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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谎时，心里紧张得直跳，生怕被Mark识破。
没想到Mark居然相信了我，当时就和我签了租约。
后来我才知道，澳洲人都很诚实，你说什么他们都相信的。
再后来，我们在澳洲呆久了，也都变得诚实起来。
其实，细想下来，诚实应该是生意人之本。只要你诚实，总会得到回报的。
房子的问题解决之后，心里踏实了很多。
我们决定第二天就搬进来。
第二天是星期一，英语学校都开学了，Jack他们几个为了保证85％的出勤率，都要去上课，他们商定下午上完课再搬。
我没去上课。我早就说过了，我不是来学英语的，我也不在乎那个什么鸟出勤率。我的时间是有限的，我要在三个月内做很多事情呢。我要和某一所大学建立联系，搞一个中国贸易问题讲座，如果可能，还要建一个中国贸易咨询中心；然后，最重要的是，我的尽快把学生签证换成工作签证，甚至直接申请澳洲的永久居留身份——这些都具备了，就可以开始我的事业了。
我的时间是以天计算的。
两天过去了，我完成了三件事：
第一件，初步了解了墨尔本；
第二件，去英语学校报了到；
第三件，找到一个栖身之地。
现在是第三天，星期一，我要尽快联系那三所有可能和我合作的大学。
我找出电话，并开始在心里组织讲电话时可能要用到的英文句子。要尽量使用有教养的英文句子，要口齿清晰，要言简意赅，要显得很自信——只有这样才能赢得机会。
我在三所大学中首先选中墨尔本大学。
我在出来前看过澳洲一些大学的介绍，墨尔本大学是澳洲最好的名牌大学之一，而且在全球大学的排名十分靠前。
我拨通了电话，一个清晰甜美、充满欢乐的女声问我“早上好”。
我按照我刚刚准备好的程序，一字一板地告诉她，我是David金，我刚刚从中国的上海来到墨尔本。我在上海时曾和墨尔本大学高级教育学院的经济系主任Grame教授有过通信联系，商讨有关在墨尔本大学举办中国贸易讲座等事宜。我希望能和Grame教授面谈。
我等了两分钟，电话就转到Grame教授的办公室了。
我还是按照实现准备好的程序，把这通话又说了一遍。我只是多说了一句，我强调我是这方面的专家，我相信我的讲座会对想做澳中贸易的人有很大的帮助。
Grame教授同意跟我见面。我们商定，第二天，在我的住处详谈有关合作细节。
我知道，我已经踏上了成功之路。
…
04成功第一击（1）
…
成功第一击：来澳第5天在墨尔本大学讲演
来到澳州的第四天，我在家里接待了墨尔本大学高级教育学院经济系主任Grame教授。
我是说，在我自己家，我自己租的那个房子。
我在Peter那儿住了三天，第四天，他带着他漂亮的金发女友从牧场一回来，我就搬走了。我本来想过，要不要在Peter这座漂亮的花园洋房里再多住上一、两天？我想在这里接待Grame教授可能会更好些。可我最后还是放弃了这个想法。作为一个澳洲人，Peter能为我提供这三天住宿，已经难能可贵了。再说，我也没必要在Grame教授面前摆阔。我本来就是个留学生，住房简陋点也是正常的。
问题是，我的“家”，实在是太简陋了。
我在前面已经介绍过，那是个旧楼。最重要的是，没有家具。当然，你也可以租有家具的房子，可那样房租就要贵很多。我们的家没有一件家具。我们有的只是不同花色、大小不一的旅行包。这东西我们有很多，每人平均两个，我们有六个人。想象一下吧，空空如也的房间里摆着十几个旅行包，会是怎样一种情景？
而且我们都是睡在地毯上的，晚上铺上被褥睡觉，白天再卷起来。就是说，在地上除了那十几个旅行包之外，还有一卷一卷的铺盖卷。再想象一下，现在会是怎样一种情景？房间真的是给摆满了。
这就是我的家。
为了迎接Grame教授的到来，我去了后院，把应该是晒衣服时用的那把褪了色的塑料椅子拣了回来——总不能让Grame教授象日本人一样盘腿坐在地上和我谈合作吧？
我自己呢？象日本人那样盘腿坐在地上？也不合适。
我又出去转了一圈儿，结果还真就有收获，我拣了两个牛奶箱！
我不明白好好的牛奶箱为什么要丢在马路上。可我马上发现了它的妙用——在上面铺点软东西，它是可以坐的凳子；在两个牛奶箱之间搭上块硬木板，它就是可以些字的桌子；如果再多拣几个，比如八个，把它们拼在一起，就做成一张可以睡觉的床！
为了烘托我的专家或者是学者风帆，我把带来的那两箱子书全部拿了出来，靠墙摆了好几排！再加上那把褪了色的塑料椅子和铺了件运动衣的牛奶箱，总算是可以接待Grame教授了。
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那天Grame教授看到我这个“中国贸易专家”住的如此寒酸之后是怎么想的。我更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打动了他——是我的自信？还是他们真的对中国一无所知却又真的很想了解中国？抑或是，我生活如此窘迫却又如此心高气盛，引起了他强烈的好奇心？
总之，在他最后离开我的住所之前，他答应了我：开一个中国贸易讲座。
现在回想起来，那天我和Grame教授坐在一起商谈合作时一定很滑稽——他是个高大而健壮的英国人，偏偏坐在相对高一些的椅子上；我是个矮小而瘦弱的中国人，反到坐在相对矮一些的牛奶箱上；他西装笔挺，有款有形；我的那套西装在广州给雨淋湿了，变型了，无法穿了，只好穿上一件单件西装上衣，又找不到合适的裤子配，感觉上很别扭；他讲一口流利的牛津英语，华丽而有教养；我是洋泾浜英语，语法不规范，措辞也不讲究……我们只有一点相同，都戴近视镜——难道是近视镜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吗？
谈判从一开始就是极不公平的。
作为一所名牌大学的教授，他虽然很想了解中国，但是我对于他来说并不是必须的，如果愿意，他完全可以和中国的某间名牌大学联系，请一个真正的中国经济专家来——这对于他来讲是何等的容易！因为那时中国的大学都在积极开展和海外大学的交流；而我，一个普普通通的拿着三个月签证的留学生，不是博士也不是硕士，甚至也从不曾有过在大学任教的经历，他凭什么要相信我是中国贸易专家？就凭我给他看的那十几封中国经济界专家和学者的推荐信？或者是我曾在澳洲的经济类报纸《金融综述》上发表的那几篇短文？
面对这种不公平，我的策略是：强调自己的优势。
我的优势是什么？我不是一个中国经济学术专家，我是一个实干型的、而且有着丰富实际经验的中国贸易人才。我还特别强调，我是研究中国中小企业的专才。
讲到中小企业，我就收不住了，我甚至给这位经济学教授上了一课！
我操着虽然不算流利但并不影响他能听懂的英语，夸夸其谈了半个多小时！我给他提供了一些他过去肯定不曾注意过的数据：日本的中小企业在80年代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9。4％，中小企业就业人口占职工总数的81。4％，中小企业的总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52％；然后是西德、美国、英国、香港……最后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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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成功第一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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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办《中小企业报》时曾写过一篇文章，叫做《提高对发展中小企业的认识》，从中小企业在社会分工中的地位，到中小企业在推动技术发展的贡献，以及中小企业的发展特征等，不一而足。上述信息全部来自那篇文章，只不过现在是用英语讲出来。
接下来，我告诉他说，中国的大门已经打开，西方人正蜂拥而入。我特别强调，西方人已经改变了投资宝钢一类的大型企业的策略，转而关注中小企业。我给他翻出一份1985年6月25日的《中小企业报》。我告诉他说，我是这份报纸的主编。我指给他看头版头条——《外国人对我国中小企业刮目相看》，并翻译给他听：五月上旬，英国前首相威尔逊勋爵匆匆来京，带来了英国中小企业的信息。据威尔逊勋爵本人称，他次行的目的是为英中两国中小企业牵线搭桥……
最后，我再一次强调，我是上海市中小企业研究会的会长，还是上海市集体经济研究会的会长，我是中小企业的专才，而且我有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我曾在上海创办了“长江中小企业经济技术开发公司”并出任总经理，这是一间有专职及兼职工作人员300余人，包括教授、研究员等高职称专家20余人的中型规模公司。这间公司的宗旨是协助上海及周边地区各中小企业的技术开发和技术合作，以提高这些中小企业的竞争能力。我们公司设有“经济开发部”、“技术开发部”、“市场开发部”、“培训中心”、“信息资料中心”及“经济技术开发协会”等六个职能部门。
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已经忘了我的谈话对象是谁以及我在做什么。
可以说，那个时候，我充分地表现了自我，什么牛奶箱，什么上下不是一个颜色的西装等等，统统丢到脑后了。
不知不觉中，讲座已经开始了……
Grame教授和我商定，后天，也就是星期三，他为我在墨尔本大学安排一次“中国中小企业经济及贸易问题讲座”。授课对象是墨尔本大学经济系的三年级学生。同时也商定，我将获得的报酬是45澳元。
45澳元对于当时的我是个什么概念？三周的房租！
当然，我真正在意的并不是这45澳元或者是三周房租，我在意的是Grame教授给了我一个舞台。我相信，只要有一个舞台，就能充分展现出我的才华。
我当时非常激动，但是我并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