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俏耷畹摹！�
长征路上的“娄山关”———《忆秦娥》，《十六字令三首》，《长征》（七律），“ 昆仑”———《念奴娇》，“六盘山”———《清平乐》，我以为，都是千古绝唱。
《忆秦娥》（娄山关），高度的艺术性，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让我想起那首传说是李白写的《忆秦娥》：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应该说，没有李白那首《忆秦娥》，便没有毛泽东这首《忆秦娥》。两首的韵脚是一样的，甚至也有“西风”，“月”这些自然景象；一个是“箫声咽”，一个是“喇叭声咽”。两首都带有悲凉的滋味；但毛泽东这首更显沉郁、悲壮。特别是“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其现场体验更是深入肺腑，比李白那首“不隔”多了。还有“苍山如海，残阳如血”，那是我曾见过的贵州西北部山区黄昏、夕阳最贴切的写照，当然也是人的某种苍凉心境写照。
《长征》诗，《念奴娇》词，所写大西南自然意象，也都是非常贴切而又富创造的美。像冬月五岭泥泞逶迤的小路，乌蒙山脉的磅礴气势，甚至连“云崖暖”，“铁索寒”，也是具体而微地细致、生动而又准确。因为川、滇边境的金沙江的气候就是暖和，而流贯大、小凉山的大渡河一带，则是气候寒冷。至于《念奴娇》所写昆仑雪山，那是用浪漫主义手法创造的气度非凡而又更高妙更接近自然真实的意象：“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飞起玉龙三百万……”这是只有“阅尽人间春色”，那样非凡阅历、气度的人，方能写出来。
作者1936年2月写作的《沁园春》（雪），则是十年内战时期压卷之作。对这首佳构，我不想多作评论。我要说的是，对词中创造的绚丽无比、生动传神的自然意象：“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馀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我略有体会。那是1991年在陕北高原行车，车从延安去保安（现改名志丹县），汽车先是沿着洛河的支流周河，后来攀上了最高的山岭。回首之际，一幅极其壮观的景象，呈现我眼前，那些弓背形，灰黑色或褐色大山，一座紧挨一座，俨然像大象、雄牛排成行列；而太阳，在这高山之巅，显得近而又似淡远、柔和的抚照。那不是“山舞银蛇，原驰蜡象……”的意象吗？我立刻想起毛主席的《沁园春》：雪。
1998年8月1日写完
1999 年1月2日改定
（载《光明日报》‘文萃’副刊〓2003年12月31日）
巴金的文稿new
我开始接触五四新文学时，最先读到且读得最多的是巴金先生的作品，那时我是个初中生。《雾·雨·电》———爱情三部曲，《灭亡》、《新生》、《家》、《春》、《秋》，一本挨一本地读着，积累起来，巴金先生发表出版的作品，我没读过的可以说很少。巴金作品其语言流畅程度，其热情、激情，恐怕是五四以来任何一个作家所难以企及的。所以它特别适合青少年读者的口味，也能够征服青少年读者的心。巴金的作品，让人憎恶人压迫人的旧制度、旧秩序，同情被压迫者，这对于促使青少年革命思潮的萌生，难道不是比那些革命的宣言书起着更浅近、也更深一层的动员作用吗？巴金先生的作品其功不可没。改革开放以来先生陆续发表的随想录，本着对历史对后代负责的精神，提倡讲真话，严于解剖自己，把心交给读者，其至情至性、人品风范，在正直的知识阶层的读者群中更是有口皆碑。
给巴金先生起草文稿，我感觉荣幸，也愿意。我是在什么情况下为巴金先生起草文稿的呢？说到这儿，我又不免啰嗦几句。我以前也给别人起草过文稿，也见过有的同事给别人起草文稿，那是给文艺部门的某个领导人。这领导以前也写过文章，顶着作家、文艺理论家的桂冠。但自全国解放以来，当着文艺官儿，却很少动笔为文，手也渐渐地生涩了。凡开会讲话作报告，必让手下的年轻人起草文稿，他略加改动或不改动；他不管文稿中所谈作品自己看没看过，照稿念就是了。这样请人代笔、自己念稿或署名，上下相沿，几乎已经成为文艺界相当一个长时期某些领导人的一种作风。我就遇见过一位地方文艺领导人，他的讲演、评论文章，全都委托给他的下属———一位普通编辑起草，这个编辑成了他的“笔杆儿”。这位领导人后来毫不客气地将这些演讲、评论编为一集，成为自己的“文艺评论集”。可以想见，这样的集子，作为一个评论家或作家，有何自己的风格、个性可言呢！这位文艺领导人，随着自己手懒、笔懒，他在这方面的大脑思维也不能不退化，他再也难使自己成为“成一家之言”的真正意义上的作家、评论家，只不过是个平庸地阐述某些文艺政策的文艺官儿而已。
巴金先生和这些人不可同日而语。他一生勤奋笔耕，真正将笔当成自己表达的工具、战斗的武器，就像农民手中的犁，军人手中的枪。除非万不得已生病了，无法写作，才不得不暂时搁笔。
我帮巴金先生起草文稿，正是他生病，需要彻底休息，不能写作、不能工作的那种特殊情况下。那是1982年春天，当时我在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室工作，作协要开一个军事题材文学创作座谈会，需要文学界的一位权威人士就这个问题讲讲话，巴金先生是最合适的人选，第一，他是作协主席，第二，他写过不少有影响的军事题材作品，如表现抗美援朝战争的短篇《黄文元同志》和《团圆》（电影《英雄儿女》据此改编）。巴金先生无法自己写发言稿，作协只好找个人先起草再送巴金过目定稿。我接到这个任务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反复重读巴金先生以前发表过的谈创作问题的文章，熟悉他的一些基本论点，熟悉他的语气，这样写成一篇讲话短稿（约三千余字），作协改定后呈送巴金先生过目。巴金先生看后表示同意，开会时作协便请一位同志代为宣读。军事题材创作座谈会是在1982年4月间开的。下半年作协筹办首届茅盾文学奖（长篇小说奖）评奖的事，要请巴金先生致开幕词。可是下半年先生又发生了不幸，在书房里整理书架上的书时把腿摔坏了，已送医院治腿养伤。先生身体本已虚弱，这时如何能写开幕词呢？作协有关领导同志遂再次要我起草一个文稿。这次起草完毕改定后，作协将送审的任务也交给我了。
记得我是在1982年12月初一个大冷天动身去上海的。我庆幸这是一次看望巴金先生的好机会。我带着文稿和表达慰问之情的一小袋水果在下午进入医院巴金先生的病房。先生的女儿李小林和来自家乡四川的亲戚在身边陪侍。李小林给躺在病床上的先生念了我们起草的讲稿。先生听完后表示同意，客气地说声谢谢，并要我代他向作协的同志问好。我怕打扰先生休息，不便久留，说了声“请您保重身体，早日康复”遂告退。当然我内心对先生敬爱之情在那短暂时间内，是无法表达出来的。其后许多年过去了，那天下午去见先生的情景仿佛如在昨天。
我要讲的一件事是，这两篇以巴金先生的名义发出的文稿，有很多报刊转载。而转载后，每次寄给巴金先生的稿费，病床上的巴金先生都细心地嘱咐女儿再转寄给我。每回收到这转寄过来的稿费，我心里总是激动不已。巴金先生一生辛勤劳动，他也非常尊重别人的劳动，尽管这劳动是微不足道的。但从这极细微之处，不也见出先生的人品、风格、精神吗？
雪峰（1）new
你见过昆仑雪峰吗？它冰清玉洁，耸入云霄。它当然是中国的脊梁。它是遥远的，即使你看见它近在眼前，你要到达它跟前，还得有漫长的旅程，更不用说你去攀登，那是更加不易的。它多半的日子处在寒冷中，风刀霜箭严相逼，然而它的峰顶却巍然挺立，终年积雪不化，那个地方是纯净的，绝少空气污染。但它又是慷慨的，不知疲倦地供水给数不清的江河湖泊，让它们去为人类造福。雪峰，让我想起一个叫这个名字的人。这个人是许多人熟悉的。
我第一次见到冯雪峰同志，是我刚来北京不久，1953年1月31日，去听他作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问题的讲演。他穿着朴素，神态从容自若，满头华发。这个沟通党和鲁迅先生的关系，曾做了无人能替代的有益工作的人；这个鲁迅先生当年器重的青年；这个在中央苏区时，很受毛泽东尊重，常向他“讨教”的友人（那时毛泽东最好感，引为朋友的知识分子有两个人，一为瞿秋白，一为冯雪峰）；这个被丁玲赞为她最欣赏的男人。这不就是雪峰吗？
雪峰那个报告，我至今留有印象，他强调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真实仍是基础。所谓教育作用，并非抽象的说教，它离不开真实的反映，离不开塑造性格化的人物，恩格斯特别讲到这一点，这不仅仅是从创作方法上讲的。第一，从美学上讲，不性格化是不行的，第二，从认识上讲，要现实主义，这是真实，写典型要个性化（无论哪个人身上都有典型性，只是存在差别），没有个性的典型性是公式主义———“稻草人”。这样的作品不能反映现实，从真实上要求没有达到，当然也难实现文学作品的教育作用。那时我学做文学编辑不久，觉得雪峰论述精辟，击中了盛行一时的创作中公式化、概念化的要害；他对创作者的要求是高的，他要文学工作者研究、思考创作现状，不宜盲目自满，不求上进。
雪峰是文化人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可数的几个人之一，且在历史上有过大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