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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湃同志是中国农民运动第一个战士。当他开始在广东做农民运动的时候，那时候做领导工作的同志，还在否认中国革命问题中农民土地问题的存在呢！
他是做群众运动工作的模范，他是真正能深入到群众里面去的同志。他的勇敢，果决的精神，工作的能耐，在从来未有的中国白色恐怖之下工作，这是党内同志无论那一个都是极端的佩服他的。他是中国劳苦的农民群众顶爱的，顶尊重的领袖，在海陆丰农民的眼中，看得像父母兄弟一样的亲热。恐怕除湖南农民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以外，再没有别的同志能够和他相比了。
瞿秋白在文章中，满怀痛惜之情，概要地叙述了彭湃同志的一生经历以及伟大功绩。最后写道：
彭湃同志已经死了！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极大的损失啊！
中国的反革命——国民党，军阀，豪绅资产阶级，现在才对着中国工农的领袖的尸体，欢呼庆贺呢！可是，你们这些反革命的统治阶级，你们且慢高兴，你们是灭绝不了我们的彭湃同志，杨殷同志的——，你们杀掉我们一个彭湃，一个杨殷，中国的无产阶级是会在自己的斗争中去栽培出无数的彭湃，无数的杨殷来送你们的终！我们的责任，是要完成彭湃等同志开头做了的事业！
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成员，先后增加了陆定一、蔡和森。陆定一于1928年底抵苏，任驻少共国际代表。蔡和森任驻共产国际代表，他身体有病，一边休养，一边参加代表团工作。7月3日到19日，瞿秋白与蔡和森、陆定一等一起，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瞿秋白在会上作了《共产国际在目前殖民地革命中的策略》的讲话。十次全会通过决议批准联共于同年4月关于撤消布哈林在共产国际的工作的决议，并且决定免除他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的职务。全会要求各国共产党反对右派，反对同情和庇护右派的调和派，并将一些国家共产党内某些被认为是右派或调和派的人从组织上清除出共产国际，以“下层统一战线”和“阶级反对阶级”的口号代替统一战线策略。这次全会标志着共产国际“左”倾路线的形成。瞿秋白讲话的基调，自然也只能是反对右倾，尽管他在一些问题上有着不同的意见。
1929年秋天，瞿秋白和黄平一道从莫斯科去德国，出席在法兰克福举行的国际反帝同盟大会，并发表了演说，呼吁和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
这时，已经接受托洛茨基的观点，并走上了托派道路的陈独秀，开始放肆地攻击中国共产党。中东路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采取了“拥护苏联”的简单策略。陈独秀便借题发挥，在1929年7、8月间，接连写信给中共中央，全面攻击中共路线。中共中央政治局先是在10月作出决议，警告陈独秀停止一切反党宣传和活动；陈独秀仍旧一意孤行。11月15日，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10月26日的指示，作出了开除陈独秀出党的决定。这件事，在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中，也引起一场波澜。大多数同志拥护中央开除陈独秀出党的决定，瞿秋白写了近三万字的长文《中国的取消主义和机会主义》，系统地批评了陈独秀的错误。王若飞不赞成立刻开除陈独秀，而主张应先与陈独秀进行辩论，并向党内群众进行解释。党内同志有不同意见，包括对陈独秀处分问题的不同见解，本来是正常的，无可非议的。但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张旗鼓地反对右派和调和派的“左”的气氛中，这种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是绝对不被允许的。结果，王若飞受到批评，并被停止了参加中共中央代表团和农民国际的工作。这件事，虽然是由共产国际决定的，但作为中共代表团的负责人，瞿秋白也负有一定的责任。
对于陈独秀，瞿秋白一向视为前辈，恭敬，尊重，何况他曾经是党的创始人，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即使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断送了大革命运动，摧折了许多革命的精英，瞿秋白还是觉得应该由政治局来分担革命失败的责任，不把全部责任统统推给陈独秀一个人。他总是希望陈独秀在大家的批评帮助下，从错误的泥淖中爬起来，重新为中国革命工作。他主编《布尔塞维克》时，邀约陈独秀为党刊撰稿，尽管陈只以“寸铁”来应付，他还是照登不误；对于陈独秀的生活待遇，一如既往，并不降低。岂料，陈独秀越走越远，终于堕落为中国托派的首领，分裂和攻击中国共产党，这当然是不可容忍的。难怪平时冷静温和的瞿秋白，这时竟激于义愤，错误地压制了持有不同意见的王若飞。
莫斯科中山大学设有中国问题研究室，这时，改为中国问题研究所，专门研究中国问题，向共产国际领导机关提供有关资料。研究所办有俄文刊物《中国问题》，由瓦尔加、威格尔、库秋莫夫、马札亚尔、米夫、瞿秋白、沃林等人组成编辑委员会。瞿秋白先后在这个刊物上发表过关于中国工人运动和批评陈独秀机会主义的文章。
根据中共六大的决议，中共中央于1929年7月写信给驻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指定瞿秋白、张国焘、陆定一、王若飞、蔡和森等组成党纲起草委员会，以瞿秋白为书记，负责起草七大的党纲。“时间限三月完成，六月内运送中国，委员会的人得由代表团与东方部决定就地增加，俄同志的加入亦然。”①中央来信于12月寄到莫斯科，在途中耽搁了半年。瞿在复信中向中央报告说：“我在此一年之中，大部的时间是花在这一问题上。陆续寄出的农民、职工、独秀等等文章，都是准备工作。现在的问题，已经是要决定委员会的名单。我的提议是：莫洛托夫、库西宁、米夫、沙发洛夫、秋白、中夏、国焘七人。”②又说：“此问题的准备是非常重要——是中国革命理论基础的打定的问题。需要的时间，必定较多，至少要五个月，尚且求国际方面准我三个月的假——即不管其他一切杂事。党纲必须在七次大会提出。而国内革命的发展亦渐有需要开七次大会。东方部已有此意，准备在明年七八月间仍在俄召集，尚未最后决定。此事，须等待你们的意见，请即答复。”③
①中央致驻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的信（1929年7月11日）。
②③瞿秋白致中共中央信（1929年12月15日）。
这封信刚刚发出，瞿秋白又病倒了。1930年1月，他写信向中央报告说：“我最近又因天气关系大病起来，简直差不多半个月晚上不能睡着了，因此，最近不能做什么工作。即日要去休养治病。真正烦闷死人。”①“去年十二月至今，我又是到了‘冬蛰’的状态，简直不能做什么！！！国际如果不能给我长期疗养，并使静静的工作，则将来身体一天天的坏下去，严重的工作如党纲、党史之类，简直没有希望！——（虽然，党史，我已开始讲演）。”“听说恩来、向应都病，现在怎样了，不胜悬念之至！！”②
①②瞿秋白致中共中央信（1930年1月16日）。党史，指瞿秋白从1929年12月18日起，在列宁学院开始讲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从1905年同盟会成立讲起，讲到1929年底止。共十二讲，每月二、三次。课程表排到1930年6月。
瞿秋白虽病体支离，考虑的还是如何作好起草党纲和研究党史等工作，他唯一的要求是能够有一个安静的工作环境。这时，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他不能安静地读书、思考、研究、著述呢？难道仅仅是病么？不！如果只是因为病，那么，有医生的治疗，有疗养院的休养，有杨之华的照料，病是不可怕的。他所极不满意的，而且感到厌烦甚至憎恶的，是腾起在周围的喧嚣的噪音，那完全由人为的因素造成的阶级斗争扩大化，殃及了无数善良的人。人们原来以为，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者，总应该按照共产党人的准则，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办事。可是事情并不完全如此。有些号称是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满脑袋装的是资产阶级、甚至于封建阶级那一套货色，权术、手腕、阴谋、诛杀，无所不用其极。犯了“错误”要挨整，没有错误，只是不同意或不完全同意他们的所作所为，更要挨整。“反倾向斗争”，在他们那里不过是一个巧妙的整人的圈套，杀人的武器罢了。
1929年底，在大规模“清党”的惶恐气氛笼罩下，米夫、王明等人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掀起的无休止的“反倾向斗争”，完全打乱了中共代表团的工作计划，已经使瞿秋白无法正常地工作下去了。
中山大学风潮
莫斯科中山大学①，是苏联党和政府为国共合作时期的中国国民党培养革命人才而设立的学校，1925年11月开学。学生有国民党员，也有共产党员。第一任校长拉狄克，1927年夏因与托洛茨基同伙而被解除校长职务，由副校长米夫接任。米夫这年只有二十七岁，年轻气浮，装腔作势，在学生中普遍地不得人心。但他在半年以后，1928年3月却当上了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中山大学的一个安徽籍学生陈绍禹，1925年入学，学业不错，会说一口流畅的俄语，手腕圆滑，善于辞令，深得米夫赏识。1927年2月，联共中央派米夫率领一个宣传工作者小组访问中国，曾到广州、武汉和上海。小组由中共中央委托宣讲如何开展群众宣传工作和党的建设工作，并出席了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陈绍禹随同米夫作译员，便狐假虎威，自视很高。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过程中，米夫从东方部和中山大学调了一些人参加会务和翻译工作。王明被米夫安排担任重要译员，参加了斯大林会见中共领导人的谈话。瞿秋白、李立三等向斯大林请教的一些问题，在王明看来，都很可笑，因而更加目空一切，以马克思主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