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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与张兆和的爱恋
——读《从文家书》
上海远东出版社不久前出版了一本好书《从文家书》（从文兆和书信选）。这是让读者最直接了解作家沈从文和他的夫人张兆和高尚人格与个性的难得的佳构。我不由想写写沈从文、张兆和的爱恋。这可不是为迎合当前捕风捉影胡乱编造名人爱恋故事的某种时尚，而是根据我自己对两位直接的观察，结合他们的家书来谈谈我的感受。人们常说从恋爱、婚姻这类最个人的事情上最能见出一个人的品格，此言不虚。张兆和女士出身安徽合肥的名门闺秀，家住苏州，早年在胡适博士办的中国公学读书，是出名的校花，在该校任教的沈从文先生相中了她，用一封又一封情书猛追，结果达到了目的。这个故事在文艺界部分人士中广为流传。记得１９８５年春天我去看沈老时，还同他交谈了“穷追”———他的这一恋爱经验，他微笑着。但是具体情形究竟怎样呢？从保留至今的沈给张的几封珍贵情书看，沈其实是个很纯很纯的人。当得知他苦苦的求爱未被对方接受，这时胡适叫他等待，学生王华莲（兆和的好友）劝他安心教书，友人徐志摩说你如果“受不了苦恼时走了也好。”沈决心走开。他在给兆和的信中吐露自己心曲：“……我害怕我的不能节制的唠叨，以及别人的蜚语，会损害你的心境和平，所以我离开这里，也仍然是我爱你，极力求这爱成为善意的设计。若果你觉得我这话是真实，我离开这里虽是痛苦，也学到要去快乐了。你不要向我道歉，也不必有所负疚，因为若果你觉得这是要你道歉的事，我爱你而你不爱我，影响到一切，那恐怕在你死去或我死去以前，你这道歉的一笔债是永远记在账上的。在人事上别的可以博爱，而爱情上自私或许可以存在。不要说现在不懂爱，你才不爱我，也不要我爱，就是懂了爱的将来，你也还应当去爱你那所需要的……才算是你尽了做人的权利。我现在是打算到你将来也不会要我爱的，不过这并不动摇我对你的倾心，所以我还是因这点点片面的倾心，去活着下来，且为着记到世界上有我永远倾心的人，我一定要努力切实做个人的。”爱不是自利的占有，爱是为对方着想，爱是牺牲、奉献，爱是使人变得更美好！正是这诚挚的倾诉，打动了少女张兆和的芳心。
事实上沈从文无论恋爱或做事，他终身保持了自己的纯朴，这是某些高踞文坛之上，声名赫赫的人物无法企及的。历史证明在中国从旧到新的大转折时期，部分左翼文人将沈作为“赵太爷”式“假洋鬼子”、反动派的帮凶来公开声斥，无非制造了一起冤案。但对承受者、对爱国爱乡土，有自尊的作家沈从文，其处境可想而知。正欲“好好的来写”一二十本作品的他，不得不终止了自己热爱的文学写作，也走下了北京大学中文系的讲坛，因绝望而精神失常。这从本书所收“呓语狂言”中可以看到。然而沈从文毕竟是沈从文，当他精神恢复了，他便振作起来，为他所爱的国家、乡土而埋头苦干，即使相当时期是“跑龙套”式的差事，也认真做好。作为一个富有经验而又敏感的作家，每当接触日新月异的生活变化，又时常引发激情，想在创作上再试身手。读者只要读读１９５１—１９５２年的“川行书简”，１９５６—１９５７年的“南行通信”，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跛者通信”，便不难了解沈从文那颗爱国爱乡土的拳拳之心，纯朴之性和对文学艺术种种真知灼见。是的，本书提供了关于这位作家最直接真实的第一手材料，值得细读。
说起张兆和，沈从文对她的钟情和婚恋选择是完全对了。她年轻时是难得的外美内秀的女性。跟沈先生结合后几十年患难与共的岁月，更加证明了，她是外柔内刚，坚强、有识见、有决断的女性。在沈先生最困难的日子，是她给他以力量、信心、勇气、安全感，她不愧是沈先生的爱侣、良伴、贤内助；在那些阴霾沉重的日子，她更给他以温暖、光明、方向感，她是沈先生名符其实的“家庭政委”。读了这本沈、张家书，相信你会与我同感。
１９９７年５月２日
（载广东《读书人报》）
张天翼和《人民文学》（1）
今年4月28日，是作家张天翼去世9周年纪念日。新中国成立后，从1953年下半年起始，直至1983年7月，张天翼是《人民文学》杂志的编辑委员；其间从1957年12月至1966年5月，他任《人民文学》主编。天翼是《人民文学》任职最长的主编、编委。这样一位在海内外有威望的小说家、儿童文学作家、评论家担负《人民文学》的领导职务，不能不影响着《人民文学》这本创作刊物的面貌。现仅就我所知，略述几点，以作为对尊敬的老领导、老作家的怀念。
一、先说说天翼的编辑思想。
1957年5月，《人民文学》编辑部开会讨论如何贯彻“双百”方针。编委张天翼多次到会并就这个问题发言。给我印象深的是他说的这样一番话，他说：“一个作家不能没有自己的爱好、甚至偏爱；但是当编辑就不一样了。编辑也难免有自己的爱好甚而偏爱，然而他却不能仅仅凭着自己的兴趣、爱好去选取稿件。这是两码事。换句话说，编辑的出发点是为广大作者和读者服务，他的面更广，他要‘兼收并蓄’。好的编辑即令是自己不喜欢，不合乎自己艺术趣味的稿件，只要是佳作，他同样要选择推荐，这才有百花齐放，而不是‘一花独放’。”天翼的这些话针对性很强。事实上，一个作家坚持自己的艺术爱好，他可能是个有个性有风格的好作家；但如果他当编辑，只选择符合自己艺术口味的稿件，他就不可能是个好编辑。除非他经营自己小圈子自我欣赏的“交换文学”（赵树理语）。同样，一个编辑仅凭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稿件，他也不可能是个完全称职的编辑。这些，都是贯彻“双百”方针的不利因素。我虽说当了多年编辑，经过天翼这一点拨，对于编辑者的出发点和职责才似乎更加明确了。
“站得稳、放得开”这也是1957年5月，讨论贯彻“双百”方针，天翼反复说明的他的一个基本论点。当时如何贯彻“放”的方针，编辑部和社会上也是议论纷纭，莫衷一是。有一种意见似乎强调“放”就是一切。然细一思之，仍是不得要领。天翼讲的“站得稳、放得开”则比较透底。站得稳自然是指文学编辑要站在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立场；立足点是稳的，便要放手放百花。只要是有利于人民和社会的作品，不论何种方法、流派，便可以广泛地收纳，而不要有太多的顾虑。“站得稳、放得开”，二者是辩证统一，缺一不可。
“雅俗共赏”。编刊物要做到“雅俗共赏”，这是张天翼一贯的主张。就任主编后更是和副主编陈白尘、李季一起，提高全体编辑的认识，采取措施，努力实现这一编辑思想。“雅俗共赏”这个要求对《人民文学》这本当年对全国文学创作起着一定导向作用的刊物，是完全必要的恰当的。“雅”当然是指刊物内容、形式的健康、高雅，不低俗媚俗（包括语言文字也要适当讲究，注意语法修辞，不宜粗、滥、恶俗，为此专门请张兆和女士担任《人民文学》的文字编辑）；但“雅”又不宜“曲高和寡”，脱离群众。而“俗”正是要求刊物面向读者大众，应经常了解读者大众的意见、需求，并从他们的合理需求出发，不断提高刊物水平。注意提倡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作品，以及精选群众喜闻乐见的传统形式（如戏曲、曲艺、相声等等）的优秀大众文艺作品发表，也是刊物做到“雅俗共赏”———雅、俗结合的一个方面。那时，每年的组稿、发稿计划，都没有忽略这些方面。刊物以显著地位发表赵树理、周立波、欧阳山、梁斌等群众化、民族化做得较好的小说，固然影响很大；但侯宝林等人的相声，如《关公战秦琼》，受到读者欢迎的程度，并不亚于小说。
二、在主编张天翼倡导下，《人民文学》广泛联系作家和培训青年作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