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的。当时我不过是20刚出头的年轻学徒编辑，没有他们的具体指导、帮助、鼓励，不可能在全国性的刊物发表文章。
萧殷在当年（2）
五
萧殷在工作中给人的感觉是个严肃的长者，然而在日常接触中，他又是个活泼、愉快的人，单纯得像个孩子，没有任何的矫饰，他把心交给你。
工间休息时，我们在丁香树旁晒太阳。有时有严肃的讨论，谈论某篇作品或文章。但更多的时候是随便聊天或开玩笑。这时萧殷、陈涌也参加进来。萧殷常讲他在战争时期去村里做群众工作，遇见一条恶狗，差点儿拿枪对付狗的经历。说得绘声绘色，津津有味，当时那窘迫味儿，苦涩味儿，全出来了。那客家话的“狗———狗！”字，给人印象特别深。大伙忍俊不禁地笑起来，萧殷自己也笑了，笑得坦诚、天真。
有时萧殷在编辑部内，当着大伙儿的面诉苦，原来是他心爱的女儿“萌萌”病了，“萌萌在家没有人照管……”
他常提到“萌萌”。星期六下班后，有时看见他在家门口，跟这4岁的小女孩聊天、嬉闹。这时，他完全沉浸于父爱中。
六
我住在四合院内侧的单身宿舍里。星期天，常听见东、西厢房里竞相播放音乐唱片，主要是西洋古典音乐。贝多芬啊，莫扎特啊，门德尔松啊……有些我听不大懂。有天上午，我路过萧殷房门前，不禁停住脚步，那音乐实在太美妙、太动人了。这时萧殷正好开门，他要我进去听。他那留声机是陈旧的，显然是从东安市场的旧货店里搜罗来的。萧殷动情地对我说：这曲子真好！你也喜欢听吧？这是俄罗斯作曲家柴可夫斯基的《如歌的行板》（弦乐四重奏）。这曲子是柴可夫斯基根据一首民歌曲调创作的。传说他有一天听见一个石匠在花园的窗下哼一首歌，曲调优美、动人，把他惊呆了，于是他根据这个曲调很快创作了一首乐曲。后来给托尔斯泰演奏，托尔斯泰感动得流了眼泪。的确，这曲子表现了俄罗斯人民在苦难、逆境中坚忍不拔的性格，可以说表现了一个民族的灵魂，了不起呀！这曲子经得起反复听，越听越感觉它浑厚、深沉，内涵丰富，余味无穷……萧殷那深情的赞美，使我感觉他重又沉入乐曲创造的境界中去了。
那天上午，在萧殷的讲解下，记得还欣赏了贝多芬的第六（田园）交响曲。萧殷对他的每一张西洋古典音乐唱片的来历，几乎都能讲出段甜美、曲折的体验。那些唱片多是他从东安市场、琉璃厂细心搜罗来的。自珍、自得之情不加掩饰。
萧殷不但热爱贝多芬、柴可夫斯基的音乐，也喜欢欣赏中外名画、名人字帖。印象中郑板桥、齐白石、黄宾虹等人的字画，俄罗斯现实主义大画家的名作，他也用心搜集。在他书房里，悬挂着希什金的名画《田野》，还有齐白石的花鸟小品。
远在30年代就从事进步文艺活动，解放后又竭诚献身于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萧殷，他不是一个眼光短浅、兴趣狭窄或者思想僵化的人，而是一个心胸开阔、兴趣广泛、生动活泼，如同列宁所要求于共产主义者的那样，不断用人类文化成果丰富自己的人。
七
1956年，文艺界贯彻双百方针。那时召开的座谈会甚多。我不知在哪个座谈会上发言，谈的是过去理论批评工作方面的缺点、问题，涉及了萧殷（那时他早已离开《人民文学》，离开作协他负责的部门———普及工作部）文章中的某个论点，我表示了不同意见。不意这篇发言被摘登在《作家通讯》上。我很不安，心想萧殷是我的老上级，这样摘登出来，岂不是对老师、上级的“冒犯”？后来见了萧殷，我主动提起这事，意在做点解释。萧殷亲切和蔼地微笑着，连说：“这有什么关系嘛！”又说：“你可以有你自己的看法。”我的精神负担顿然解除，对萧殷，我又多了一层敬重。
八
1962年初春，我去广州出差，我惦着萧殷同志，很快去看望他。他这时正在革新《作品》杂志，兴致勃勃地谈他编辑《作品》的种种设想。刊物要有基本的作者队伍，但这队伍又不是狭隘的、宗派主义的。搞了几十个特约撰稿人，包括港澳作家，把他们的名字登在版权页上。刊物要坚定地贯彻双百方针，搞了些新栏目，如“谈薮”、“诗文杂记”、“文艺书简”、“创作谈”等等，还登翻译作品。总之，想把《作品》编得具备自己的风格，新颖别致，内容充实，形式讲究，引人入胜。事实上，这段时间，萧殷将他的心血、精力全都倾注于《作品》的编辑工作上。在60年代初期，《作品》杂志以它那内容的多姿多彩，开本样式的精美、讲究，在全国文艺杂志中，的确是独树一帜的。
萧殷大约是1955年即离开全国作协的工作岗位，去南方体验生活。那时听说他要写长篇小说，后来在刊物上也见过他发表的作品片断。但是“命中注定”，他总是被安排做文学杂志的编辑和文学教育工作者。他也乐于这样做。他去南方不久，编辑杂志的担子落在他身上。后来又担任暨南大学中文系主任。几十年如一日，他为编辑杂志，丰富和提高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培养、教育、造就文学新军而耗尽精力。
萧殷是全国知名的文学评论家、作家。但我以为，他实质上更是位“无名英雄”，长期做文学编辑和教育工作，兢兢业业，埋头苦干，不慕荣誉，不计较名利、地位，“为他人作嫁衣裳”。将一生的绝大部分时间、精力，献给了无名、未名的青年人。今天全国闻名的中青年作家中，不少人受过他的亲切教诲，切实帮助。一批文学编辑，是在他的扶助下成长的。他无异于“文学车间”的“工作母机”。这种精神感人、可贵。
萧殷在当年（3）
九
十一年后的1973年，那时我在《体育报》社工作，去广州出差，我仍惦着看望萧殷同志。阔别了这么多年，他到底怎样了？见了面，见他头发已花白，显得又瘦又老，简直大变了样，我心里涌起一股酸楚之情。他正在阳台上晾晒王羲之的草字帖。他一脸苦相，向我诉说，这是仅存的王羲之的草字帖，是他最后的一件文宝。“文化大革命”期间，家中像公共过道，任何人可以进来随便拿走他的书籍、字画，经过反复抄捡、洗劫，他几十年辛苦积存的心爱的藏书、字画、音乐唱片已经荡然无存，有些未完成的手稿也丢失了。现在最苦恼的是，要写点什么，没有参考材料，没法找参考材料。一个写文章的人，没有参考书、参考材料，那还怎么干下去？
十
粉碎“四人帮”后———
1980年，是萧殷第一个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呼吁要关怀、重视编辑，正确、客观地评价编辑在发展文学事业中的重要作用。
萧殷编辑的《作品》月刊，发行份数猛增、陡增，出现了引人注目的新作家，发表了深刻揭露、控诉“四人帮”的作品，受到全国读者欢迎。
他还不时发表短文，对当前文艺思想问题、创作问题，表达他那成熟、精湛的见解。
但他的身体日渐衰弱。这既是几十年工作劳瘁所致，也是“文革”期间对他的无情折磨所致。他过早地离开人世，远没有做完他想做的事情，这实在遗憾。
萧殷在1953年发表的一篇文章里赞扬别人时，曾引述过一段话。用这番话来评价他自己的一生，我觉得是准确、恰当的：
不知休息，不逃避任何困难的工作，把自己的一切力量，把自己的全副精力贡献于党所托付他的事业———鞠躬尽瘁。
吴伯箫投稿
1976年10月金秋粉碎“四人帮”后，那时许多理论问题还没来得及拨乱反正，“文艺黑线”论还没有批倒，文艺界还没有改变“万马齐喑”的局面，但是坚冰毕竟已经打破，春的气息在浸润大地，人们的心已开始转暖，多年被迫搁笔的作家们又提起笔来跃跃欲试。尽管文联、作协还没有恢复组织，报刊的编辑还来不及去拜访他们。这就叫做“形势比人强”。万物复苏的趋势，任谁也阻拦不了。
我那阵子在一家全国性的文学刊物工作。记得初冬的一天，天已经有点儿凉了，外边下着雨。上午9点多钟，忽然一位身穿大衣、手拿雨伞、足登雨鞋的老者兴冲冲地走进编辑部来，微笑着说：“你们辛苦，我来投稿的！”我一看这不是老作家吴伯箫吗？伯箫同志早在抗日时期就以写作散文、报告文学而闻名于世。60年代他是刊物经常联系的散文作家，他发表在《人民文学》的散文《记一辆纺车》、《菜园小记》，以其朴实无华而意蕴丰厚的个人风格赢得了广大的读者。在“四人帮”肆虐时期，刊物虽说终于恢复了，但知名的老作家不经允许谁敢随便去联系？而一般有头脑有经验的老作家，宁肯暂时保持沉默，也不愿轻易去向刊物投稿，发表作品，而自找麻烦。这是当时的普遍现象。伯箫同志真是久违了！伯箫为人就像他的文章、衣着那样朴素，而今他冒雨亲自登门送稿，在场的编辑部同仁无不深受感动。当即请老作家坐下，他于是从怀里取出他的新作散文稿，标题是“努力奋斗”。他笑着给大家解释，才知道这是1939年在延安，毛泽东主席亲笔赠给他的题词。我们愉快地收下这篇稿件，想像着这样深情地忆往的散文，会和他以前发表的散文佳作《记一辆纺车》等衔接起来，一定会再受读者欢迎。散文很快发表在《人民文学》1976年最后一期。
据我所知，“四人帮”被粉碎后主动给刊物送稿子的，老作家吴伯箫属最早的一位。这无疑是个信号，预示着春已萌动，百花盛开的春天将很快到来！也促进了编辑部同仁想一想：还不快快制定计划“主动出击”，还要等待老作家、中青年作家自己“送上门”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