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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还的的确确往前走了一些，往前探索了一些。现在在诗歌界里，还是觉得很有趣。有些写小说的，以前就是写诗的。有些写歌词的，以前也是写诗的。后来当然不写诗了，写歌词写小说，也可能这个时代是一个散文时代，但诗歌的意义是非常重要的。
有些人说诗歌在这个时代已经像考古学那样专业了。但我们看国外的一些批评家、知识分子，诗歌对于他们还是很重要的。诗歌可以和很多东西建立起关系来，比如它和哲学的关系。诗歌总是触及那些未知的问题。这样一来实际它在整个思维领域里起到一个引导的作用。我举些例子，比如说诗歌在八十年代，当年轻一代要反抗朦胧诗的时候，它已经在搞那种非常生活化的东西了。实际上有点像电影纪录片似的那种东西，在八十年代中期就已经开始了。后来美术当中也开始有这种东西，叫〃近距离〃吧，他们自己有一个说法。写诗歌也简单，就是坐那儿写嘛。所以诗歌很早就开始尝试这种东西了。如今看见各个行当里的疯子，我一点都不觉得新鲜。因为这些疯子我们见的已经太多了，疯子骗子傻子见得非常多，现在已经有点处乱而不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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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是我感受世界的一种方式
作者： 西 川
诗歌是我感受世界的一种方式
诗歌让人陶醉。我自己当然也读小说，也读散文，还有戏剧。但真正能满足我的精神需要，满足我的智力需要的东西，我觉得还是诗歌，这一点都不是在贬低别的行当的东西。由于我写诗，我更了解诗歌，我可能对它有一种深入的了解，我知道这里边的好处在哪儿，当然它的问题在哪儿我也知道。
读诗歌的时候，觉得简直是好极了，比如说像叶芝写爱尔兰独立的一首很短的诗。他写到爱尔兰一个领袖式的人物，革命领袖，叫帕内尔。他写道帕内尔对欢迎他的人群说：〃爱尔兰将赢得它的独立，而你仍将敲你的石头。〃你该干什么干什么，你别觉得革命成功了你就能当部长，当副总理。革命成功了，你是农民你还是农民，你是工人你还是工人，你敲石头你还是敲石头，这种语言的穿透力啊，就不是别的东西能够代替的。读报纸你永远也读不到这种东西。比如说博尔赫斯在诗歌里说：〃我富足和贫困中的日夜／与上帝和所有人的日夜相等。〃他一下让你进入一个状态，这个状态有点虚无的味道，但是那种对于生命本身的透视力是我在读别的东西时所感觉不到的。所以诗歌对我来讲，已经变成我感受世界的一种方式，是我观察世界感受世界的一种方式和角度。我想对所有的写诗的人来讲，诗歌都有这么一个意义吧。
那么这就牵扯到一个问题，也是我被反复问到的问题：什么是诗意？什么是〃诗意地栖居〃？嘿，两个问题了。在我一开始写作的时候，一个老作家跟我说：〃你不应该认为你的日常生活就不是生活，别人的生活就是生活。〃它实际上使我免于对于生活产生一种误会。是什么误会？ 那就是生活在别处。我们老想逃跑。我们老想逃跑的时候实际上就变成无视自己身边的生活。有些人写什么风化雪月，写什么乡村的麦子玉米、赶大车的老汉，多少人只觉得那些有诗意，而觉得身边的生活没有诗意，这实际上就把生活分出等级来了。对我来讲，诗意是什么呢？ 一切能使我们获得再生之感的东西，都是有诗意的。比如说这一包烟，我天天抽它，对我来讲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了，我已经不觉得对它有诗歌的感觉了。但是忽然哪天有一个人，他就写了一首关于一包烟的诗。那么他一下使我对一包烟有崭新的认识的时候，在另外一个层面恢复了我对这包烟的感受的时候，这时候我就获得了再生之力。所以诗意应该是使一个人浑浑噩噩的生活获得一种再生的感觉的东西。
诗意和题材没有关系，它和你对生活的洞察力有关。你能不能洞察这样一种芸芸众生的生活，这样一种你觉得很无聊、很无意义的生活？ 一旦你获得了洞察力，一旦你获得了对生命的基本观察或基本的洞察力，这个时候加上你对一些形而上问题的基本思考之后，你就发现这个世界对我们来讲还是有点意义的。当我们说生活没有意义的时候，当然就是虚无感。我想我也有足够的虚无感。你问我生命有没有意义？ 我就会说，生命是没有意义的。但是我们为什么还会谈到意义这个问题呢？ 是因为我们追问生活的意义或生命的意义，不是说它本来就有，它本来没有。生命就是虚无，从生到死。但是只要我们追问，我们的追问就产生了意义，而诗人就是这个追问者。当然他追问的可能是很具体的问题，他可能追问一片树叶，他可能追问一块岩石。这可能是非常具体的东西，但是这背后所透射出来的思想很广阔。
艺术家应坚持自相矛盾的权利
〃存在〃，这是一个西方问题，我自己觉得这是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存在〃这个问题涉及到〃我〃这个问题。不从西方的being存在讲，我从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出发，就是对于〃我〃这个问题的理解。〃我〃肯定是一个自相矛盾的问题。一般来讲我们所有的当代科学，所有当代的社会学、政治学等等，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努力地回避人的自相矛盾。比如说我们读报纸，报纸上从来都不自相矛盾，报纸上都说我们要朝着一个什么目标前进，但是这完全把人的复杂性给简化掉了，它把人的复杂性简化掉了以后，就把世界的复杂性简化掉了。它就虚设了一个简单化的〃我〃。〃我〃是可以分出很多层面来的。实际上〃我〃的很多层面互相之间都是矛盾的，〃我〃的这个自相矛盾，实际上也是诗歌工作的一个领域。什么叫疯了？ 疯了的人就是，他已经不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人。他只有一个方向，他就朝着一个方向走，这种人肯定就是疯了，一个犹豫的人反而是正常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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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自相矛盾的人
作者： 西 川
一个自相矛盾的人反倒是一个正常的人。那么这个时候是谁在坚持这种自相矛盾的权利，是艺术家，是诗人。我又想做那件事，我又不敢肯定一定能做得好或者我能够得到一个好下场。这种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讲是正常的，或者是我们应该维护的人的一个基本权利，对我来讲这就是人道主义。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说它是不人道的？ 就是因为它只有一种可能性。当我们强调一种可能性的时候，这个社会肯定要陷入灾难。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们只能穿一种衣服，女孩子只能梳一种小辫，男人只能剃一种头，我们都穿解放军球鞋。它要求生活的极端纯洁。任何原教旨主义要求极端纯洁的东西，所以我都反对，因为这种东西是反人道的，这种东西在中国总是用一种可能性压制多种可能性，这种观念在中国是根深蒂固的，不仅仅是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文化大革命之前也是这样的，1949年以前也是这样。到了现在虽然我们在说搞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但是我们的社会道德观依然是一种可能性压制其它可能性。比如说挣钱，挣钱变成了唯一的可能性之后，社会就变得不正常了，就变得疯狂起来了，任何时代出现一种可能性的时候，这个时代都会变得疯狂，因为它不承认别的可能性存在。比如说他是一个老板，他就不承认写诗是有价值的有意义的。他就认为，咳，写东西既不能救自己又不能救社会。作为一个文明的人，一个文明的社会，你就不应该依然像个纳粹，依然像一个专制者一样。有一种很可笑的情况，在中国特可笑，就是越是随着社会地位往上走，他认为自己掌握的真理越多，他认为他的真理越是真理。这时候他不承认他可能是一个对真理一无所知的人。我们触及到这个问题还有点意思，虽然抽象点，但这是一个问题。
西方与中国的相互误读导致了什么？
《圣经启示录》当中提到过海中恶兽，有些西方人认为这海中恶兽指的就是中国人。所以西方以前对中国还是害怕的，西方说中国是〃黄祸〃，它一直对中国怀有恐惧。另外一方面，西方对中国又有一种神话性的幻想，以满足西方人对异国情调的向往。有钱人吃饱喝足了，就需要有异国情调了，我们也一样。以前我们不知道，现在我们吃饱喝足了，要泡吧了，我们泡吧也是为了有点异国情调。
西方人对于中国的印象完全是矛盾的，尤其是马可·波罗，马可·波罗在历史上到没到过中国一直是个悬案。有些人认为他到过中国，有些人认为他实际上没有到过中国，因为《马可·波罗游记》当中，有些事情是他自己瞎编的。而且在中国的正史当中没有提过马可·波罗一个字。所以马可·波罗到没到过中国还是一个存疑的问题。有些人认为他可能到过波斯，他是从波斯类似导游手册的这种东西中抄了很多东西。何况在监狱他是跟一个叫鲁斯提塞罗的人关在一起。鲁斯提塞罗是一个小说家，他们俩合作。马可·波罗就吹嘛，鲁斯提塞罗就把这些整理成一本书，这便是《马可·波罗游记》。
《马可·波罗游记》使西方对东方产生了一种神话般的幻想，这种神话般的幻想在欧洲的启蒙主义时期达到了顶峰。伏尔泰就变成了我们现在说〃全盘西化〃一个〃全盘华化〃论者。所以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要把社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呢？ 变成中国乾隆朝那样的社会。他们认为那是个了不起的社会，因为那个社会没有世袭。一个人通过科举考试，会点诗那个时候会写点诗有用写点文章，通过一个考试，就会变成一个官员。他们认为这是很好的，这重视文化。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流行着一首歌，大意就是说中国是一个多么美丽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