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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受最深的就是尴尬
作者： 西 川
1995年我去了一趟欧洲，我对比利时的根特这座小城市印象不错。回来后我写了首诗，名叫《另一个我的一生》。如果我生在比利时，我会怎么长起来，我十八岁的时候会干什么，二十岁的时候会干什么，我就写了这么一首诗。在这首诗里我说，我会在一个花园当中尝试着用拉丁文来解释东方的专制主义。实际上这是解释不清楚的。我用拉丁文解释专制主义，只能满足我的学术要求，并不能够真正地理解中国这个社会。在这样一个国家，从经济上讲一个欠发达的国家，我们不得不肩负两种道德：一种是生存道德，另外一种是文化道德。这是一件非常难办的事情，就是说我要谈我们的文化道德的时候，必须向我的老祖宗的文化负责任。李白、杜甫、屈原、贾谊等等他们是存在的，而且他们对我是有意义的。中国有这么多的古典名著，我不能无视这些东西，对我来讲这是一个文化道德；第二就是我生存在这儿，你比如说我住在一个平房里，冬天也没有暖气，也没有自家厕所，我的院子里乱七八糟的，我的房间非常小，这个时候我还面临着我的生存道德，就是我还不能完全变成王维。西方诗人都喜欢王维，觉得那是一个真正的东方诗人，提供了一个高级的审美范例。但是我的写作不能写成王维那个样，是因为我存在着，我首先必须面临我的生存道德，这个时候如果西方人指责我对于我的文化道德不负责任的话，那么我只能回敬他，我首先必须向我的生存道德负责，我觉得这些问题都是应该好好想的问题。我们经常看到中国的艺术家到西方，不管他在国内是多么先锋派的艺术家，可是回来以后就不是这样了。回来以后他扛着摄像机专门照最中国化的东西，故宫的角楼呵，书法呀。包括我们的电影也一样。搞这种东方符号嘛，异国情调嘛。这样实际上在他的脑袋里更多的是文化道德，这个时候他的文化道德被释放了出来。而他的生存道德，由于他已经离开这儿了，由于他已成名了，由于他已经不再是普通人了，生存道德对他已经不重要了。所以我们就看到中国艺术当中、文学当中、诗歌当中很多问题实际上都在这儿出现了。这是一个在东西方文化交流当中的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问题，这个问题谁也解决不了，因为我们的处境就是这样一个处境。你的文化处境，你的生存处境，它直接导致你采取一种什么样的道德方式来面对这个社会，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感受最深的就是尴尬
我感受最深的就是尴尬。在我的整个生存状况中，尤其是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八十年代我不感到尴尬，因为那时我有明确的目标。到了九十年代以后，我觉得非常尴尬。譬如说，在身份上就非常尴尬，你是一个什么人？ 你是一个舞文弄墨的人，也可以放宽点说，你算是一个知识分子。但什么叫一个知识分子？ 一个知识分子意味着你必须有你的道德立场，你必须有你的独立性，你应该是个有批判色彩的人。而且不论你用什么媒介，你应该向别人宣讲这个世界上重要的事情，或者你发现了哪些问题。但是，实际上在中国当代社会中，你发现你做不到这一点，或者，你想这么做，但没这种可能性。你给谁说呀？ 谁也不听你的，报纸也不会发表你这套观点，所以这是你身份上的尴尬。就是说你想做一个知识分子，但是你发现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在这里已经被消解掉了，已经被金钱被权力等等消解掉了。在这个社会当中，在这点上你很尴尬。
在写作上也是很尴尬，甭说是一个诗人，就算一个写诗的人吧，或者是一个喜爱文学的人，那么你会发现这个社会对于读书，对于写作不屑一顾，尽管我的情况比别人稍微好一点，但是我没有幻觉，我从来不觉得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我没有这种幻觉。那么我就勤勤恳恳地工作。但是会觉得自己的东西没有任何意义。真正有意义的东西应该变成硬通货，而你的东西不能变成硬通货，没有意义。那么这是一个很尴尬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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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上我们也是很尴尬
作者： 西 川
我刚才说过，文化上我们也是很尴尬。譬如说，我竭力想写出我个人的东西、中国的东西，可是，这个时代它是一个……当然它是一个资讯性的时代、信息式的时代，我必须面对整个世界，而在我面对整个世界的时候，我必须考虑西方这个因素。也是说西方这个因素对我来说不是不存在，它存在着。我可以不考虑非洲的文化因素，但西方的文化因素我必须考虑。就是说我作为一个现代人，不可能与整个所谓西方文化没有关系，但是这又不是我非常甘心的。我还是希望有自己的发现。但是你会发现在当代，所有人嘴里使用的学术词汇都是从西方来的。我不是说西方不好。我觉得西方许多东西非常好。是我们没有的。在当代作家写作的时候，至少本世纪这些西方艺术流派你必须了解，超现实主义、未来主义、至上派呀等等这些东西必须了解。而这些东西没有一个是我们本土的东西，这就是作为一个中国艺术家的尴尬。
从另外一个角度讲，1989年以来，我觉得我的世界观和艺术观都产生了巨变，一个是我两个朋友的去世，一个是整个社会的动荡，中国社会的道德问题迎面而来。我刚才谈到了文化道德和生存道德，那么我现在又谈到这个道德问题，道德问题是一个大问题。首先，任何道德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等级和社会结构中产生的，任何道德都是符合某一种社会结构的，而且任何道德都滞后于时代。我们必须有这么一个前提，也就说我们今天的道德不是今天才产生的，是古代产生的。而到今天我们依然在使用，因而我们只能使用道德中可操作的部分，因为道德在古代是受到形而上学支撑的。譬如说等级制度，不仅仅是人间的等级制度，它甚至也是天体的等级制度。天体分多少层，星星在天空中的布阵等等，所有这些对我们的道德都有影响。到了当代，我们把我们以前所谓形而上的这套东西拿掉，我们只要道德当中可操作的部分。但是如果没有背后那套精神力量的支撑，这一部分是非常脆弱的。一个社会需要一种道德来使这个社会处于秩序当中，但是我们发现：一方面我们使用的道德可操作部分已经是岌岌可危的事情，另一方面这个社会本身的发展在吞噬着这种道德，所以这就像一条蛇在吃自己的尾巴一样，我不知道会怎么样？ 但情况就是这样，就是说我们依赖于某一种道德来维系社会的稳定秩序，但同时社会发展的方向在吞噬这种道德，我们就处在这样一种状态当中。
中国社会之所以到今天会处在这样的状态当中，跟整个世纪的折腾有关系。中国社会在本世纪至少已经经历了三次社会结构的调整。第一次是辛亥革命。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它把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推翻了，建立起一套资产阶级社会的等级制度；第二次，1949年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这时候中国社会有了底朝天的变化，劳动人民当家作主，所以当时工人农民说，〃解放后我一步登天〃，一步登到天上去，是很可怕的一件事，这是一次社会结构的巨大的调整；进入九十年代以后，硬通货的力量开始支配这个社会，它又变成一个什么样的社会？ 劳动人民又不能当家作主了，劳动人民下去了，金钱开始当家作主人。这个社会又处于一种折腾状态当中，肉体上折腾还是其次的，精神上的折腾简直不得了。不仅仅是知识分子在折腾，在思考这个问题，普通百姓所有人都逃不掉，都躲不掉。这个巨大的旋涡把所有人卷进到这里面来，此时我不知道我应该相信什么，我只能够相信社会机体自我调整的这种力量，我也只能相信人的这些自相矛盾能最终达到一个平衡。这个时候中国社会也可能健康地发展，规范化地发展等等。但是如果一个社会规范化了，健康化了，也会是矛盾的。矛盾在哪？ 如果我站在社会秩序一边，我就不能站在创造力的一边，创造力是混乱的。创造力按照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讲，它不是来自头脑和理性，它来自心灵，所以我还会是矛盾的，所以我还会是尴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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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历史的囚徒
作者： 西 川
如果撇开外在的东西来讲，也有我个人生命存在的尴尬。我举两个例子，我给我的一个朋友写信，因为前阵子他写了一篇文章谈我，文章中对我有些赞扬。在这封信里，我写到我真希望有一天能够报答他，真希望能为他两肋插刀。但是我这不就是盼着他倒霉吗？ 因为这意味着他碰到麻烦了。确实，生活中真是到处都是两难，这是一个小小玩笑。但是真实的生活中全是两难。例如现在我们把圆明园变成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