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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给我归纳了“三大罪状”：
第一个是，盲目创办“澳大利亚工业园区”，自不量力，好大喜功；
第二个是，去北京接受江泽民主席接见时没有按照正常程序进行；
第三个是，澳中集团上海办事处没有正式批文就开始办理海外培训和移民业务了。
这当然都是些莫须有的罪名。
更遭的是，还有消息传来，说中国方面要封闭澳中集团上海办事处，电视台要公开曝光等等。
听到这些之后，我流了许多的冷汗。我与中国内地的很多城市都有合作项目，比如教育培训计划、房地产开发计划等等。上海办事处一封，我就什么都做不成了。后来，我的上海办事处倒是没有封，不过，很多合作项目都受到了一些影响，与浙江一个地区的教育合作就是那个时候告吹的。
还有些朋友告诉我说，最近关于我的匿名信满天飞。
而这些匿名信最后导致有关部门发出正式公函对我进行“封杀”。
我这才明白为什么很多人躲着我，为什么很多地方都不和我做生意了。
影响最大的是，平时和我打交道最多的有关政府部门也开始对我不信任了。
我当时正在上海搞《上海人在澳洲》图片展。忽然有一个朋友给我打来电话，说在图片展上我和国家领导人（包括江泽民主席）的合影易经被撤下来了。而且他还说，有关部门甚至认为这个展览本身也有问题，说不定还会终止合作，不准展出呢！！而且，今后国内的其它一些部门也可能不会和我一起搞活动了。
我就这样莫名其妙地成了一个不被信任的人！
我直到，我这是遇到前所未有的麻烦了！
经过多方了解，总算是搞清楚问题的来龙去脉了。由于我这几年事业太顺，太出风头，所以遭到一些人的妒嫉。于是可是设计陷害我。陷害我的主要方式和中国几千年来（特别是反右时期和文革时期）一脉相承，就是以“群众来信”的名义，诬告我三大罪状（如上所述），有关部门未经核实在全国一些省市转发此信。
…
33误解与挫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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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一封简单的匿名信，竟然使我身陷困笼。
当我易经被“封杀”了的时候，我却浑然不觉！我象往常一样，去中国，去各个城市，去各个我曾联系过甚至合作过的部门和公司，可是，所有新朋老友都象躲瘟神一样躲着我！所有这些事加在一起，使我的事业发展突然变得有些被动，仿佛有一团阴云，密布在我的头顶，使我面临着极大的误解与考验。
我被流言、匿名信和误解所包围，然后陷入了一种困顿。
我一度有些灰心丧气了。
但我很快便开始闭门思过，我想自己到底哪些地方做错了，哪些地方没有做好。我发现在很多事情上，我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没有采取过任何非法的行为，我自己是问心无愧的。
于是，我决定把误解化为动力，重新振作，改变现在被动的局面。
我坚持一个信念，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人可以将你打倒的，只有自己才会将自己打倒！
我想，无论如何，还是要靠实力说话。我要扩大自己的实力，认真打好事业的基础。
在这个关键时刻，国务院侨办、全国侨联，还有中央统战部一些领导，都给予了我极大的关心。过去，他们请我去北京，是锦上添花；现在，他们安慰我，鼓励我，是雪中送炭。
我带着一肚子的委屈和疑问来到了北京，我直接去找国务院侨办。
一位司长代表国务院侨办告诉我：
一，澳大利亚工业园区的问题，我们会去调查；
二，江主席接见的问题，你没有任何责任；
三，上海办事处办理移民业务问题，因为国内没有专门的法律和条例规定，因此说你们违法是没有根据的。
而且，我们侨办认为，你的澳中集团公司为澳中之间的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做了大量的工作，是充分值得信赖的。
后来，国务院侨办果真派了一个调查组前往江苏，对我在吴江市搞“澳大利亚工业园区”的活动进行调查。吴江市政府的官员对我在吴江市的所作所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调查组回到北京后，立刻以国务院侨办名义给有关部门，肯定了我在澳中关系发展上所做的贡献。
我回到了澳洲，可以说是灰溜溜地回到了澳洲。
我依然有些生气。我想，不跟国内搞了，还是呆在澳洲老老实实干自己的事吧。
《易经》里还有一句话叫做“否极泰来”，这句话刚好和“泰极否来”相反，意思是说，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件事，跌进谷底了之后，就该有好日子过了。
1997年是我的谷底，我花了大量时间去解决封杀问题。
逆境是成功者的试金石，逆境对我是一种锻炼，是一幅良药。
1998年，我暂时把所有的误解和挫折放在一边，努力在澳洲拼搏。
我象赌气似的一口气买了好几个商业楼，还有一块10000平方米的地，每一次都英明正确，令同行既羡慕又无可奈何。而且，我还开始了花园洋房的开发，也是风调雨顺。
又是一个丰收年。
可是，我的心底那块阴影还是抹不去，我觉得国内一些人依然在误解我，甚至明里暗里地拒绝我、排斥我，我的名誉依然在遭受创伤。
名誉这个东西，一旦损坏了，很难修补。
而且我也知道，人们一向是落井下石的多，雪中送炭的少。
澳中集团公司与上海侨联合作举办的《上海人在澳洲》摄影展在上海如期举行。
由于我在前面已经说过的原因，展出活动的规格降低了很多，无论是出席的嘉宾还是宣传基调都低了一个档次。澳洲驻上海总领事馆派来一个文化领事，市政府只来一个处长。我知道那些流言蜚语的影响依然存在，我感到很难过。市侨联主席不仅出席了开幕式，而且发表了热情的讲话，我非常的感谢他。
我还是在开幕式上激情澎湃地发了言：《上海人在澳洲》图片展是反映中国新移民在澳洲生活和成长、发展和壮大的历史写照，也是澳中之间交流的写真。它不是属于我一个人的，它属于一个民族！
记者炸开了。可是，整个活动在上海只发了一条短消息。仍然有人在“封杀”我！
只有《人民日报》在四天后发了一篇详细的报道，称赞我是澳中交流的使者。
1997年的大事件是香港回归。
香港的回归，带动着中国经济发展再上快车道。可是我在国内的事业和遭遇，却一直布满荆棘。不知道是我的原因，还是其它别的什么原因。
都说是谣言止于智者。为什么关于我的谣言还没终止呢？是智者太少了吗？没有人愿意伴着谣言过一辈字，我虽然相信身正不怕影子斜，可我还是希望国内一些机构能早日给我恢复名誉。国务院侨办和全国侨联的领导一向信任我、了解我，而且对我十分关心，十分希望我能够再度在大陆投资。我相信侨办和侨联会帮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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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误解与挫折（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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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名誉的机会终于来了。全国政协邀请了全世界主要国家的12位华人代表，作为海外杰出的华人华侨访问中国。
澳洲有两个名额，我是其中的一个。
收到邀请信后，我就想，这次中国之行是一个级别和层次很高的访问，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对我的信任和名誉的恢复。我很感动。
“澳大利亚工业园区”项目失败之后，我被一些人在背后恶毒攻击成骗子，并且在中国的活动确实受到影响。我因一时伤心，曾发誓再也不去大陆投资了。可是现在，由国家政协出面邀请我访问中国，就是在还我清白，说明我是一个爱国的、正直的、清白的海外企业家；也说明中国有关来到仍旧很关心我，希望我继续为中国做贡献。
通过这次层级很高的访问，明确地传达出一个信息：金凯平是一个值得信任的、杰出的海外华商，他在澳洲仍旧是最有代表性的。这样的信息叫那些曾经观望过的、甚至幸灾乐祸过的以及惟恐避之不及的人都对我刮目相看了。他们知道自己的判断错了。
我参加的这个海外华侨华商代表团前后访问了北京、辽宁和天津这几个非常有活力的省市。我看到了很好的投资机会，又有些跃跃欲试了。
在大连，我还接受了一份很好的礼物——我被聘为大连市政协顾问。
我在大连见到了民望很好的薄熙来市长，2004年他就上调中央出任商务部长了。我亲眼目睹、亲身体验到了这个外表潇洒、内心深沉的一市之长的工作效率。比如说，代表团中的一个美籍华商有一个项目要谈，薄熙来立即叫主管副市长带着相关的一些局长，在晚上九点钟的时候，还到华商的宾馆客房里现场办公，并立即决策。这样的效率和魄力，真的是具有现代风格的。
从中国回到澳洲后，我的心里踏实了很多，“封杀”对我造成的心理影响也开始弥合。
其实，1997年在我的日历上还是有一些亮点的：我的第二个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一个男孩。
上帝很公平，虽然这一年我在生意上失败了，可是他给了我一个完美的家庭──我有一个漂亮、聪慧而又很爱家的妻子，还有一个很聪明的女儿，她今年四岁，已经可以和我下围棋了；现在，又给了我一个儿子！
我好象还一直没有抽出空来讲讲我的家庭生活。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还记得，我是拿读英语的学生签证来澳洲的。可是那间英语学校我只去过三次：第一次是去报到；当中去过一次；第三次是去取毕业证书。我就是在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去那间英语学校时见到后来成了我太太的那个女孩的。是她那双聪慧的眼睛吸引了我。对了，她叫Jenny。
1989年，我在墨尔本东南区CarrumDowns买下我的第一幢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