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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默涵的信和周扬一案的松动。1975年林默涵同志自江西写了一封信给毛主席有分析地陈述了建国以来文艺界的工作情况。毛主席阅后有个批示，看来周扬一案需重新审理（大意）。周扬那年月不仅是“修正主义分子”还被江青等人诬陷为“叛徒特务”。毛主席的批示，当时在北京广为流传，意味着周扬一案有了松动。
1975年，邓小平同志具体主持中央工作，当时不少文艺工作者纷纷向上写信反映情况，包括作品和作者受“四人帮”迫害的遭遇。人民音乐家冼星海的夫人向上写信，才导致毛主席批示举行聂耳逝世40周年、冼星海逝世30周年的纪念音乐会。纪念会受到江青、张春桥等人刁难、破坏，尽量缩小了规模和影响。
诗人、文艺理论家张光年是冼星海作曲的不朽作品《黄河大合唱》的词作者。可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张光年不仅受江青等人控制的中央专案组立案审查，连《黄河大合唱》的歌词也被列为宣扬周扬“国防文学”“阶级投降”路线的“黑标本”，被《红旗》杂志公开批判。那是70年代初期，张光年也在干校5连。因身体较弱，同老诗人臧克家一起轮流担任5连的值班守夜人。《红旗》登出对他的批判文章后，5连的人也不得不开张光年的批判会，将历史早有定评，人民十分喜爱的佳作“批判”。但聂耳、冼星海音乐会的举行，还是导致了文化部在北京留守的干部部门，宣布将张光年解放。
老剧作家、原《人民文学》副主编陈白尘也被中央专案组立案审查，戴的是“叛徒、修正主义分子”等大帽子。陈白尘远离南京的家，在干校5连长期当了放鸭的“鸭官”，风雨中独自在泥里水里来去。70年代初期《红旗》杂志登的批判文章也点了他的名和剧作，他也在干校横遭批判。1973年下半年，干校的干部部门，解决了陈白尘的问题，他从干校直接返回南京。（陈白尘于“文化大革命”前夕的60年代中期，离开中国作协，调任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
冯牧的“现行反革命”问题，是1972年下半年，诗人李季从军宣队手里接任干校5连支部书记后，恢复了他的党的组织生活，从而实际上吹掉了他这顶莫须有的“现行反革命”帽子的。1973年干校军宣队领导批准冯牧回北京养病。但是侯金镜含冤早逝，却没有亲自看见自己平反的这一天。冯牧回京后一直在家闲居。直至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打倒，他才复出。
张光年也是“四人帮”被粉碎后才正式复出。
8。“石破天惊”
极“左”路线下，国家前途茫茫，人民无出路，文艺更无出路，这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的1975年、1976年，大家都看得清楚的。当然也有少数人，将自己的命运完全系在了“四人帮”身上，“四人帮”一朝覆灭，他们全无精神准备，当下午传达“四人帮”垮台的消息时，他们上午还在举手高喊向江青致敬呢！“四人帮”一垮台，他们的政治生命、从政从文生涯，也就终结了。
1978年冬天，那时文联、作协还没有恢复，周扬和一班文友林默涵、张光年、韦君宜、李季等，聚会于广东的肇庆，那是一处风景绝佳的处所，自古端砚的产地，湖光山色。大家自然议论，“文化大革命”十年极“左”路线造成的深重灾害，文艺界更是被整得七零八落，创伤累累，创作生产力凋敝，许多著名文艺家被迫害致死……而“四人帮”的覆灭，意味着什么呢？文艺肯定会复苏的。那么怎样对待所谓的“黑线”和“黑线专政论”呢？有的人认为，黑线和黑八论还是有的，“我们以前也批过”；有人则认为有黑线存在，也有红线在起作用，并无黑线专政论；更有人觉得，黑线和黑线专政论是“四人帮”为了整倒文艺界而一手制造的，应当根本推翻，文艺方有复苏之日并为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创造条件。广东方面的东道主，要大家题字、留诗作纪念。只有周扬一手挥就的：
中国“作协”“文革”的历程（下）（6）
石破天惊四个字让人记得。
最近十来年，中国的发展变化，包括文艺创造方面的几度崛起，的确是石破天惊。周扬在其生命的晚年，向人们证明了，他的确善思考、善总结。
弱而强的冰心老人
写冰心老人的笔墨很多了，但读后总有点不满足，像是雾里看景，美是美，印象却有几分模糊。
我心中的冰心究竟是怎样的呢？
说起冰心，那仍要从跟她关在一起的“牛棚”岁月说起。
这样一位中外知名的冰心，解放初期同她夫君社会学家吴文藻冒着风险，自日本归返祖国；解放后，别的不说，在周恩来总理直接关怀指导下，又做了多少有益于新中国的外事工作，加深了各国人民，包括学者、文学家、艺术家对中国的了解和友谊。但是，在“文化大革命”浩劫中，她仍在劫难逃。“破四旧”，民族学院的造反派开了他们的“抄家物资展览会”，把他们描绘成“吸血鬼”。不久将谢冰心送回全国最大的文学团体，接受批斗。这里的造反派找不到谢冰心任何政治罪名，于是送她两顶奇特的“帽子”：“洋奴右派”、“司徒雷登的干女儿”，这完全是莫须有、故意耸人听闻的。谢冰心既非“洋奴”，也没有在1957年被划“右派”。至于“干女儿”云云，谢冰心曾当众辩解说，外国根本没有“干女儿”这一说。尽管如此，她被作为“牛鬼蛇神”关在牛棚里的漫长苦难日子开始了。她与我同处一室，同室的“难友”还有张天翼、陈白尘、李季等人。大清早，她被勒令从西郊民族学院的住所赶来清扫文联大楼的女厕所。冰心是世纪同龄人，那时已六十大几。这位身体瘦小的老太太，冬天冒着严寒，夏天顶着酷暑，总是天刚亮就赶到，替她的孙辈，那些造反的“小将”打扫已被她们弄得臭烘烘的厕所。每天来大楼串连、看热闹的人甚多，经过一个白天，厕所之脏难以清扫，只有像我这样同谢老太一样被勒令干过这行当的人方能体会。但冰心极爱干净，又是做事认真仔细、一丝不苟的人，她的确将厕所清扫得很干净，就连最好的清洁工恐怕也不如她。
厕所、楼道清扫完毕，在漫长的一天，我们等待迎接更大的苦难，那就是没完没了的批斗、陪斗。在这些备受折磨的日子里，我佩服冰心老人的沉着、冷静。我们闷坐在“黑窝”里，等着被传唤，被揪出去挨斗，这真是“惶惶不可终日”的难过时刻。但在这短暂的喘息时间，我常常看见冰心老人拿着一本英语小辞典低声吟读着里边的单词。她曾对同室的人说：“你看英语Nehru（尼赫鲁）这个词（我想起她曾多次访问印度）发音是很轻的，但译成中文，发音就重了。”她热爱中国古典文学，喜欢它的词、句，又同我们讨论过：“你看，‘桃李无言，下自成蹊’，这个句子多好！”“黑窝”里是禁止串连、谈论运动情况的，但人又耐不住寂寞，哪能整天当哑巴。冰心老人，尽管外边的世界恐怖、纷忧；但她的心是坚强、宁静的，在片刻的平静时光，她仍然能够沉湎于念英语单词，背中国文学的佳句这些美好的境界之中。这些“非政治性”的话语，便是她偶尔发出的。这真是“乱云飞渡仍从容”啊，非有大的学问文章、道德功夫的人难以做到。我还记得1968年夏季，造反派把谢冰心等国内外闻名的作家、诗人弄到北京南郊去，在烈日烤灼下与当地的地主、富农同台批斗。他们的批判发言竟说作家艺术家是“没有土地的地主，没有工厂的资本家”。谢冰心老人在这长长行列中显得特别瘦小，她低头弯腰整整站立了两个小时，但是她牢牢地立着，腿不颤抖，手紧紧贴住身体两侧。我想这真是弱而强，绵而刚的老人啊！别看她体质柔弱，但内心刚强、富有，她比那些手中没有真理，色厉内荏，光靠恐吓、棍棒、吆喝吓人的人强大得多！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中的谢冰心老人。
1974年冬天，我从干校回来分配工作后去看望冰心老人，那时上边已为她落实政策，她有一些外事活动，有时会见海外来客，有的是外籍华人或华侨。那阵子“四人帮”还没倒台，气氛仍然是严峻、肃杀的，就如同自然界的天气。我笑问她你怎么回答海外来人的提问，比如你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冰心老人微笑着说：“我告诉他们，红卫兵小将跟我辩论母爱，我写文章赞扬过母爱自然是错了，我向他们认错就是。”冰心老人说得这样轻巧，将她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受苦受难一语带过了。我想她是深爱我们的国家，不愿在客人面前揭她的创伤（这些创伤是极“左”路线和“四人帮”这类害人虫造成的）。再加那时隔墙有耳，她也不能不格外谨慎。我敬佩她的修养功夫，但我自己觉得做不到。她送我她新作的一首朗诵诗“我们都年轻”，还有一本香港朝阳出版社出的《冰心散文新选》，书的标题叫《我们这里没有冬天》。冰心老人题字是“光群同志秘存”，光“秘存”两字就足以反映当时的气氛。那时正在“批林批孔”，国内谁敢出版、流传冰心这样的名作家的书呢？“我们都年轻”、“这里没有冬天”却表现了老人的精神状态和对未来的信心。这些珍贵的小礼品我一直珍藏着。
近年因为事忙，我很少去看望冰心老人。前年去过一次，也是因公。体恤老人的身体，我只同她做了简短的交谈。说到“文化大革命”，老人说：“那时没有人性，就变成了兽性！……”我感觉了老人这句话的分量！这是没有掩盖的单刀直入、一针见血。在我面前的这位老人确似一盆“纯青”的“炉火”，闪耀着纯净真理的光焰。
陈翔鹤悲苦的“挽歌”
四五十岁的读者该还记得，《陶渊明写〈挽歌〉》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