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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我和吴江市政府筹划这个工业园区的时候，已经基本达成共识：澳洲方面政府的支持主要由我来负责，中国方面政府的支持主要由吴江方面负责。这样的分配也算合理。后来，当我们的计划一步步趋向完善，而我也成功地获得维多利亚州长、计划部长和工业部长的支持，实质也获得联邦外贸部长、外交部长，以及澳洲贸易委员会的支持之后，我也多次询问吴江方面，中国政府方面的工作做的怎么样？吴江方面每每回答，没问题，正在顺利进行中。
吴江方面非常希望能在他们那儿建成这么大一个工业园区，他们也确实在努力配合。
我也相信他们的能力。
现在，澳洲政府需要江苏政府的批文时，他们说：我们先干起来，然后再办批文！
我耗费了整整一年的心血啊！我无数次往返澳中两国，我一个个说服了澳洲政府的官员，我一笔笔描绘出一个宏伟的蓝图……现在到了最关键的时刻。澳洲政府要先有批文才能干，两国的文化的差异，商业习俗的不同，使事情陷入了僵局。
我急了，立刻与中国方面联系。
那个时候，我真的是体会到“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那种滋味了。
吴江方面也急了，加紧了在江苏省获得支持的活动。
10月底，他们总算是得到江苏省杨副省长的支持，并写了一封支持在吴江建立“澳大利亚工业园区”的信。吴江方面立刻将此信发给我。
可是，维多利亚州政府官员在看了这封信之后，认为还不够。
为什么呢？我都有些恼怒了，禁不住质问起和我面谈的这个官员来。
因为，我们需要的不是中国方面某一个领导人的个人的支持信，这肯定是不够的，我们需要的是中国江苏省省政府的正式公文。不是私人的信件，而是政府的公文……虽然我已经恼怒了，可是他依然这样很平和地对待我，金先生，您有把握获得这个批文吗？
我无言以对，因为我确实不知道我最终能不能拿到这个批文。
我只好回去努力。吴江方面也在努力。他们早就把计划报上去了，可是江苏省政府就是不肯答复。
我在澳洲拼搏整整八年了，我经历了无数的风浪，但总是能转危为安。办工作签证是这样，办永久居留时也是这样，当我的中医诊所被告上法庭时还是这样……眼看着无路可走了，只有认栽认倒霉认输了，但我从不肯就这么认输，也总是能想出奇招，反败为胜。正可为“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
29“澳大利亚工业园区”始末（4）
…
这次呢？难道这次真的要败走麦城？
说句老实话，中国那边的事，我是真的有点“有劲使不上”的感觉。
不行，正面无法进攻我打侧面！
我终于又想出一招，我敦促维多利亚州的工业厅立即发函江苏省计划委员会，请求回复对“澳大利亚工业园区”计划的看法。
这样一封信相当于是澳洲方面给了中国方面一个姿态——我们支持，你们呢？
这样一封信也相当于是给了中国方面一个台阶。
很快，江苏省计划委员会很快便给我们回复了：该工业园区计划仍在考虑之中，暂时未获批准。
我只好心急火燎地又去函吴江市政府，要求他们再想办法。
吴江方面最终回复我说：批文暂时办不成了。
就这样，我的宏大的设想，就这样卡在了一纸批文上。
尽管澳洲各级政府和一些大企业、大财团都希望见到这个工业园区能够顺利建成，他们也跃跃欲试，进军中国；但是，中国方面却没有得到真正的支持，无法获得省政府的正式批文。
我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为什么呢？中国方面为什么不支持呢？我要投资，引进澳洲的先进技术我要帮助中国解决人口就业问题，活跃地方经济，增加双边的进出口，为什么还不支持呢？
可我知道，我的计划必须马上停下来。我必须要悬崖勒马，否则损失惨重！
我紧急召开澳中集团公司顾问委员会会议，讨论这个事情。会议结束的时候，我们达成一致意见，暂停推进“澳大利亚工业园区”的全部计划。同时正式通知了吴江市政府，因未能获得批准，此工业园区计划暂缓执行。
这是我第一次面对失败。我败的很惨。整整一年的心血啊！
不过，说起来也算是个奇迹，在整个“澳大利亚工业园区”运作过程中，我竟然在经济上没有什么大的损失。这不是一个奇迹吗？本来，按照协议，我在项目启动的时候，必须打给吴江市一笔启动资金。我照着做了，把这笔启动资金汇到吴江市。这可是一笔巨额启动资金啊！可是，因为开户名与帐户不符，启动资金原封不动地给我退回来了！
我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打过去的钱是退不回来的。可我却是因为帐户的原因，竟然分毫不少地全部退回到我手上！当公司财务部门收到钱后，告诉我钱回来了，什么打出去的钱还能回来？而过去，这种因为帐户的原因打出去的钱又被退回来的事是从没在我身上发生过的。
我感觉到是有某种力量在维护着我，不愿意看到我败得很惨吧？
到了这年的年底，“澳大利亚工业园区”的计划终于划上了一个我十分不甘心的句号。
在后来的日子里，虽然我又曾继续努力过，但是，工业园区的计划最终还是停留在美好的空中楼阁，未能真的建成。
我觉得我很累了，我需要休息，在一种安静的环境中，认真反思。
平静下来之后，我就想，在澳大利亚工业园区这个计划上，吴江市政府和我其实都尽了最大的努力，特别是吴江市委书记和市长，一直非常支持这个事情，他耗费了很多心血，当这个项目无法继续推进的时候，他甚至比我还要着急和焦虑。但是，最终还是因为某些条件不成熟，我们的计划未能成功实施。
这对我有没有教训呢？当然有。
这次教训对我是非常大的，你看，我化了很大的代价，耗费了很大的精力，包括经济上的、精神上的和体力上的，我却什么都没做成。而且我也知道，这个项目的失败，还会给我带来一些名誉上的损失。
吴江市方面，为了这个“澳大利亚工业园区”的计划，在土建方面，也已经投入了不少，付出了很大的努力。可以说，我和吴江市政府两方面都是这个计划的受害者。
那么，谁又赢了呢？
谁都没有赢。
那么，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呢？
答案是很明显的：除了中西方的文化差异外，我们也没有获得中国政府高层的支持。或者我们反过来说，如果我们有与这个政府高层人士相关的部门参与到这个计划当中，很多事情就会顺利很多。这就是中国独特的办事方法。
我认赌服输了！
那么，苏州的新加坡工业园区为什么能建成呢？同是一个江苏省政府，为什么厚此薄彼，批了新加坡不批澳洲呢？这里面的道理也是很简单的：我在中国还没有足够的影响力。苏州的“新加坡工业园区”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和“新加坡的缔造者”李光耀的合力推动下最终成功的。我算是老几？
是的，我也在中国官场上认识几个人，可是我的人际关系做的太表面了，根本没做扎实的工作。假如有一个主要的中央领导能够赞赏我的计划，事情就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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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澳大利亚工业园区”始末（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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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我对建立“澳大利亚工业园区”的艰难程度认识不足。就凭我一个小小的海外商人之微薄之力，来推动这么大一个事情，简直可以说是“蚍蜉撼大树”了，怎么可能成功呢？
实质，也可以说，我是有那么点自不量力了。
我毕竟离开中国已经八年之久了，早已不懂要用中国思维办事了。
所以说，是因为两国文化的差异，也因为天时、地利与人和仅仅差那么一点点，一个良好的愿望，一个宏大的设想，一个本来可以让澳洲和中国双方面都受益的计划，最终还是未能实现。
我想，这个澳大利亚工业园区计划的失败，一定使许多关心我、对我期望很大的朋友与各界人士失望了。其实我自己也为此付出了极其惨痛的代价。我也算是栽了一个很大的跟头，毕竟这个计划经过了媒体的报道，已经广泛地宣布了出去。
后来，可能就是因为这个事件，我又陷入了谣言和误解的包围之中。这是后话了。
很多年以后的今天，当我再次回忆起当初筹建“澳大利亚工业园区”的前前后后，我最终明白了，是我的理想与中国的现实之间的巨大鸿沟，导致了我的失败。
我是一个理想主意者。
我总是想按理想的方式做一些我认为是对社会有益的事。
但是，仅有良好的愿望，是远远不够的。
失败不仅带来痛苦，而且带来财富，这种财富是非常宝贵的，它会伴随你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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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进军澳洲地产，收购“霍克大楼”（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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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就这样过去了。1995年成了我付出最多收获最少的一年。
如果让我来描述我的1995年，那就是：失败是成功之母。我获得了宝贵的教训和如何对进一步发展的深刻反思。
整个1995年，我为了“澳大利亚工业园区”的事不断往中国跑，也顺便推进了澳洲和中国在各个方面各个层次的交流获得。
４月份，我协助安徽省与澳洲的北领地建立了合作关系，后来还建立姐妹省州关系，并且协助邀请安徽人大代表团访问了北领地，我亲自做陪同。北领地在澳洲大陆的最北边，首府是达尔文。这里地广人稀，但是采矿业、畜牧业很发达，还是有很多机会可以和内地合作的。
此外，我还与《上海侨报》展开合作，在《上海侨报》上策划出版了“澳洲专版”，向上海推介澳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