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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主编张天翼倡导下，《人民文学》广泛联系作家和培训青年作者的工作走向制度化。
当时《人民文学》编辑部在小说、散文等方面分别拟订了周详的全国作家的组稿名单，定稿后打印出来，每个编辑人手一份。小说作家名单，分为一、二、三线。“一线”是指那些创作活跃、水平稳定的一批著名作家，这是刊物经常联系、重点组稿的对象；“二线”通常是指因各种原因写稿不够经常或水平不够稳定的作家；“三线”则是指已经在全国或地方露头，但作品不多，创作状况尚欠稳定的青年作家。但编辑部也不可忽视对二、三线作家的联系，天翼经常用一句通俗的比喻“放长线，钓大鱼嘛”。每个编辑都分工联系一批一、二、三线作家，并制订每季、每月的具体联系、组稿计划，或写信或出访。应当说明的是，这一、二、三线作家名单被严格规定仅限编辑部内部使用，不对外公开。因为“线”的划分不一定准确，只为工作方便才制订的。且这份名单也时常调整、修订，并非那样死板、固定。事实上有不少青年作家因其佳作连连出世，很快“升格”入“一线”。也有从“二线”作家那里，钓起了“大鱼”的。一个刊物制定周密的联系作家的名单，并将联系工作有分工地经常化、制度化，这对办好刊物，无疑是项“基本建设”或“基本功”。
培养青年作家工作的制度化。天翼向来关怀青年作家的成长。50年代初期，他兼任着中国作协创办的培养青年作家的中央文学研究所的副主任。许多青年作家如邓友梅、刘厚明等常是他家的座上客，他们的创作一再得到他具体帮助。至于女作家李惠薪，远在中学时期便是天翼常接触、辅导的文学新苗。50年代末，文学讲习所（文学研究所的后身）停办，全国范围再没有一个培养青年作者的场所。就任《人民文学》主编的张天翼采取了一个替代的办法，让《人民文学》编辑部每年举办两三期青年作者的读书班。这样的读书班每期邀请学员七八人，十来人不等。好些人来自工厂、农村或偏远内地。他们有实际生活经验，已在地方报刊发表过作品，引起了《人民文学》编辑部注意；但渴望开阔视野，提高文化和文学的素养。《人民文学》编辑部举办这样的读书班，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恰像给他们“下了一场及时雨”。学员们来到北京报到后，读书班往往就办在东总布胡同22号中国作家协会的大院内。天翼让《人民文学》编辑部主任兼任读书班班主任，工作人员则由编辑部抽调编辑担任。学员们食宿都在大院内，六周至八周的学习生活，均有周到细致的安排。天翼亲自参加读书班的活动，在开班或学习结束时给学员们讲课。一讲就是两三个小时。天翼的讲课深入浅出，结合创作实践，针对学员们苦恼困惑的问题给以解析，因而深受学员们欢迎。而天翼住家就在作协大院侧边的小院内，学员们向他请教颇为方便。这样，在整个办班期间，早早晚晚，天翼和学员们之间的个别接触、交谈，便难以计数了。当然在办班期间，编辑部还邀请了作协的领导人和著名的作家、文艺理论家给学员们讲课。
张天翼和《人民文学》（2）
这样的读书班效果很好，当时刊物上发表的不少新人小说新作，好些便是读书班学员们的作品。学员们除了伙食费自理（有困难的还给以补助），似乎没有听见缴纳学费一说。
三、天翼对儿童文学的关怀。
天翼是我国儿童文学的前辈大家。新中国成立后，他更是倾注了全部创作精力为儿童们写作。他影响了好几代人的儿童文学佳作如《罗文应的故事》、《去看电影》、童话剧《大灰狼》、长篇童话《宝葫芦的秘密》，差不多全是在《人民文学》发表的。当然这对年轻作家为孩子们写作、对文学刊物发表儿童文学作品，均起了倡导作用。在编委、主编张天翼带头下，50年代至60年代的《人民文学》很重视儿童文学创作，发表了一大批儿童文学新作家如杲向真、刘真、肖平、任大星、任大霖、柯岩等的儿童文学佳作。在每年6月则出版儿童文学的专辑或小辑，扶植发表了一批更年轻的儿童文学作者的作品。
四、对文学评论工作的关怀。
作为一个创作成果丰硕的作家，天翼曾发表了许多文学评论文章。我很喜欢读他的评论，不论谈论创作问题或创作经验，还是评论中外名著（如《红楼梦》、《儒林外史》、《西游记》、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等），这是一个真正体会了创作甘苦的作家心得之作，有独到、深刻的见解；同时还结合创作实际，不是空洞抽象的一般泛论。因之凡是对创作有兴趣的人，也都愿意读这样的文章，青年作者更是如此。50年代末、60年代初，天翼除主管刊物方针大计，还具体分工联系《人民文学》评论组。他对《人民文学》发表评论文章的要求是，多发表有针对性的具体些的谈创作问题的短文或作家谈创作体会的文章，少发或不发空泛抽象的理论文字，这样更便于读者和学习写作的青年接受、理解。总之，评论要结合创作，做到少而精。在天翼具体指导下，《人民文学》的评论版面，果然实现了这些要求。那时有一种民主、平等的气氛，天翼曾主持过一两次邀请著名评论家、作家参加，谈论创作问题的“神仙会”，会上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会后写成短文，交《人民文学》发表。至于天翼参加《人民文学》评论组的工作学习会，同大家一起研讨创作问题，那次数就更多了。如版面上发出的评论柳青《创业史》的文章，反对“左”倾思潮对创作的侵害的文章《愿花更香人更美》，就是这些研讨会的成果。但是好景不长，60年代中期，便再不可能有这样的气氛了。我曾庆幸，亏得天翼、白尘他们有预见，从1961年起《人民文学》取消了评论版面，要不然如何适应开展“大批判”呢。
五、天翼的文学思想。
这说起来是个大题目。但我的印象，天翼文学思想的核心，还是坚持文学创作的现实主义。在他看来一个创作家，尤其小说家，其基本功，是从平常的生活中去开掘、发现不平常的东西。这正是现实主义小说艺术大师，无论是中国的曹雪芹、吴敬梓，还是西方的福楼拜、莫泊桑、契诃夫等人给予我们的启示。这样从日常生活中发现、发掘题材的现实主义创作之路，或者说文学创作的思想，对很有一阵子、特别是“左”倾思潮猖獗时期，过分强调配合政治任务、过分强调“找”题材的重要性（所谓题材找对了，即决定作品成功了一大半），弄得许多作者同时去“抢”一个“重大题材”、去“赶浪潮”的怪现象，无疑是一副良药，或者说清醒剂、镇定剂。天翼在与编辑部评论组同志谈话或给读书班学员们讲话时曾反复强调题材要靠作者自己从生活中去感受、发掘、孕育这一根本的现实主义创作原理。那时报纸上曾报道广州某工厂普通女工向秀丽在一次火灾事故中舍身抢救国家财产的英雄事迹。天翼举例说，这样的英雄人物自然值得去写，在许多作者眼中，这也是“热门”、重大的题材，值得去“抢”着采访，抢着写。但天翼接着提出问题：像向秀丽这样的普通女工，在没有发生救火的英雄行为之前，她的品德、她的表现不也是杰出的吗？（她的救火行为难道是偶然的一时冲动吗？）为什么在出事之前（突发的火灾无疑是个事故）人们常常忽略或视而不见这些普通女工在日常生活、日常行为中闪现的英雄品德、英雄气质呢？这自然对作者们是一种启发、引导，鼓励他们深入生活，深入了解、感受各种不同人物的内心精神世界，积累丰富的创作素材，而不是匆忙、浮躁地去赶浪头、“抢”题材，追求表面的（也必然是短命的）“轰动效应”。而对于编辑，尤其小说编辑，则更应该坚持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把选稿的目光放在那些善于从平凡的生活中去描写、捕捉聚焦点或闪光点的有才华的作者们身上。天翼的这些见解，在他来说，其实并非“新”的，而是他长时期小说创作实践经验的结晶，又是结合当前创作现状的发挥运用。
要坚持小说创作的现实主义，其中心问题自然是描写人物和对人性、人物如何理解。早在40年代初期天翼就写有长文《谈人物描写》在《抗战文艺》月刊连载，后来出版了单行本。天翼根据他长期的观察思考提出了人性的复杂性、多重性和表现的多样性这样一些值得创作者关注和思索的对于小说创作至关重要的问题，而在60年代给《人民文学》编辑人员和读书班学员谈话及在外地的讲学中也涉及了这样的问题。这些论点，对于理解人性和人物，虽然具备某种真理的客观性，却不大合乎英雄人物是“神”，反面人物是“鬼”的时调。“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某些人走得更远。因天翼曾在《谈人物描写》的文章或讲话中，涉及人性的复杂性和表现的多样性时举过这样的例子：“例如意大利的那个墨索里尼———他常常在一些新闻片子和照片里出现，我们就看见他在阳台上演讲的姿态：挺胸昂首的，真是神气活现而又庄严。然而你要是只看上他这一点，就想像他跟太太说话的时候也是这么个做派，休息游戏的时候也是这么个做派，吃饭拉屎睡觉的时候也是这么个做派，那你可就弄错了。他这套做派———是演给那些非看他这副嘴脸不可的人看的！可是他在他太太面前，在那些跟他一起过日常生活的人面前，就简直用不着这一手。人是多方面的。他一方面固然是个首相，而一方面他同时也是他太太的丈夫，他儿女的父亲，他女婿的丈人老子；是他朋友的朋友，……他也有他的私生活，有他的嗜好，有他内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