中共代表团写信给联共中央政治局，表示了代表团对苏联当局处理“江浙同乡会”的不同意见。同时写信给中共中央，指出在一些江浙籍同学中，对某些问题意见一致，并不是罪过，不能说明他们就是有组织的派别活动。1928年秋，经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联共监察委员会和中共代表团，联合组成审查委员会审理，作出了并不存在“江浙同乡会”的反动组织的结论。约在这个时候，瞿秋白向库西宁提出撤换米夫的东方部副部长职务的建议。
①向忠发：《中国工农代表团来苏联经过报告》（1928年9月14日）。
1929年夏天，中山大学举行学年总结大会，多数学生反对支部局，瞿秋白公开发表讲演支持多数学生，反对无原则的斗争，对支部局的领导也颇有批评。会议进行三天。瞿秋白要求代表团成员对中山大学事件采取一致的态度，但后来张国焘却顺风转舵，倒向米夫一边去了。
联共发动反对布哈林“右倾”的清党运动以后，中山大学掀起了更大的风浪。布哈林“右倾”的主要罪状是反对全盘集体化，反对消灭富农。瞿秋白在富农问题上，原来和布哈林一致，即强调富农的封建性，但不要故意加紧反对富农。他主持起草制订的六大决议中，也有同样的提法。1929年6月间，东方部讨论中国富农问题时，米夫认为中国也应同苏联一样，推行反对和消灭富农的政策，瞿秋白反对，两人反复辩难，相持不下。在张国焘的调和下，瞿秋白勉强地违心地同意米夫提出的《共产国际执委致中共中央关于农民问题的信》（1929年6月7日）。富农问题的争辩，影响很大，瞿秋白被视为以右倾路线与共产国际的正确主张相抗衡。中山大学的米夫派更加活跃起来，企图把右倾和“左”倾的帽子，一起扣到瞿秋白的头上。
他们先是召集了为期十天的党员大会，与反对他们的党员摊牌，并提议请中共代表团出席会议，置他们于被公开批判的地位。瞿秋白拒绝出席会议。随后，他们又在清党的一般讨论阶段，召开大会，发起对瞿秋白和中共代表团的攻击。
事先，他们收集和捏造瞿秋白和代表团的“幕后活动的材料”，把自从中共六大以来中共代表团及其成员的各种讲话和文件，逐字逐句加以审查，找出可以攻击之点。大会开始后，他们在发言中集中攻击瞿秋白等犯了机会主义错误。米夫派以及参加会议的联共和共产国际的代表一致鼓掌，表示支持这种攻击，以孤立瞿秋白和中共代表团。与此同时，清党已发展到行动阶段，据陆定一回忆说：“凡是‘反对支部局’的，除了少数几个工人以外，都分别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团籍，开除学籍，送到西伯利亚作苦工等处分。”①喧嚣，起哄，谩骂，处分，一切卑劣的手段，都无法使真理正义在身的共产主义战士发生丝毫的动摇。但是，在这种乌烟瘴气，是非颠倒的恶劣环境里，却可以使一些好人愤懑到痛不欲生。有的人自杀了，而有些不自杀的人则莫名其妙地突然失踪了。
中山大学学生瞿景白，在这次大会以后，一气之下，把他的联共党员党证，退给联共区党委。就在这一天，他“失踪”了。是自杀，还是被捕？当时谁也说不清，也不敢说清楚。
①陆定一：《关于唐义贞烈士的回忆》。《江汉论坛》1982年第6期。
景白是瞿秋白的三弟，生于1906年。他在哥哥教诲和带领下，成长很快。1921年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成绩优秀。1924年开始就读于上海大学，并在那里入党。曾在《新青年》季刊发表诗作，并担任上海大学演说练习会的文书。
五卅运动中表现出色，一度被捕入狱。在法庭受审时，他“脸不变色，作了义正辞严的答辩”①。他先后在上海、汉口作过党、团的工作。随瞿秋白来莫斯科后，曾参加中共六大的秘书工作。后在中山大学一边学习，一边同瞿秋白合编了《中国职工运动材料汇编》。景白“失踪”，对瞿秋白感情上的刺激，是相当深的。
①姚天羽：《培养革命干部的洪炉——上海大学》。《党史资料丛刊》1980年第2辑。
在中山大学特别班学习的杨之华，也因为反对米夫派，受到了严重处分。
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这时一致肯定中山大学支部局的政治路线，谴责反对派；批评中共代表团，认为瞿秋白应负中山大学反党小组织事件的主要责任。1930年春，米夫召瞿秋白、邓中夏、余飞和张国焘到他的办公室，板起面孔，宣读了《共产国际政治委员会因中大派别斗争关于中共代表团行动问题决议案》。指责中共代表团的多数（瞿、邓、余）领导了派别的活动，未与托派进行充分的斗争。由于张国焘在这次斗争中采取了两面派的手段，最后倒向米夫派，所以决议说他不是在当初，而是在后来才对中山大学的派别斗争，表示与其他代表立异。决议宣布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以坚决的态度谴责中共代表团，并请中共中央以必要限度刷新代表团的成分，并与共产国际商定新的成分。这样，瞿秋白便被解除了驻共产国际代表的职务。
这一场斗争，究竟如何看呢？当时中共代表团成员陆定一有明确的回答：
王明集团实际上是米夫组织起来，要夺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的。……首先就在莫斯科反对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扬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使中国革命遭到失败，所以所有老的领导人都是机会主义者，非推翻不可。张国焘当时可耻地向王明集团投降，所以中国代表团里就发生以瞿秋白同志为首的同志们同张国焘和王明集团的斗争。瞿秋白同志成了米夫和王明集团在党内的主要打击对象，我成了他们在青年团内的主要打击对象。现在看来，我们在莫斯科同米夫、王明集团的斗争是正确的，实质上是反对“老子党”和大国主义的斗争。①
①陆定一为《忆秋白》所写的前言（1980年5月3日）。
瞿秋白后来在回顾这一段不愉快的经历时，写道：
莫斯科中国劳动大学（前称孙中山大学）的学生中间发生非常剧烈的斗争。我向来没有知人之明，只想弥缝缓和这些斗争，觉得互相攻讦批评的许多同志都是好的，听他们所说的事情却往往有些非常出奇，似乎都是故意夸大事实，作为“打倒”对方的理由。因此，我就站在调和的立场。这使得那里的党部认为我恰好是机会主义和异己分子的庇护者。结果，撤消了我的中国共产党驻莫代表的职务，准备回国。①
①《多余的话》转引自《瞿秋白年谱》第151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在莫斯科的两年时间里，瞿秋白时刻关心国内的工作，他的心是向着祖国的。他校阅过列宁的重要著作的中文译本《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等书，翻译过不少文件；他研究了中国苏维埃的宪法、土地法、劳动法、婚姻法。他的这些研究和著译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与当时国内的革命工作和未来的建设工作有关。因此，解除了驻共产国际代表的职务，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因为这样他就有可能回到中国来了。1930年6月，中共中央在李立三主持下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由他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使“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统治了中央，形成了立三路线。7月2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