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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15公里，可是我的车却走了足足3个小时，我在想，就是走也走到了。
4月5日，应上海贸促会邀请，我又在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大礼堂，举办了一场关于澳洲各个方面情况介绍的专场报告会，鼓励更多的上海企业家去澳洲投资。
５月15日，我在推动澳中两国间经贸的努力终于有了回报，我被提名为维多利亚州雇主工商联合会国际理事会理事。我是这个理事会唯一的华人。
成为这个理事会成员后，我就更方便做澳中方面的交流了。
除了澳中两国间的经贸领域，我还积极推动两国间其它领域的交流与往来。
我曾协助安排上海市公安局出访澳洲，与维多利亚州警务厅进行警务交流活动。在这方面，维多利亚州警方有很多值得中国警察学习的地方。
这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小插曲。当上海公安局向澳洲驻上海的领事馆申请赴澳签证时，竟被意外拒签！原来，“公安局”的英文译名被上海签证官理解为“公共安全局”，误认为是搞情报的“国家安全局”，于是拒发签证。我立即与澳洲驻上海总领事馆的Richard总领事联系，他是中国通，他说，没有问题，我会与移民局解释。问题很快得到解决，上海公安局得以访问澳洲。同年我还陪同维州警察局的一个付局长率领的代表团访问了山东，上海，浙江等地。
此外，我还邀请了全国侨联郭副主席访问澳洲。
为了欢迎郭副主席的来访，澳中集团组织100多名华侨华商代表，搞了一个盛大的联欢活动，大家一起畅谈未来。同时去了商会理事汪先生的家做客，看后他说，新移民确实了不起，住的房子的条件，远远超过他一个部级领导的房子，以后我每次去北京，郭主席要我问候汪先生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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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和中国国家主席握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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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我还忙里偷闲，抽空去了趟新西兰。想看看新西兰有什么机会没有。
新西兰就像是一个孤岛，悬浮在澳洲的东南面。从地图上看上去，新西兰似乎离澳洲很近，可是坐飞机也要三个多小时。
我走访了新西兰国家贸易局官员、新西兰外交部的北亚司司长，建立了关系。
我发现，新西兰和中国之间的外贸情况与澳洲相似，出口的产品也与澳洲相似。我做出一个判断，到新西兰发展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
在澳洲这么多年来，我特别想做的一件事就是加强上海（我的出生地）和澳洲（我现在生活的地方）之间的了解和联系。这些年，我每一次回到上海都可以感受到上海在短短十几年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尤其在视觉上不断地冲击着我的眼睛：东方明珠塔、金茂大厦、浦东新区景观的出现，都给我一极大震撼。我就想，上海在视觉上，也一定会带给那些根本就不了解中国的澳洲人以巨大的震撼。
与此同时，上海人也很想知道，前些年去澳洲留学的人生活得怎样？
于是，我就开始筹划两个图片展：一个是计划在上海展出的《上海人在澳洲》图片展（与上海市侨联合办）；另一个则是在墨尔本展出的《上海的昨天、今天与明天》图片展，与上海市侨办、上海市新闻办合作。两个图片展相映成趣，来增进上海和墨尔本两地间的往来与交流。
８月26日，澳中集团公司与上海市侨办、上海市政府新闻办公室一起承办的图片展《上海的昨天、今天与明天》隆重开幕。上海方面出席的领导是上海市常委、宣传部长金炳华先生，澳洲方面则由联邦副总理TimFisher、维多利亚州文化部长、墨尔本市长、澳洲驻华大使代表以及中国驻墨尔本代总领事等组成豪华阵容。看见澳洲的总理、上海的部长出席图片展很高兴，实实在在为上海人民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我出钱出力，心中高兴，因为墨尔本掀起了一个上海热。
图片展在澳洲的费用全部由澳中集团支付。
９月２８日，我以团长身份第二次率领澳洲青年华人企业家代表团访问中国。我们去了北京、河北、广西、浙江等等。所到之地，到处都能感受到中国大地孕育着的蓬勃发展力量。
这一年的国庆节刚好也是中秋节，我们是在北京度过的。中央统战部郑万通副部长设宴招待我们一行１２个人。在中国过中秋，我们这些海外游子的心情特别不一样，都说了不少很动感情的话，有两个女孩还哭了。
我这个人基本上不喝酒，郑部长批评我说，喝酒你也得带头！我只好拚命喝，喝多了。
我在澳洲的发展很快得到中国的关注。
10月份，就在我刚刚买下“霍克大楼”之后，国务院侨办通知我，我被正式邀请，作为海外杰出华人华商代表团成员，去北京访问。而且，他们还告诉我，这次很可会能被中国最重要的领导人接见。
我想，当时最重要的领导人，那应该就是江泽民主席了吧？
果然，我到了北京之后，国务院侨办就通知我说，马上要接见我们这个海外杰出华人华商代表团的领导人正是江泽民主席。
我们这个代表团一共有４０多人，是全球各国的华人华侨和华商的代表，真可以说是济济一堂。
多年以来，我都想着在海外干出一番事业，想着有一天能得到祖居国的认可。可是，当这种认可以被中国最高领导人接见的方式即将实现的时候，我反而有些惴惴不安了。我觉得自己干得还说不上最好，不过是刚刚找到了事业大发展的契机。我想，今后我的事业一定会越干越好。
11月13日，在人民大会堂，我们这个代表团的40多位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人华侨受到了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的接见。会谈的时候，排在第一位的是一位叫雷根的美籍华人，第二位是一个在日本发展的华人蔡建国，第三位就是我。这样的安排，自然体现了中国在外交理念上的轻重排序，美国和日本在中国的对外关系里一直是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可是，我真的没有想到，澳洲居然排在了第三位！按说，法国、德国和加拿大的华商地位，过去都比澳洲重要。这个简单的细节，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中国对澳洲的重视。即使在澳洲，也有人比我做得更好，因此我是当之有愧。侨办领导希望我在会上介绍澳洲华人尤其是新华商的发展。
那天，我记得江泽民主席谈了很多，核心问题就是希望我们这些海外华商多回来看看，多关心大陆的发展，多为祖国的未来出力，在海外多交朋友，多多发展自己的事业。那天谈了1个多小时，大家都忘记了时间。
我的1996年就这么轰轰烈烈地过去了。
在这一年里，有两件大事对于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件，收购“霍克大楼”，在澳洲成功打造澳中集团形象；第二件，入选国务院侨办组织的“海外杰出华人代表团”，并且得到国家主席江泽民的接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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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和中国国家主席握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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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件大事，一件在澳中，一件在中国，都在给澳中集团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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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误解与挫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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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里有一句话叫做“泰极否来”，意思是说，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件事，登峰造极了之后，就该走下坡路了。
我的1996年就有点登峰造极的意思，你瞧，光多少年不遇的大事就有两件：一是买下“霍克大楼”，震惊澳洲；一是见到江泽民主席，在中国风光了一把。其它事情，在澳洲民族电台举办“中小企业成功之路”讲座，在墨尔本举办华人华侨春节茶话会被《人民日报》重点报导，在上海举办澳洲经济讲座，成为维多利亚州雇主工商联合会国际理事会理事，协助上海公安局代表团以及全国侨联郭副主席访问澳洲，《上海的昨天、今天与明天》图片展隆重开幕以及《上海人在澳洲》图片展在筹划中，第二次率领澳洲青年华人企业家代表团访问中国……哪一件都值得数落一番。
这就预示着，1997年将不会是我的好年景。
确实，我的1997年日历上，充满着误解和挫折。
事情源于我和江苏省吴江市政府1995年的那次不成功合作──澳大利亚工业园区。
这几年我在澳洲发展得很快，所以引起一些人的嫉妒。另外，我自己在协调人际关系方面化的时间太少，我出了风头，自然压住了别人，自然引起一些人的不满，甚至不服气。我这个人个性太强，从不做自己不想做的事，也从不说自己不想说的话，于是，渐渐地得罪了一些人。
在澳洲，我一直号称是中国问题专家，澳洲人也一度是这么看我。其实，说到底，我对中国文化、对中国的人际关系以及对中国市场情况的了解程度是很不够的。这是我被误解，最后导致遭受挫折的直接原因。
对我不满、不服气的人开始对我搞小动作了。可是我却浑然不觉！
直到有一天，我突然发现自己已经被另眼看待了，我才觉得哪里出了问题。
我在国内访问的时候，发现一些人在有意无意地回避我，而且该见的人见不了，大家都在回避我。
我有一位关系很好的中学校友，他在上海市担任某个政府部门的领导，是局级干部。我一直希望搞一些澳中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刚好和他分管的事务有关，于是就满怀希望地和他联系，希望见面详谈。没想到他竟然拒绝与我见面。不见也罢，他还跟我打官腔：见面可以，但是要按照正常程序。
我愣住了，挂了电话。当时我很伤心。
我开始意识到哪个地方出了问题。
后来，通过别的朋友，才打听到一些信息。原来，在我的“澳大利亚工业园区”计划停顿之后，一些对于我不利的流言蜚语就开始在中国流传了。流言蜚语说我金凯平是个受争议的人；还说我已经得罪了高层领导，所以我的“澳大利亚工业园区”项目才被勒令停下来……
他们给我归纳了“三大罪状”：
第一个是，盲目创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