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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本人坐在经堂门口的高台子上，身穿金黄色袍子、头戴金黄色帽子，手里拿着根三尺多长的木秆、秆头上系着尺把长的须子。他身后坐着好几排喇嘛，穿红色袈裟、戴着弯弯的鸡冠帽，全都闭着眼睛念经。
班禅的左边站着一个“堪布”，专门替他端茶，那茶碗是玉石的，有盖有座、镶金镶银，茶壶是银的，镶着黄金宝石。活佛的右边站着仪仗队的军官，在这个位置上用不着干活、只要站得笔直就好，大家轮流上去半个小时，蔡智明也站过两次。
朝拜的人群排成长长的队伍，各色礼品在院子里堆成了山，有金银铜器、有珠宝首饰，还有木盘子托着的礼单，上面写着贡献多少牛、多少马、多少羊，或者多少土地多少人口。那时候，低层藏民的人身关系是依附于部落和寺院的，头人说送就送、说卖就卖，农奴自己一点办法也没有。
信徒们远远的望见班禅，早就把腰弯着了，两只大拇指向上翘起，舌头一进一出、发出“突噜突噜”的声音，这些人走到班禅跟前，被那根晃来晃去的木头杆子在脑袋上碰一下，立刻就现出很幸福的模样。出去的时候，喇嘛们发给他们一根红绳子，如果遇到个别送礼特别重的，就送一段红丝绸，同样都打着三个结。于是，人们非常高兴地把绳子或者绸子挂在脖子上，仿佛今后的灵魂有了保障。
余展鹏由衷地感叹道：“当活佛可真舒服啊”
蔡智明连连点头：“是啊，是啊”
可是，活佛也有不顺心的时候。
公开法会结束以后，班禅大师准备动身进藏。可就在这时候，“护送特使”诚允大人却突然提出辞职，接着，专使行署的一帮人也说要等候中央指示，全都不肯走了。
关于诚允的辞职有两种说法。一说诚允是平原出身的人，不习惯青藏高原的海拔，头晕、身体吃不消；另一说是诚允喝高了，和蒙古贵族吹牛的时候说满洲国皇帝溥仪是“我们的皇上”，结果被马鹤天参赞和高长柱参军联合告了一状，特使的官职就保不住了。
以蔡智明的地位，当然无法得知事情的真相。但是，即便诚允真的称呼溥仪为“皇上”，那多半也指的是大清国的皇上、而不是满洲国的皇上，因为事实证明，诚允自始至终支持抗日、没有跑到东北去，最后是死在四川的。
马鹤天和高长柱是不是想借机取代诚允的位置，不好说，但诚允自己肯定是乐意被取代的。一年来，能威风的威风了、能花的钱也花光了，剩下的尽是些过雪山、走草地的苦差事，此时不开溜、更待何时？所以他递交辞呈之后立刻就离开了拉卜愣，根本就没有等待中央的答复。
在当时，诚允是不愁没有好差事的，他是张学良跟前的红人，谁能不给他面子？可没想到的是，旧职务辞了、新职务还没到手，张少帅和蒋总裁就撕破了脸，诚允从此倒了热灶，只能做个平头老百姓、最后郁郁而终。
“护送特使”辞职了，行署的其他人也不愿意动身。班禅大师急了，他这回再也不说“其实还不想回去”之类的客套话，闹着非要立刻就走不可。没办法，曾铁衷队长与马鹤天、高长柱商量了一番，决定参赞、参军以及行署的人继续等待中央指示，由仪仗队先行护送九世班禅启程进藏。
于是，1936年8月20日，班禅行辕和仪仗大队的全体官兵离开拉卜楞寺，向青海的玉树地区前进。
“专使行署”是负责九世班禅返藏的执行机构。现在特使辞职了，其他官员也分道扬镳，这就给仪仗大队带来一个难题：他们的身份究竟是“班禅的随从”还是“中央政府的军队”？他们是否要对班禅行辕的安全负责？
对此，行署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复，只是模棱两可地说：仪仗大队既要听从“行辕”的安排，也要服从“行署”的指示。
曾铁衷队长只好召集军官会议，商讨怎样才能面面俱到。
仪仗队的成员大多是打过仗的老兵、具有作战经验。大队长和几个校官在日本进修过特务技能，其他官兵也在宪兵部队里接受过侦察、擒拿、警卫方面的专门训练，整体素质很不错。可是，面对目前这种责权不清的情况，军官们也觉得束手无策、不知如何是好。
从甘肃的拉卜楞寺到西藏，可以选择两条路：一条是向四川方向走，经西康、过金沙江到昌都，然后踏上通往拉萨的官道；另一条是向青海方向走，渡黄河、经玉树南下，也可以到达昌都。前者要过川军的地盘、后者要经“青马”的势力范围。
按照仪仗队的设想，在出发之前应该通报刘文辉或者马步芳、请求地方大员的支援。可是，直到动身，蔡智明他们也不知道确切的行进路线，当然也就无法与四川、青海方面取得联系。
更让大家头疼的是随行人员的规模。
从安全的角度而言，跟随班禅的队伍应该越精干越好。可大师本人却不这样想，为了营造声势，他公开宣布启程的日期、还鼓励信徒们跟着他一起走。藏传佛教的教徒们本来就有到拉萨参拜的习俗，这么一来，男女老少都不顾一切地加入进藏的行列，使得护卫工作增添了许多困难。
曾铁衷和班禅行辕商讨了几次，不得要领。最后只能叹气道：“这是政治，不是军事，没有办法”
自从接到准备开拔的命令，军需官余展鹏就愁得直想哭。
一支从没有去过西藏的队伍，临出发前居然不确定要走哪条路、不清楚要走多少天、不知道在哪里有补给点——这种事情摊在老军需的头上也麻烦，更何况他这个刚毕业的学生官。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是军需官的责任。余军需急得在屋子里嚷嚷着要“自裁殉职”，蔡智明弄不清这小子是说真的还是吓唬人，被他搞得十分紧张。
折腾了一两天，余展鹏又突然兴高采烈起来，一问才知道，原来是班禅大师帮他把难题解决了——九世班禅说了，仪仗队的吃喝全都由他承包，物资运输也由行辕负责！
这下子，军需官什么事情也不用管，开心得连蹦带跳：“班禅真是个好人、班禅大师真是个好活佛。菩萨保佑班禅大人长命百岁、永远白白胖胖！”
蔡智明提醒他：“班禅活佛可是个黑胖子”
“咦？我怎么觉得班禅比以前白净多了”
“…………”
1936年8月20日，九世班禅返藏的队伍离开了拉卜楞寺。
走在队列前头的是高举旗帜和招牌的喇嘛，接着是乐队。奏乐的喇嘛抬着丈把长的大喇叭，“呜噜哇啦”吹得怪热闹。不过，他们再热闹也比不上仪仗队的动静大，三中队用迫击炮打了二十四响礼炮，“轰轰隆隆”，震得好多牛马都受了惊，没命地四处乱跑。
班禅出发时带着三顶轿子。最大的一顶是骡轿，前后都用骡子驮着，骡子的头上戴着红绒球、前胸和脖子上挂着红须子，鞍具上的配饰全是金子做的，十分威猛漂亮；班禅日常乘坐的是八抬大轿，轿身宽大、可以在里面睡觉；另外还有一顶四人抬的小轿，是预备走山路时用的——这三顶轿子的外面都蒙着黄色的绸缎，金光灿烂。
据说班禅大师还有几辆小汽车，也蒙着黄绸子。可惜丢在内地不能带回西藏了。
班禅大师坐在八抬大轿里，轿子前面是他最信任的几个神职“堪布”。轿子旁边围着一群喇嘛，有的背香炉、有的抬檀香木、有的抱着灯具和茶具，还有几个人扛着四棱见方的大铜棒子，搞不懂是兵器还是礼器。
行辕的人马走在八抬大轿的后面，紧挨着班禅的是“大师卫队”。
说起来，蔡智明他们这个仪仗大队只能算是班禅行辕的“外围护卫”，因为九世班禅有一个完全由藏族人组成的卫队，那才是他的“内卫”。
大师卫队有两个分队、二百人左右，服装不统一、有俗家弟子也有喇嘛，虽然看上去怪模怪样，却对班禅绝对忠诚。据说这些年青人都来自于班禅的家乡，从小在班禅的身边长大，他们在北平学习军事、学习文化，还学过修理机器和开汽车……是班禅返藏之后的栋梁之才。
仪仗大队的一部分人在前面开道，另一部分在后面押运辎重。
队伍的末尾，和辎重队一起行走的是那些跟随班禅进藏的信徒们。刚开始的时候足有四五万人，走着走着就少了一半，也不知道是掉队了还是转头回家了。
仪仗队的行李装了一千五百付担子，而班禅行辕的物资就更多了，多到连他们的管事也弄不清到底有多少件，只能估计着说“大概有两三万驮”。好在没人敢偷活佛的东西，护卫人员不必担心行辕物资的安全，只要管好自己的军需品就行了。
负责运输行李的人叫“乌拉”，藏语“差役”的意思，这些人都是自带粮食、义务干活的。班禅大师需要人手的时候，就打发个叫“格筹”的官员到沿途的村子里吼叫一通，大家听了，立刻自动到供养保护神的地方集合，能出钱的出钱、能出力的出力，一会儿就可以把“乌拉”凑齐，实在方便得很。
“乌拉”来的时候大多带着牦牛，牦牛的个头比内地的水牛小一点，能爬雪山、过草地，力量很大。“乌拉”队伍走一段换一拨人，始终保持着庞大的数量，无论是搭桥探路还是装卸鞍驮，个个任劳任怨、不用别人操心。
行进途中，蔡智明登高眺望。只见漫无际涯的旷野上，一队队骡马、驮牛和“乌拉”按各自的部落保持着一定的间距，各队人马插着不同的旗幡，陆续跟进、连绵不绝、浩浩荡荡，场面真是壮观极了。
队伍虽然壮观，可行进的速度实在太慢。班禅活佛坐着八抬大轿，一路吹吹打打、鼓号喧天，一天能走个三四十里就算不错了。
刚开始，队伍向着四川方向走，可走到半道就听说过不了金沙江，只好逆江而上、绕道青海。
金沙江畔的道路十分险峻，一侧是高耸的绝壁、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