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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月，政治运动一个接连一个不断头。严文井既是部门的领导，又是机关领导人之一。他虽说是个业务领导人，但这项业务也被认为是“阶级斗争的晴雨表”，超乎一切、压倒一切要他抓的是“阶级斗争”。严文井是个谨慎小心的人，他能够不执行上级的指示吗？特别是每个运动发动时总是强调“敌情严重”，什么暗藏的反革命，什么混入党内几十年隐蔽很深的反革命啊。他作为机关和单位的首长，动员讲话时能不讲得严厉一点吗？一场运动搞下来自然要误伤一些好人。于是在1957年动员鸣放时，就有朋友讲严文井的基调是“左”和“随”。我当时颇有同感，可不是吗？他是“左”的，也是“随”的。这当然是贬义词，古人有言，“行成于思，毁于随”嘛！细一思之，那时作为单位的领导人，谁人能够不“左”，谁人能够不“随”呢？当然严文井的个性，常被认为有点儿“胆小”。但胆大又如何呢？胆大而不“左”不随，早被打成异端分子，取消当领导的资格了。同样是“左”和“随”，有的人则是乘“左”风而上，纵横捭阖，如鱼得水，事后仍然铁青着脸，并不反悔。后来的迹象很快表明，严文井属于前者而非后者。1962年下半年再次响起阶级斗争的紧锣密鼓。严文井在一个会上检讨自己说：“春天，我看见一个穿红衣的少女骑着自行车从林阴道上过来，我感受到一种诗意和美……安排今年上半年的工作时，我估摸大概没有什么事了，可以干点正事儿了……”这句话在场的人一听就懂，“没有什么事”是指阶级斗争的事。“正事儿”指抓业务。后来在新起的运动中，它被人一再做文章，说严文井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说他是闲适派文人、资产阶级老爷。然而这句勇吐心声的话，正表明作家严文井的可贵，他还保持着一颗温柔的对美敏感的心，他之卷入运动是身不由己，不情愿的。
60年代初期，一次偶然谈起家乡的往事，我方知道，他和我姐夫是中学同学，一个学文一个学工，他也见过我姐姐，保存着美好印象。他建议我趁姐夫来京开会时约他去他家中小聚。两位老同学相隔了近三十年重又见面。我觉得两人重又返回了青少年时代，不再是文艺领导者或企业领导者而还原成天真烂漫的大孩子。两人都怀旧。姐夫怀念高中时爱恋后来成婚却早逝的我姐姐。文井怀念他的第一个恋人，他叫得出恋人的名字，记得起他们当初约会的情景，在我眼前如同生动的电影闪现。他们纯洁的恋情，被对方家长生生拆散了，他一个穷学生，莫可奈何！我再次感受了严文井一个堂堂男子，那颗温柔、敏感的心。他是个心灵富有的作家，本应以写作为主业，却被没完没了的运动和行政事务缠绕着、磨损着，实在可惜。
为严文井画像（2）
粉碎“四人帮”后，我最早是从过去被整的朋友们那儿，听他们讲说严文井。这些朋友多在外地，错整改正后，几乎无一例外地都要去看望严文井，包括那位过去说文井是“左”和“随”的朋友。他们说，文井对过去做了沉痛的忏悔、反省。他不仅忏悔、反省了自己做错的事，几乎忏悔、反省了自己的一生，令他们大受感动。当时，我稍感吃惊，我的思想解放的幅度还不大，我未曾听说那时有任何一位文艺领导人有文井那样深刻、彻底的自我解剖和对生存环境的反思。
文井并不完全沉湎于过去。他积极地面向未来。摆脱了工作的重负，近十几年他写的各类文章，远远超出了前30年。他热情扶植、鼓励、支持有为的青年作家及一切向他求教的人。他的精彩的短文，锋芒所向，有的就指向了根深蒂固的“左”疾。他不再是“随”，而提倡“思”，作为天地间大写的人独立的“思”。我觉得他好像变了个人。细一想，严文井还是严文井，一个“楚人”，一个在心性上永远保持自由求索的人！
萧殷在当年（1）
一
1953年1月5日，我从武汉来到北京东总布胡同22号全国文协报到，被分到《人民文学》编辑部工作。《人民文学》负责人、一个瘦小个儿、戴近视眼镜的中年人找我谈话，他就是文学评论家萧殷。
萧殷同志对我说：“把你分到评论组处理读者来信。这是件很重要的工作。为了答复读者提出的各种各样的文学问题，你自己就得好生学习。你很年轻，这对你是个锻炼。”———说这句话时，他那生动的眼神专注地看着我，我感觉镜片后边似有热光闪动。
萧殷继续说：不要看轻了处理读者来信。读者提出的问题，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很多的情况。有些是带共同性的普遍性的问题，就更值得重视了。我的好些文章，就是从青年人的来信引起的，是为着答复他们提出的文学思想问题、创作问题。这就要在工作中养成思考、分析的习惯，甚至记笔记的习惯。有了问题随时记下来，分析、思索。我工作了一阵子，小本子就积累一大堆，那上边都是记的各种问题、各种感受……
二
不久，《人民文学》编辑部搬到东总布后边的小羊宜宾胡同三号。这是个安静、幽雅、标准的北京四合院。二道门里，宽敞的院中有紫藤罗架，丁香花树，迎春花树。一到春天，先是黄色的迎春花开放，紧接着紫丁香开花，满院生香……
大北屋是编辑部的办公室。东、西厢房一边住着陈涌，一边住着萧殷。这时我才知道当时编辑部的两个负责人就是陈涌和萧殷。他们都不是编委。而主编和副主编，基本上是挂名的，四个编委，也不处理编辑部的日常工作。萧殷、陈涌共同负责编辑部的全部工作，两人轮流发稿。当一个人发稿时，另一个人就负责抓编辑部的业务学习和其他日常工作。我来编辑部的头两个月，萧殷正担任后一个角色。
那时编辑部的业务学习抓得很紧，学术空气浓。譬如说吧，工间休息时间或是饭桌上，编辑们经常讨论契诃夫或莫泊桑的一篇小说，或本刊联系的某个作者的小说，或《文艺报》刚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萧殷、陈涌也参加讨论，甚至争论。陈涌本来肤色微红，争论时面孔就更红了。萧殷发表意见时严肃、认真、专注，头微向前倾，眼神向下；有时又抬起头来，以手势助话语，带客家味儿的普通话，往往滔滔不绝，道理一套又一套，显得很雄辩……
我记得萧殷那时强调的一些基本观点是：作家要深入生活，没有生活写不出好作品。但光有生活不行，还必须学习理论，学习文学本身的业务，提高认识和表现生活的能力。作家是人类灵魂工程师，负有教育人民，改造和提高人民道德品质的崇高责任。作家的描写、研究对象是现实生活，是社会中的人，人与人的关系，人的思想感情、精神面貌。作家的责任，显然应该与自然科学家、工程师和政治运动的直接指挥者有所区别。因而他反对在作品里单纯描写生产技术过程，工作方法，或是图解政治运动，进行没完没了的政治说教；反对脱离生活，忽略文艺本身特点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反对对作品不做深入研究，不做具体艺术分析的简单、粗暴的批评……
这些基本思想，贯彻于他的编辑工作中，也表现在他当时写的文章、言论里。
三
萧殷尤其强调编辑应加强学习，这样才有可能提高工作水平，做好工作。编辑处理稿件，答复读者来信，不是一般的事务性工作，而是严肃的思想工作。编辑虽是文学组织工作者，但更应是文学评论工作者，熟悉、精通文学业务的行家。萧殷、陈涌当政的1953年上半年（下半年《人民文学》改组，他们两人离开了编辑部），《人民文学》编辑部内，安排了两项经常性的业务学习，一是学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问题，一是学习中国古典文学（《诗经》和白居易的诗），两项穿插进行，坚持不懈，贯彻始终。编辑们轮流做有准备的重点发言，展开热烈讨论，萧、陈亲自参加。编辑部内自然形成浓厚的读书风气，《诗经》和白居易的诗好些人通读了，研究了。为了弄清新旧现实主义的联系和区别，大家认真研究和阅读契诃夫、高尔基有代表性的作品，观摩上演的他们的戏剧。苏联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文章，凡翻译过来的，大家几乎都搜罗了，通读了，熟悉他们各家各派的论点。
四
萧殷、陈涌要求编辑们养成思考、研究文学问题的习惯。而练习写文章———记读稿札记和读书心得笔记，是锻炼分析、思考问题的能力，提高写作水平的最好的方式。因此，他们从来没有将编辑工作和写文章对立起来。相反地，提倡编辑们结合工作，结合处理来稿来信，或阅读某一作品有了体会，便练习写文章。对于缺乏经验的年轻编辑，他们具体指导，手把手地教，为他们提供学习和锻炼的机会。
我在处理读者来信过程中，没有想到要写文章。有一天，萧殷把我找到他办公室兼卧室的西厢房里，把我介绍给《中国青年》杂志的一位女编辑。原来，这位女编辑带来一批青年读者的来信，要萧殷针对青年读者们提出的问题，写一篇辅导青年阅读文学作品的文章。萧殷说他没有时间写。我在编辑部是处理读者来信的，这篇文章可以让我写。我诚惶诚恐。但在萧殷鼓励下我勉力为之。文章初稿写成后，我送给萧殷过目。我至今记得，他帮我修改、增添的字、句。文章送出后，很快发表于《中国青年》1953年第17期，题目叫《漫谈青年在阅读文学作品中的一些问题》。不久我又写了篇文章：《一本作家谈创作经验的好书》（读第二届全苏青年作家会议论文集《作家与生活》），是陈涌具体指导，经萧殷之手发表于《人民文学》1953年第6期的。当时我不过是20刚出头的年轻学徒编辑，没有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