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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回忆象他的其他思想一样是模糊不清的，他不能肯定，因而在心里自己问自己：
“他不就是那个对我说过叫沙威的警务侦察员吗？”
可能还来得及由他出面说一下情？但首先要知道究竟是不是那个沙威。
“安灼拉！”
“什么？”
“那人叫什么名字？”
“哪个人？”
“那个警察。你知道他的名字吗？”
“当然知道。他对我们说了。”
“叫什么？”
“沙威。”
马吕斯竖起了身子。
这时听见一声枪响。
冉阿让回来喊着：“干掉了。”
马吕斯心里忧郁地打了一个寒战。
二十 死者有理，活人无过
街垒的垂死挣扎即将开始。
一切都使这至高无上的最后一刹那有着悲剧性的庄严：空中那千万种神秘的爆破声，在看不见的街道上行动着的武装的密集队伍的声息，骑兵队断断续续的奔驰声，前进的炮兵部队发出的沉重的震动声，齐射的枪声和大炮声在迷宫般的巴黎上空回旋，战争的金黄色烟云在屋顶上冒起来，一种说不上来的有点骇人的怪叫声从远处传来，到处是可怕的火光，圣美里的警钟此刻已成呜咽声，温和的季节，阳光和浮云点缀着的灿烂的青天，绚丽的时光以及令人恐怖的死气沉沉的房屋。
因为从昨晚开始，这两排麻厂街的房屋已变成两堵墙，两堵不让人接近的墙，门窗紧闭，百叶窗也关着。
在那个时代，和我们现在的情况大不相同，当老百姓认为国王赐予的宪章或立法政体这种局面历时太久，要求结束的时候，当普遍的愤慨散布在空中，当城市允许掘去它的铺路石，当起义者向市民轻轻耳语，把口令私下相告而听者微笑时，这时的居民可以说是充满了暴动的情绪，他们就成为战斗者的助手，于是房屋和依赖房屋的临时堡垒就友爱地成为一体。当形势尚不成熟，当起义显然没有得到人们的赞助，当群众否定这个运动时，战斗者就毫无希望了。在起义者的四周，城市变为沙漠，人心冷漠，可避难的场所堵死了，街道成为协助军队去夺取街垒的掩蔽地带。
我们不能突如其来地要老百姓违反他们的意愿而加速前进。谁想强迫老百姓谁倒霉！老百姓决不听人支配。他们会抛弃起义者，不管他们，这时暴动者便无人理睬了。一所房屋是一块峭壁，一扇门是一种拒绝，一座建筑物的正面是一堵墙。这堵墙看得见，听得明，但不愿理睬你。它可以半开着来营救你。不。这堵墙是个法官，它望着你而判你刑。紧闭着门的屋子是何等阴沉，它们仿佛已经死去，其实里面是活着的。内部的生命好象暂时停止了，但却存在着。二十四小时以来并没有人出来，可是一个人也不缺。在这石窟中，人们来来去去，睡觉，起床，全家聚集在一起吃喝；人们担心害怕，这害怕是件可怕的事！害怕可以使人原谅这种可怕的冷淡，害怕中夹杂着惊惶失措，就更情有可原了。有时，这种情况也是有的，惧怕会变为激情，惊骇能变成疯狂，如同谨慎变成狂怒一样，从而出现了这句深刻的话：“疯狂的稳重。”极端恐惧的火焰可以产生一缕阴郁的烟，那就是怒火。“这些人要干什么呢？他们永不知足。他们会连累和平的人们，好象革命还不够多似的！他们来这儿干什么？让他们自己去脱身吧！活该，是他们不对，自作自受，与我们无关。我们倒霉的街道被乱弹射击，这是一群无赖。千万不要开门。”于是房屋就如同坟墓一样。起义者在门前垂死挣扎，他们眼见霰弹和白刃来临，如果他们叫嚷，他们知道会有人听见，但不会有人出来，有墙可以保护他们，有人可以营救他们，这些墙有的是肉做的耳朵，但这些人却是铁石心肠。
这怪谁？
无人可怪！怪所有的人。
怪生活在一个不完善的时代。
乌托邦转变为起义者，由哲学的抗拒转变为武装的抗拒，从密涅瓦到帕拉斯①，总是冒着风险的，乌托邦急躁冒进成为暴乱，明知自己会有什么结局，常因操之过急，于是只好屈从，泰然地接受灾祸而不是胜利。它毫无怨恨地为那些否认它的人们服务，甚至为他们辩解，它的高尚就在于能忍受遗弃，在障碍面前它不屈不挠，对忘恩负义者温存体贴。
究竟是否忘恩负义？
从人类的角度来说，是的。
从个人角度来说，不是。
进步是人的生活方式。人类的生活常态称之为进步；人类的一致步骤称之为进步。进步在前进；它天上地下大巡游，要达到巧夺天工的神圣境界；它有时停顿，等待着和落在后面的人群会合；它有它的歇息，此时正在某个即将豁然开朗的出色的迦南②面前沉思；它也有入睡的长夜；使思想家痛心疾首的一点就是：阴影投射在人类的精神上，人在暗中摸索，无法使正在酣睡中的进步苏醒。
①帕拉斯（Pallas），密涅瓦的另一个名字，她是智慧女神，也是战神。
②迦南（Chanaan），据《圣经》记载，迦南是上帝赐给以色列人的圣地。
“上帝可能已死去。”有一天，热拉尔·德·奈瓦尔①对本书作者说。他将进步与上帝混为一谈，把运动的暂时停止当成上帝的死亡。
①热拉尔·德·奈瓦尔（Gérarddenerval，1808—1855），法国诗人及文学家。
绝望是错误的，进步必然会苏醒。总之，可以这样说，它睡着也在前进，因为人们发现它成长了。当它又站起来时，人们觉察到它高了一些。进步如同河流，不可能永远平静；不要筑起堤坝，不要投入石块；障碍能使河流溅起泡沫，使人类沸腾，从而产生混乱；但在混乱之后，我们就认识到进了一步。在秩序，即全球性的和平建立之前，在和谐统一普及大地之前，进步总是以革命为驿站的。
进步是什么？我们刚才已经说过，是人民永久的生命。
然而有时个人目前的生活抗拒着人类永久的生活。
让我们毫无隐痛地承认，各人有他不同的利益，他谋求这个利益并保卫它而无越权之罪；为了眼前的打算可以允许一定程度的自私；目前生活有它自己的权利，并非必须为未来而不断牺牲自己。目前的一代人有权在地球上过路，不能强迫他们为了后代而缩短自己的路程，后代和他们是平等的，将来才轮到后代过路。“我存在着。”有一个人轻声说。这个人就是大家。“我年轻，我在恋爱，我老了，我需要休息，我有孩子，我工作，我生财有道，事业昌盛，我有房屋出赁，我有资金投放在政府的企业里，我幸福，我有妻室儿女，我热爱这一切，我要活下去，不要干扰我。”这些原因使这些人有时对人类伟大的先锋队极端冷漠。
此外乌托邦，我们得承认，一打仗就离开了自己光芒四射的领域。它是明日的真理，它采用了战争的方式，这是昨日使用的手段。它是未来，但却和过去一般行动。它本是纯洁的思想，却变为粗暴的行为。它在自己的英勇中夹杂了暴力，对这暴力它应当负责；这是权宜之计的暴力，违反原则必定受到惩罚。起义式的乌托邦，手中拿着老军事规章战斗；它枪杀间谍，处死叛徒，它消灭活人并将他们丢入无名的黑暗中。它利用死亡，这可是严重的事情。似乎乌托邦对光明已丧失信心，光明本是它无敌的永不变质的力量。它用利剑打击，然而没有一种利剑是单刃的，每把剑都有双刃，一边伤了人，另一边便伤了自己。
作出了这种保留之后，并且是严肃的保留之后，我们不得不赞颂——不论他们成功与否——这些为了未来而战斗的光荣战士，乌托邦的神甫。即使失败了，他们仍是可敬的，也许正因为失败了，所以更显得威严。一个符合进步的胜利值得人民鼓掌；但一个英勇的失败更应该得到人民的同情。一个是宏伟的，另一个是崇高的。我们赏识牺牲者远胜于成功者，我们认为约翰·布朗比华盛顿伟大，比萨康纳比加里波的伟大。
总得有人支持战败者。
人们对这些为了未来而努力从事、以失败告终的伟大的人是不公正的。
人们责怪革命者散布恐怖，每个街垒好象都在行凶。人们指责他们的理论，怀疑他们的目的，担心他们别有用心，并谴责他们的意识。人们责备他们不该抗拒现存的社会制度，不该竖起、筑起并造成大量贫穷、痛苦、罪恶、不满和绝望，不该从地底下掘起黑暗的石块，筑起雉堞来进行斗争。人们向他们叫喊：“你们把地狱的铺路石都拆毁了！”他们可以回答：“这正说明我们筑街垒的动机是纯正的。”①
最妥善的办法当然是和平解决。总之，我们得承认，当我们见到了铺路石时，就会联想起那只熊②来，社会在为这种好心肠而担忧。但社会应该自己拯救自己；我们向它的善意呼吁，不需要剧烈的药剂，通过友好协商来研究疾苦，查明病情，然而再治愈它，这是我们对社会的劝告。
①法国有句谚语：“地狱的路面是由良好的动机铺砌的。”这句话的意思是“很多有良好动机的人干了坏事”。
②拉封丹寓言《熊和园艺爱好者》中的主角，这只熊想赶走朋友鼻子上的苍蝇，他用石头砸苍蝇，结果砸死了自己的朋友。
无论如何，这些人，在世界的各个角落，目光注视着法国，并以理想的坚定逻辑，为了伟大的事业而战斗。他们即使倒下，特别在倒下的时候，也是令人敬畏的。他们为了进步无偿地献出自己的生命，他们完成了上天的旨意，作出了宗教的行动。到了一定的时刻，象演员到了要接台词时那样，大公无私、照上天剧情所安排的那样去进入坟墓。这个没有希望的战斗，和这泰然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