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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真正在意的并不是这45澳元或者是三周房租，我在意的是Grame教授给了我一个舞台。我相信，只要有一个舞台，就能充分展现出我的才华。
我当时非常激动，但是我并没有表现出来。我也不知道当时为什么没有跳起来，或者是颤抖着双手去握Grame教授的手再说声谢谢。可能因为我是个内向的人，或者是个能沉的住气的人，再或者，我可能不想在Grame教授面前表现我的激动——我为什么要激动？我是个中国贸易专家，他不请我请谁？总之，我没有流露出我内心的激动，我只是和Grame教授一起站起来，握手。
然后，Grame教授说：祝我们合作成功。
我也说：祝我们合作成功，非常感谢Grame教授。
我把Grame教授送到门外，看到他跨进一辆崭新的高级房车里，飞驰而去。
Grame教授的那辆车给了我很深的印象。我已经不记得那是辆什么牌子的车了，总之很大、很新、很漂亮。我当时就想，等着吧，我也会有一辆这样的车的！
回到房间里我才发现，我坐过的地方——牛奶箱上铺着的运动衣已经湿透了。
第一仗，这是第一仗，终于打嬴了！
我心里一激动，差点流出泪来。
傍晚，同屋住的几个陆续回来了，一个个向我讲述着英语学校里面的情况。Jack的英语老师是个20岁刚出头的希腊女孩，头发很黑，皮肤很白，眼睛很大，个子很矮（和其它的“鬼妹”比）；小玉（一个坚决不肯取英文名字的上海女孩）的同桌在一家越南人开的制衣厂里剪线头，剪一件给五毛钱；Bill竟然在课堂上遇到他的大学同学！
所有人都好奇：你为什么不去上课？呆在家里干什么？
所有人都劝我：要注意保持85％的出勤率哟，小心不要被移民局取消签证哟！
Jack知道我要做澳中贸易，便悄悄地劝我：我知道你要做澳中贸易，那你也不能不给自己留条后路啊！要两条腿走路才行，也就是说，一边读书保持出勤率一边搞贸易，万一澳中贸易没搞出名堂，我们也还有机会延签证嘛……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我简单告诉了他Grame教授来访的事，就又埋下头来看我的书。
和我同住的留学生们看到我不打工也不上课，都不知道我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不一会儿，他们就从Jack嘴里得知，今天墨尔本大学的一个教授前来拜访我，便越发觉得稀奇。于是不再追问我，也不再给我出主意，只是在我的背后窃窃私语。
十点钟，所有人都聊累了，困了，开始铺被褥睡觉了，我一个人来到厨房，开始准备我在澳洲的第一次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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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我又忙了一整天……
星期三，也就是我来到澳洲的第五天，我来到墨尔本大学经济系。
记得那一天，我仍然穿着上衣和裤子不是同一个颜色的中国式西装，提着在广州买的那个仿皮小公文箱，就这样以一个中国经济问题专家的身份，出现在墨尔本大学经济系的会议厅了。想想很有意思，在中国我也不曾到大学讲课，来到澳洲，却为三年级学生开起讲座来了。这真是做梦也不曾想过的事！
我讲的题目是：中国经济的现状和澳中贸易的前景。
这个课题在我的脑子里转了很久了，可以说是耳熟能详。不过，当我真的出现在墨尔本大学经济系的会议厅时，说心里话，还是非常紧张的。因为我知道，这是我在澳洲最关键的一课，或者换个说法，假如我成功了，我就会赢得更的机会，而且我也会对自己在澳洲的发展有了信心。
在讲课之前，我就想过，重要的是让课堂活跃起来，让学生们喜欢我。
那么，怎么才能达到这个目标呢？我采取的策略是，多和学生们交流！我相信交流可以让我和学生们在很短的时间里互动起来。
我用了大约２０分钟的时间讲了中国经济和中国的改革开放的一些情况，特别是我熟悉的中小企业，尤其是城市的集体企业和农村的乡镇企业，它们已经从计划经济转向了市场经济，他们不仅仅关心企业的产值，而且更关心企业的效益。企业在人财物、供产销的自主决定权反映到了企业经营活动中的灵活性，企业职工的利益与企业的经营有更紧密的联系，企业的生命力更强，并且在国营企业的竞争中逐步占据优势。国营企业虽然有着国家计划的保证，有着许多优势，有意思的是，国营老大哥正在输给集体小弟弟。
我讲了自己在中国各地考察了解数百个乡镇企业的状况。讲了我对中国的中小企业（以城市的集体企业和农村的乡镇企业为代表）的未来充满信心，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充满信心。同时讲了中国需要国际资本的合作，欢迎澳大利亚的企业去中国投资与中国的中小企业合作。并介绍了几名当时在中国很红的企业家，如步鑫生、年广久等。我对他们的发展可以说是很熟悉，所以讲起来非常自如。正因为如此，尽管我的英语并不标准，而且词汇量少得可怜，但是课堂反映依然很好。我猜测，那些听课的大学三年级学生可能很少见到中国学者前来讲课，所以才会对我非常感兴趣——估计这也是我获得成功的一个原因。
然后，就是提问时间了。那些大学三年级的学生们向我提了很多问题，我都给予了尽可能令他们满意的回答。我反复强调的是，澳中之间在经济上有着很强的互补性，合作的空间很大。
当我的讲演结束时，全体学生站起来为我鼓掌。
那一刻，我就明白了，我真的不用象其他留学生那样去打苦工了。
这时，Grame教授兴奋地走过来，紧紧握住我的手，祝贺我讲演成功。
紧接着，影响我一生的机会来了，Grame教授把我介绍给他的朋友——迪肯大学经济系教授RonBreth。迪肯大学是墨尔本最重要的三所大学之一，另外两所分别是墨尔本大学和蒙纳殊大学。Grame教授告诉我说，Breth教授不仅是一位经济学专家，而且是一位作家。
当我听到Breth教授是一位作家时，一个念头在我脑海里飞快闪过——我应该和Breth教授合作，写一本关于中国和澳大利亚之间如何加强经贸往来的书！
这个念头令我兴奋起来。
我立刻向他说了我的想法。他说可以考虑。双方商定，三天以后继续讨论，同时他建议我去迪肯大学开讲座，他告诉我他们经济学院的院长开始对中国感兴趣了，学生们也想了解中国。
我真的看到成功的希望了。
那天，我早早就回了家，我要把这一切都告诉Jack，让他一起分享我的成功。
可是Jack回来的时候，比我还兴奋——他拣了一个旧床垫！
Jack拣回来的旧床垫确实令人羡慕，看上去和新的一样。想想看吧，所有人都睡在地毯上，只有他，就要睡上床垫了！那可是席梦思床垫啊！
Jack依然沉浸在兴奋之中，当我们羡慕完了之后，他就绘声绘色地讲起了他“智斗”东北留学生的过程。
他说床垫实际上是一个东北留学生先发现的，或者说，那个东北留学生比他腿快，抢在他前面占有了那个床垫。其实也不是Jack跑得慢，是他这个人有点好面子，不好意思为了一个旧床垫象百米冲刺那样跑，所以比那个东北留学生晚到了一步。他于是很懊恼，于是不服气，于是开始动脑筋斗智。
Jack紧走几步赶了上来，大喝一声：别动！床垫是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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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东北留学生听后一笑：笑话，床垫在我手里，怎么成了你的了？穷疯啦？！
Jack在喊出“床垫是我的”时，其实还没想好下面的说词呢，被人家骂了“穷疯啦”之后心里特不舒服，决心争到底，于是就有了说词。他指了指身后的一个房子说，这床垫是我跟那家人要的！
那个东北留学生狐疑地眨了眨眼睛，又看了看不知有没有人住的房子，表示不信。
Jack一看那东北留学生迟疑了，又来劲了：不信，我带你一起去见那个人。
东北留学生可能是英语不是很好，怕见了“鬼”也听不懂“鬼话”，不甘心地又朝那个房子看了一眼，终于松了手，骂了句“妈了个X地”，就头也不回地走了。
那天晚上的主题是Jack的席梦思床垫，我便没提在墨尔本大学讲课的事。
我相信，在Jack们的意识中，席梦思床垫远比在墨尔本大学讲一堂课来得实在。
夜里，Jack趟在拣来的席梦思床垫上，兴奋得翻来覆去地睡不着。
Jack这么一折腾，问题终于出现了，那席梦思床垫虽然看上去很新，但是里面的弹簧断了，他一翻身弹簧就“咯吱”叫一声，吵的我们都睡不着觉。
Bill骂了一声，操那！一个旧床垫就把你烧成这样啦？你不睡我们还睡哪！
我本来就没想睡。我在想下一步。
第一，尽快和Breth教授联系，敲定合作出书一事；
第二，抽空多拜访一些有可能为我创造机会的社会名流，比如墨尔本市长、企业家、银行家以及大学教授等。
我突然发觉，人是多么的不同啊！Jack拣了一个床垫，就乐得一个晚上都睡不着；小玉这几天想的则是怎样讨好她的同桌，好让她介绍她去那个越南人开的制衣厂里剪线头；Bill呢？可能在捉摸着进个正规大学读学位吧？可是我，刚刚给大学三年级的学生讲了一堂课，现在又在捉摸合作写一本书的事，还要拜访那些不知是哪一天才会用得上的名人。
第二天早晨，也就是来到澳洲的第六天，我决定去拜访墨尔本市长。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去见墨尔本的市长，是中国人喜欢巴结官的思维定式？还是想去试一试一般认为是不可能的事？
说实在的，我真不知道怎样才能见到墨尔本的一市之长。
我就想，先进了城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