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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文坛亲历记-第9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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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洋战争爆发,菲岛的美军不战自退,日军占领马尼拉等大城市,杜埃他们下乡组织华侨抗日游击队(杜任游击队的宣传部长)与菲律宾人民共同抗击日寇。菲岛从中吕宋到南吕宋燃遍了抗日烽火,“华支”(菲律宾华侨抗日游击队的简称)与当地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勇挫侵略者的毒焰。在菲律宾朝野和友军(反攻回来的美军)中建立了崇高的威信。直至1945年抗战胜利,“华支”的人员才在菲国人的热烈欢送气氛中陆续撤回大陆。杜埃于1947年返回香港。这番在异国他乡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经受血和火的冶炼,见到的人和事,使杜埃毕生难忘。1947年、1948年在香港办报,遂利用工余之暇,写出一些短章,如《番娜》、《丽达的道路》、《萨克林田庄》、《法布尔的家》等作,后辑成十余万字的集子题名《在吕宋平原》,由香港人间书屋出版。茅盾为其写序,称这些作品,“是他经验的产物”,它的艺术特色是“情绪真挚而行文质朴”,“细致的描写与热烈抒情”相结合。但这些毕竟是些片断的采撷,杜埃绝不满足。写出长篇巨著,反映菲岛太平洋战争的史诗式画卷,才是杜埃的心愿。史诗未及写,而十年动乱到来。廖承志等老同志在北京遭受迫害,“华支”在各地的成员也无一幸免,“四人帮”居心叵测,把这支受人民爱戴的抗日队伍,打成“潜伏下来的特务”,杜埃也冤枉被系狱中。但他坚定的信念毫不动摇,他这时思虑的绝不仅仅是个人的委屈,而是痛惜党也在受难。也正是在狱中遭罪之时,他要写“华支”这段可歌可泣历史、还历史以真面目的愿望更加强烈。粉碎“四人帮”后,杜埃恢复了工作,他向许多人表述了自己的这个愿望,但不少人怀疑这样的题材是否可以写。是当时的广东省委的书记吴冷西第一个支持他,并劝他快写。但杜埃直到1980年初卸下了工作重担,才正式开始多卷长篇小说《风雨太平洋》的写作,这时他已步入高龄,身体并不很强健。他不在大城市去找舒适的写作环境,偏偏离开家中亲人,孤身到广东增城县朱村,住在简陋的房子里写作。经常跟四乡的干部、群众往来。也许在这样的地方,他较易于追怀往事,触发灵感,进入自己的创作境界。经过数年努力,他终于陆续完成并出版了六十多万字的《风雨太平洋》第一、二部,第三部也即将写成。长篇小说出版后,菲律宾和某些东南亚国家的报纸争相连载或予以评介,在海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杜埃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从事实际工作,无法像那些专业作家那样集中精力于写作,直到晚年才开始长篇小说的巨大工程。能够完成它,是多么不容易啊!长篇小说《风雨太平洋》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文学的一部分,有其不会泯灭的历史价值,这就是这位中国作家了不起的奉献。至于艺术上还有某些不够精致完美的缺点,这是难以苛求的。 
  秦 牧 
  秦牧是全国知名的散文家。秦牧的散文写得多写得快写得好。 
  我对秦牧最初的印象是他个儿高高、体质强健,面目黧黑,像个整天在太阳底下晾晒的老农,一个胼手胝足的劳动者。60年代初期,我登门拜望他时,他刚从乡下返回。那时许多作家都下放农村基层担任职务,并参加体力劳动。秦牧告诉我,他一天挑担一百多斤,又忙着公社里的事情,没有多少时间弄写作。不过我对秦牧很佩服,那时正当他的盛年,他真是能文能“武”。我第一次经手的是50年代中期他寄给《人民文学》的散文《土地》,那是一篇杰作,从北京中山公园的社稷坛五色土说到中国历史上的帝王之爱土地,老农之爱泥土……构思精妙,浮想联翩,视野极为开阔。后来又收到他写的童话《亲爱的妈妈》,这是一篇赞颂我们亲爱的大地的知识性童话。秦牧写作的路子是很广的,最拿手的是散文、杂文、随笔,但也写小说、戏剧以至童话,几乎没有哪种文学体裁他没尝试过。我常想古今中外写得多写得快写得好的作家,他们笔耕、运思,没有一个不像老农年年月月、风雨无阻,侍弄他们心爱的土地,没有一个不是辛勤的劳动者;不光有聪敏的头脑,并且有强健的身体做他们高强度的脑力劳动的后盾。高尔基曾描写老托尔斯泰也是健康得像个老农。有了健康的身体又勤思勤读勤写,何愁出不来多而好的精神产品?作家就是要勤作嘛!不能光坐在家里不作。   
  岭南三作家(4)   
  秦牧并非出身劳动者家庭,他降生于一个华侨破落商人之家。但由于母亲是婢女出身,而且他在青少年时代曾度过相当艰难困苦的生活,曾在大都市的贫民窟里居住过,刮台风,屋子塌下来他被压在床底下死里逃生。抗战时期,在困顿的旅途中曾步行几千里,在公路近旁的茅寮中躺在草堆里,跟乞丐一起过夜,有时还要忍饥受饿。所以他决不是温室里成长的人物。正像秦牧自己所说:“这样的生活,加上优秀书籍的指引,使我从青少年时代起,就有一种向往真理,向往正义,向往公正之心,追求民族翻身,追求社会解放,总想为人民的幸福出一点力。我就从这一点点儿觉悟开始,一步步走过自己的道路。”(见秦牧在广东省庆祝他从事文学创作五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答谢和自白》)一位画家曾给秦牧画过一幅自画肖像。秦牧在画像之旁写了一首自题小照的诗,诗是这样四句:认真学习,不辜负做万物之灵,辛勤奉献,报答祖国的深恩。 
  倒不是为了什么名垂青史,重要的是,俯仰无愧于人的一生。 
  我想青年读者们可以细细玩味这四句话,以了解秦牧其人。秦牧已过古稀之龄,去年冬天我在广州有幸再见到他,他仍然精神矍铄,至今笔耕不辍。我想这真是一株不凋的老梅树,他枝头的繁花,正是来自一种辛勤的奉献,来自他深深扎根的大地。 
  写于1992年   
  文坛伯乐秦兆阳(1)   
  建国以来,我们有一些出色的文学期刊编辑,特别在发现和培养文学新人方面,他们长期地付出了无声的辛劳;在过去“左”的思潮对文学事业的严重干扰下,有人还为此蒙冤二十余年,付出惨重的代价。在当代文学的发展史上,我觉得这些人的劳绩不仅不应该被埋没,而且他们的编辑工作经验,发现、培养文学新人的经验,对今天也不无借鉴意义,为此我写了本文。 
  默默的耕耘 
  你见过这样的主编吗?他不是徒具虚名,不干实事。他不是等待下属人员给他送复审稿件去,他只在稿件上简单地批上“用”或“不用”一两个字。他有一种直接到堆积如山的无名作者来稿中去寻找佳作,发现人才的乐趣。秦兆阳就是这样的主编。 
  1956年我在他底下干编辑。记得夏天的一个早晨,他把肖平的小说《三月雪》的手稿给了我。他是手稿的第一个读者,是我们编辑下班后,他从一个编辑案头堆积的稿件中挑选出来的。这篇小说很快发在《人民文学》当年第8期,发表后受到读者好评,影响很大。肖平1954年在《人民文学》发过《海滨的孩子》,对于《人民文学》的编辑不算陌生。但在《三月雪》发表前,他的名气不算很大,他的来稿从编辑手中漏掉并非没有可能,假如这个编辑粗心大意点,或者没有鉴别出来的话。秦兆阳这种眼睛向下,丝毫不烦看普通投稿者的来稿,深入、细致的作风,无疑对每个编辑是个鞭策。还有完全是无名的作者,被秦兆阳从浩如烟海的稿件堆中,“沙里淘金”地“淘”出来了。50年代中期的读者,或许还记得中篇小说《总有一天》,曾在《人民文学》1956年第七、八期连载,后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了单行本。作者黄远是泉州医院的一位医生,在这以前,没有写过什么有影响的作品。寄到编辑部的这部手稿,可不像个样子,是写在几册六十四开很不整齐的笔记本上,蝇头小字,写得也不规整。以往碰见这样的来稿,编辑可以不看就退回去的,一则它是好几万字的长稿;二来这样小的字写在小本本上很难吸引人读下去。可是秦兆阳耐心地读完它(作为这部手稿的第一个读者,这部小说,也是他从编辑案头“拾”去的),并亲自为它整理加工后送到工厂发排的。 
  从新中国成立到1957年,秦兆阳断断续续在《人民文学》干了五年小说编辑及执行主编,比他专业搞创作的时间长多了。不论是当编辑或主编,他总是花去绝大部分精力,在来稿的“海洋”中辛勤地耕耘、播种和收获。要统计他发现、支持的作品和人才吗?在如今的知名作家中可以开列出一长串名单来。例如建国初期,玛拉沁夫的处女作《科尔沁草原的人们》,孙峻青、白桦发在《人民文学》的第一篇小说,都是经秦兆阳之手发出的。曲波的《林海雪原》出版前,秦兆阳选登小说的精彩片断《奇袭虎狼窝》,并写编者按语,对这位即将面世的新作家,给予及时、热情的肯定。有的人知道是秦兆阳发现了自己的第一篇作品,有的人可能至今还不知道。 
  我要说,这是一种道地的鲁迅所称赞的“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在文学编辑岗位上,我常见有两种编辑:一种人看稿很细,也有水平,但只愿为知名作家服务,不大看得起无名作者的来稿,因而在他们的编辑记录中,很少有发现人才的记录。还有就是像秦兆阳这样的编辑,他们也善联系知名作家,但绝不以此为满足。好像半年一年的编辑工作下来,不发现几个新的名字,不从大量废“沙”中“淘”出有希望的“金子”,那就还没有完全尽到编辑的职责。这样的编辑更可贵。 
  识——胆——思 
  一个编辑要有“识”,还要有“胆”。他的“识”表现在极其敏感地发现作者对于生活和艺术的新探索和思索,以及这种探索对于我们社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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