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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王棵一样，颜歌也并不刻意去渲染和纠缠童年经验中的残酷性。相反，她更偏爱童年时代的纯真天性和生机勃勃的小镇生活。在她的叙述中，即便是亲人之间发生的争吵和斗殴，也洋溢着明快的谐趣，充满了市井生活的浓郁气息。小说中那个泼妇般的姨妈，那种敢爱敢恨、敢歌敢哭的性格，也是川西小镇草根精神和市井文化淋漓尽致的表达。所以，颜歌的成长叙事尽管是一种“去魅化”的书写，但在“去魅化”的描写中，童年生活中那些生动有趣的日常细节，就像石缝中挤压出来的野菊花，依然在风雨中绽放异参阅弗兰纳里·奥康纳《好人难寻》，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年。另见菲利普·罗思《行话》，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
彩。而颜歌也就将自己压抑不住的绵绵乡愁，从叙事的缝隙里悄然地释放在那一片摇曳的光影之中。
日常生活的存在性：精神困境与边缘状态
何小竹的小说关注日常生活中人的生存状态。他对城市生活和人际关系的疏离表达了深切的忧虑。他的《藏地白日梦》和《他的失眠症又变成了嗜睡症》，从不同的生活维度凸显出日常生活中的疏离与冷漠对人们精神生态和内心世界的深度侵蚀与困扰。这种深度侵蚀与困扰已经造成城市人格普遍的抑郁症候，使一些天性敏感的中产男人陷入困境，焦虑万分却又无力摆脱。他们事业有成，却完全没有中产男人那种成功人士的豪情壮志，有的只是无力改变现状的挫败感以及活得没有意义的无聊感。处在困境中的他们很像热锅上的绿头苍蝇，四处窜游，八方突围，在城市的公共空间或私人空间中急切地寻找着与人沟通的机会，企盼通过社会交往和人际沟通来找到情感和精神的出路。而当城市不能使他们摆脱无聊的困境时，何小竹的主人公竟对自己被绑架的事实表达了精神上的认同——因为借助于绑架，小说主人公终于获得了一次逃离“日常生活秩序”的机会，去抵达海拔四千米以上的“藏地白日梦”，那是他魂牵梦系的精神家园。但梦终归是梦，梦到尽头依然是一地的荒芜。他最终只能回到城市的那个已然陌生的家中。
赫勒在讨论“家”的意义时说：“回家的意思就是：回到那个我们熟知的固定位置，回到那个我们习惯了的、让我们感到安全的位置，在那里，我们的情感联系是最紧密的。”可是在何小竹的小说里，赫勒说的那个“家”早已形同虚设了。中产男人的“家”只是一块情感崩溃后残存的碎片。在这块碎片上，闪烁着一种夫妻间彼此熟悉的隔膜，“笑没有了，剩下的就是冷”，所谓引自罗杰·西尔弗斯通《电视与日常生活》，陶庆梅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
亲密关系则已荡然无存。夫妻间的种种对话，透露出来的只是事不关己的疏离感觉。嗜睡的中产男人最后只能睡在自家客厅的沙发上。
有家不想回，或者说，有家不能不回，但回家后的感觉与在外漂泊的无力感又不分轩轾，如此两难的生存处境表明，何小竹的小说已经把城市中产男人的精神困境推到了极限。但他对这种极限困境的关注与描述，是以一种深藏不露的悲悯情怀，在相当节制而平静的叙事中完成的。叙事的平静源自他对人的处境有一种深入肌理的洞察力。他不但看到了困境产生的外部环境和人际关系——城市生活的物性化状态，他同时还发现了困境产生的主体性症候。通俗些说，是人自己也把自己套在了困境里。中产男人憧憬着真诚沟通、和睦相处的人际关系，但他们骨子里也不无一些鬼祟的东西在有意或无意地阻碍着他们践行的步伐。
《他的失眠症又变成了嗜睡症》是何小竹2009年开始写作的《他系列》中的一篇，其主题及人物，是长篇小说《藏地白日梦》的延续与拓展。这样的写作意图和日渐成熟的叙事艺术意味着，何小竹已经摆脱了前期小说写作过度偏好“日常趣味”的羁绊，逐渐深入到日常生活的生存困境中，去寻找那些只有小说才能发现的隐秘事物和生存经验。这样的小说文本同时也表明，日常事物与日常经验是何小竹孜孜以求全力以赴的叙事主体，他的美学旨趣既不在历史传奇之中，也不在宏大叙事之内。在他的小说世界中从来不会发生惊天动地的大事件，甚至连浪漫一点的故事也似有若无。所以《藏地白日梦》里被绑架的事件最终被作家的叙事彻底消解了，绑架的结局类似一场游戏。何小竹自始至终关注的只是庸常平淡的日常生活，是大社会中小人物生存状态的微观场景，是鸡零狗碎杯水微澜的日常经验，是日常情境中一个完全不经意的细节或者某种瞬息即逝的心理反应。换句话说，何小竹处心积虑的小说写作是在尝试建构一种关于日常生活的诗学。在他的审美理念中，小说的意义和深刻的主题并不在日常生活之外，它就在日常生活之中，甚至就在某个日常经验的细节之中。比如，中产男人睡在自家客厅的沙发上；中产男人同妻子冷到零度的对话等等。这些庸常而又普通的日常细节，惟其普通日常，并在日常情境中瞬间发生又瞬息即逝，人们常常是见惯不惊因而也就不以为意。但何小竹却敏锐地发现这些被忽略或被省略的日常经验中隐蔽着深度的人生意味。他牢牢地抓住这些日常细节，在它们看似琐碎无聊的表象背后撕开一个裂口，把潜伏其中的人格症候细致地呈现出来，以镜像方式昭示汲汲营生的人们。何小竹拥有诗人的纤细感觉和洞幽烛微的叙事能力，他既能把平庸无聊的日常经验书写得纤毫毕现，使日常生活的自足意义得以自我呈现；也能剥开日常生活混沌繁杂的事物表象，捕捉到日常情境乃至主人公转瞬即逝的某种微妙心理中潜伏着的问题或况味，从而使内心世界中那些不健全的灰暗人性无处可藏，也使看似平庸破碎的日常生活生发出一些耐人寻味的诗意，缓慢然而有力地触动着我们对日常人生的思考。与此同时，小说的艺术形式和诗学意义也在其中一点一滴地建构起来。
1996年，诗人何小竹开始写作小说。十多年过去了，他已出版三部长篇小说、发表中短篇小说百余篇，创作数量亦算壮观。但在文学江湖上，何小竹还是一个著名的诗人。而他作为一个优秀小说家的声名，或许被人忽略了。如果说他的小说写作在过去还是一种我们相对陌生的另类写作，那么，在社会转型和文化转向的当下，关注日常生活的小说写作，无疑将逐渐成为消费时代主流的叙事艺术。因为只有在经济比较丰裕的消费社会中，日常生活的重要性才能从后革命的历史语境中凸显出来，成为人类全部生活方式的生存基础，成为人们寻求生存意义和幸福感觉的根本依据。
另一个作家裘山山对日常生活中女性经验的关注和叙事，就是从生存意义和幸福感觉的根性之处逐渐展开的。
裘山山过去的小说更多地书写军旅故事，《我在天堂等你》是其中影响甚广的代表作品。新世纪以来，裘山山的小说写作题材有了一些引人注目的转向，她将笔触伸及到现时代的中产人群和底层人物，书写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生存状态和内心经验。2009年她两部著名的短篇小说《致爱丽丝》和《戛然而止的幸福生活》都是这方面的代表性作品，曾被多家文学选刊转载。《致爱丽丝》写一个进城保姆的生活蜕变，她对钢琴和音乐的热爱与执著，最终彻底改写了她保姆的社会身份。小说讴歌了个人意志和精神状态对于改变个体命运的神奇力量。很有意思的是，《戛然而止的幸福生活》写的却是一个城市机关职员如何蜕变成家庭读书“保姆”的离奇故事。故事虽然不乏离奇乃至荒诞的意味，但在裘山山的描述中，却是十分合情合理，有故事和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一致性。单云是个离异的大龄剩女，人长得不好看也就罢了，但她偏偏还是一个狂热爱好读书、梦想有个大书房，自甘清贫地生活在想象世界的女人。阅读之外，她对日常事物，尤其是女性时尚生活索然无趣。这样的女人，在物欲喧嚣的消费社会中自然不合时宜。所以，她选择佳偶重组家庭的正常需求，就频遭挫折。但单云不改初衷，书照读、人要找。问题是，对一个不合时宜的剩女来说，她在消费社会中获得幸福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一次错位的机缘使她巧遇一个斯文的富商。富商没时间读书却拥有一个豪华的大书房。那个大书房像一颗太阳照亮了单云的白日梦，使她情不自禁地生发了“嫁作商人妇”的人生愿景。然而，富商对她数次似是而非的“引诱”，原来不过是要雇用她去做富商“病妻”的读书陪伴，也就是病人的读书“保姆”。单云的幸福想象戛然而止，但书房的引诱依然如故。单云为了能在那个书房读她想读的书，她办了退职手续，到富商家当了奇特的读书保姆，读书“直到读出眼泪来”。读书人的卑微、知性女人的悲凉也伴着泪水夺眶而出。这个离奇的故事表明，裘山山对现时代女性生存困境的关注和书写，已然上升到对女性精神生态和心灵境遇的人文关怀。将文学的女性立场落到女性内心深处，是裘山山近年小说写作践行的一个美学理想。小说在反讽的叙事和诙谐的描写中，不仅从现实生活的一个侧面凸显了资本在当下社会中的强势力量，而且揭示了资本在精神生活领域中“温柔”的扩张与“优雅”的掠夺。社会阶层和贫富悬殊导致的不只是物质财富的分配不公，更严重的是，它已经造成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