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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工作岗位上讲，你当然希望你是能被看见的，你希望工作得到认可。从理论上说，
由我们在推行的内部控制将协助管理层做得更好，慢慢地，大家就不需要我们了。
我们不是解决问题的专家，比如我去审计一个化学实验室，我不是化学家，我不懂
他们在具体做什么，我只能从管理角度来看，给他们提供管理方面的专业性建议。
我们看的是环节，是管理控制，不是具体的业务的。
记者：在工作中你面对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梅：内部审计其实是公司内部的一个咨询部门。找出问题并不难，难的是对管
理层的说服，我不能也没有权力要求他们必须这样做。我得给出充分的理由。不过
我的建议一般都被接纳了。
记者：你对现在的职业满意吗？将来想向什么方面发展？
梅：很满意。现在，我每年都要跟我的老板讨论找的职业目标是什么？要想达
到那个目标，我有哪些能力是欠缺的？我应该怎么弥补差距？我的个人计划是在一
个大公司做高级财务管理工作。我到壳牌工作2年一直往这个目标走，而壳牌也在
培养我。今年8月底我要去英国总部做财务。壳牌总部管理了上百个国家的分公司，
总部的财务工作对我的提升很有好处。
我在科委
记者：你一亘都服务于壳牌吗？
梅：当然不是。我刚参加工作，是在政府部门。
记者：你原来做的是什么工作？
梅：翻译。原来的单位是北京科委。我毕业的时候刚21岁，正赶上“进外企热”，
我的好多同学都去了外航什么的，为了去外企，当秘书都可以，但现在我为他们感
到可惜。我们家比较正统，所以我选择了科委。当时是89年后不久，国际对中国有
误解，很多外交工作都没法做，很难从政治上突破，于是就提出“科技引头”，从
科技上发展外交。那时候跟以色列、韩国等建交就是科技打头阵。科技是无国界的。
我去科委的时候正碰上科委青黄不接，没有大多的年轻血液进政府，没有很好的科
技翻译，我正好补了这个缺。当时我们部门就只有我一个人会外语，所有的项目都
是我来做翻译，那几年跑了很多国家。做的是不同的项目，做多了就发现，虽然项
目不同但在管理理念上都是一样的，像做石油和医药，看起来不一样，但是它们的
生产环节都需要很多的质量控制，很好的监督机制，需要不断更新。当时高科技的
各个领域我都接触到了。
记青：这段工作经历对你现在是否有用？
梅：非常何用！西先，对我最有用的就是熟悉了各个领域，我跟以色列做过农
业项目，跟肯尼亚做过医药；另外，新型建筑材料。风险投资等等我也做过，当时
的太平洋风险投资是北京第一个风险投资公司，是跟IDG合作的，翻译、谈判都是我，
麦戈文最早来中国的时候，都是跟我们谈的。CA也是这就是对我有用的又一个方
面，我接触了很多人。对于年轻人来讲，见识是最重要的，因为你还在学习过程中。
我见的人都是很高层的，他们的很多理念对你冲击很大。
我的工作经历跟一般人不太一样。我现在回想，这些东西真是有用。我现在代
表壳牌跟中方谈比较大的项目，跟同事一比，就发现比他们要强得多，因为他们一
直在外国公司做，他们没有多么多的经验，没有那么大的接触面，他们不知道谈大
规模的项目应该是什么样的步骤，主要的难点会在什么地方？我在政府时，学到如
何跟领导打交道；接触到具体项目后，又得到其他方面的经验。比如我现在要做一
个国际合作项目，我知道先得找外国使馆，然后是专家。我的角色其实是一个粘合
剂，要把这些人团结在我的周围，同时把这个项目搞活。
中国员工很怕跟高层作阐述，但是我曾经做过国务委员王光英的翻译，所以我
就没有这种胆怯。
记者：你在这些工作经历中，具体学会的能力还有什么？
梅：最重要的还有如何在面对一个新项目时，找到它的最难点和解决方法。我
跟非洲国家合作时，面对的最大困难是如何管理不确定因素。一个项目从技术合作、
技术访问到后来的技术销售，可能需要2－3年时问，跨越的时间很长。但非洲很特
殊，它最不稳定的是国家因素，也许在这2－3年里，一个国家己经换了好几个领导
人，合作伙伴也换了两三个，也许你上一个合作伙伴是这个族的人，很快又变成了
另一个族的人，而这个族可能是上一个族的死对头非洲族与族之间的矛盾是很激
烈的。这时候你要管理的是，不管你的合作对象怎么变，你都要把这些人永远团结
到这个项目的周围。我做到了。
再举一个例子，和芬兰做齿科项目的合作。芬兰人对专业是很注重的，他们就
像中国人一样务实、讲利益。这时你的主要精力要放在项目本身的效益而不是人。
当时，我们想引进芬兰的技术，不是像非洲那样输出技术和相关支持。你从别人那
儿拿东西的时候，你的工作重点就是要让对方相信这个项目是双方互惠的。从对方
那儿拿东西，要怎么拿才能付出最少或者最合理是一个关键。
再比如跟德国人合作。我学到的是最严谨的谈判方法。我们跟德国谈涂料合作
的时候，一谈谈到凌晨三四点。我跟对方负责人，一直改、改、改，哪怕是一个不
伤大雅的意向。当时我哪会起草一个合同？就是这样学的。现在再有这样严谨的谈
判；我一点都不会害怕的。而且我还学会了管理时间。德国人很严谨，他们对时间
的管理是非常厉害的，他说在什么时候完成就什么时候完成，绝不会拖延。我还学
会在短时间内给出一个计划书。有时我到一个公司现场调查，只有5天时间，回来马
上就得出报告。我能应付。
选择MBA不要盲目
记者：既然你在政府做得不错，收获也很多，为什么要去念MBA？
梅：工作中带来的这些东西当时未必认识得到，我那时觉得压力很大，很多领
域的东西都不清楚。当时在政府，没有提供你学习专业知识的机会，不像现在在壳
牌。原来有谁教你做项目？都是自己摸索。从最初谈判到申请资金，再后来我能管
理一些资金了，像东南亚的一些项目资金都是我来管的。这使我动脑筋：我应该怎
么来管理这些资金？这全是一个自觉自学的过程。后来我为什么要出去读MBA，就是
觉得自己的知识有些欠缺了，自己能自觉自学的都已经会了，但是缺乏理论性和系
统性。我在科技部做了5年，最后决定去读MBA。
记者：当时你为什么要选择克兰菲尔德的MBA而不是现在流行的哈佛？
梅：我是1997年念的MBA，那时已经28岁，岁数大了，我选择英国的克兰菲尔德
也有这个原因。因为这个学校提供一年制的MBA，其他学校一般是两年制。我1998年
就回来了。
记者：你认为选择MBA是否重要？你会给MBA求学者一些什么建议？
梅：我觉得选择MBA应该谨慎。中国人有个误区，什么东西热就追什么，其实还
是要看你自己的方向，将来想做什么。
我就知道自己是不会自己去做买卖的，我的性格不适合；我估计我也做不了太
好的销售，因为我跟别人去买东西的时候，从来都是：最后人家不想买的我买了。
我推销不了东西。
我分析自己我分析能力很好，我对数很敏感，我思维逻辑能力比较强……我
想我做高层管理或者战略会非常好，在这方面，我有条件。MBA是最好的实现这一目
标的方法。如果我要做新闻业，肯定不会去读MBA我大学的同学有做新闻的，我跟他
说，你去伦敦读一个政治经济学院都要比MBA强，将来你的职业是要向新闻发展，而
不是做公司的高级管理。
我经常帮英国文化委员会做一些大学的招生工作，我给同学们讲课时就强调，
不要盲目选择MBA，如果你将来不是想到大公司里做很高层管理工作的话，MBA不会
使你增加价值。
选择去哪个国家读MBA也很重要，美国的MBA和英国的MBA完全不同在企业文化
层面。假如你想毕业后到美式外企工作就到美国念，不要找英国的公司，除非你打
算为欧洲公司服务。当然，最好是有了一段工作经验后再去读MBA，否则，你读出来
就很尴尬了。那时候，你的竞争对手都是MBA，没有工作经验让对方拿你很难办，不
知如何用你，你就真是“高不成，低不就”了。
难忘华西医大的英国老太太
记者：到现在为止，你觉得有哪些事情对你影响最大？
梅：其实到这个年龄应该学会忘记（开玩笑）。我是在华西医科大学念的英文
专业。这个学校是原来的教会学校。以前说“南协和，北协和”，“南协和”就是
华西医科大。现在听说合进了四川大学，挺可惜的，华西医大这个品牌多响啊。我
上学正好是改革之后，原来教会学校时的老师又回来了，所以我们的师资特别好。
这些老师信教，特别敬业，比很多外校好多了。他们把精力放在学习上，我受益特
别多。他们对人很好，只要看到你爱学的话，就允许你到他们的小图书馆看书老
外自己还带来了好多书，建了一个小图书馆。四川冬天很冷，我经常到那小屋去窝
着。他们走的时候把这些书的大部分都捐给了学校；我走的时候，是惟个被他们
允许选出一些喜欢的书带走的。
大学四年级的时候，有一个对我特别好的老师，当时她巳经很老了，70多岁了。
她说：“苏珊啊，我太老了，回国后可能很难出来看你了，你得到英国来看我。”
我那时候觉得纳闷，当时出国多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