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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连里的政委（他也是个十三四岁的孩子）一同被国民党抓了壮丁。在那个烂部队里混了一两个月，解放大军一过来，他俩立即做了俘虏，即刻又参加了解放军。抗美援朝一来，他随部队赴朝鲜参加战争，战争结束后，他考入一所大学中文系深造，毕业后分配来作协《诗刊》任编辑，也常在各报刊发表诗作。像他这样的知识分子应该说是经受过战争考验的，（他在朝鲜挂过彩，有至今留在腿上的疤痕为证。）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不过是造反组织的普通成员，虽说“文化大革命”发动之初，在那种潮流下，他也有些过激的言词或行为，而今时间过去了好几年，他肯定已有了自我认识；在挖“五·一六”运动中却还要将他当作怀疑对象，当作“反革命”嫌疑犯来挖掘，并且乱扣他一顶“兵痞”帽子，他怎么能够不感觉忿忿不平呢！再说，他的小伙伴，那位现今的政委，当时参加了地方部队的剿匪工作，后来一直留在地方部队，辗转到了湖北西部。两人的起点本是一样的，区别只是在于一个受了大学教育，一个继续留在部队。而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个成了支左的领导者，一个理所当然地被视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为虽是受的新中国学校的教育，而教育部门在“文化大革命”中也被说成是“黑线专政”）、被改造对象，甚至变成“反革命”或处在反革命“边缘”，两人的距离拉大了。在连里居第一把手领导地位的政委，他的想法或许是为便利工作，最好回避与某某是旧相识这层关系。对某某的怀疑后来不了了之，而那位政委在一年后也奉调离开了5连。有趣的是，在他离开那天，那位诗歌编辑也加入了送行的行列。政委友善地握着他的手，热情地说：“你不是某某某吗？我早就认出了你。好好改造思想，还是有前途的！”
中国“作协”“文革”的历程（下）（4）
这个故事，见出了来到知识分子成堆的单位，掌权的军人和被改造对象的知识分子各自的尴尬。而决定性的因素是，普通的军人，被置于极为特殊的位置；而知识分子作为改造或革命的对象被降至社会底层的行列。“知识越多越反动”这句话，在那时不仅仅是一句时髦的“革命”空话，实际已落实为对知识分子普遍的惩罚行为。在文化部干校，这现象真是触目即是。
我们并非一般地反对知识分子参加体力劳动。脑力劳动者适当地参加体力劳动不仅对身体有好处，也是一桩乐事。而干校安排知识分子劳动，那是基于知识分子有“罪”。似乎他们理当在惩罚性的劳动中赎罪，没有哪个“革命派”敢公开同情他们。不仅像“作协”这样“黑线”单位的知识分子有罪，就连我们的左邻右舍———14连（原人民文学出版社）、15连（原商务印书馆）、16连（原中华书局）———出版界知识分子也是罪孽深重的，据说他们出版的全是“封”（中华书局，出版中国古典学术文化著作） “资”（商务印书馆，出版外国学术著作）“修”（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中国和苏联的现代文学名著）“黑货”。传播知识的人，因知识而成了罪人。所谓劳动改造，连老、弱、病、残者也无所顾惜。
我好几次从15连驻地路过，看见年过半百的原商务印书馆总经理、总编辑陈翰伯在江南盛夏的毒日头底下装卸那些大卡车载运的盖房用的红砖头，他颤抖着手，汗流满面地每次提拽四块砖，不断地提拽。这完全是壮工干的活儿，却由一个体弱的已进入老年的人承担。陈翰伯是什么人呢？这可是一代风流人物，也可以叫做风云人物，我多少知道他一点。“一二·九”运动时，他是具体参加领导波澜壮阔的学生爱国运动的北平学联党团书记。他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艰险的环境里办刊办报办学，撰写宣传进步思想，抨击反动统治的文章。我在中学时期便常读梅碧华撰写的国际时评文章，后来才知道梅碧华便是陈翰伯。解放初期，他在中央宣传部理论宣传处担任领导职务时，我常听他作报告。后来是他受命一手筹办恢复了商务印书馆这个我国开办最早、规模最大、名气影响也最大的出版机构。这样一位对我国宣传文化事业贡献颇多的有名望的活动家、理论家、出版家，为何在有了一把年纪后只够格当个壮工呢？
还有16连的金璨然（原中华书局总经理兼总编辑）。我好几次看见一个身体瘦弱、病恹恹的老头儿吃力地在菜地里抬一大桶粪。人家告诉我，那是金璨然。他有很璨然的革命历史（1938年去延安）和业绩（早年曾是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一书的得力助手），而今年老体弱多病，却被发配到干校来遭罪，他终于在1972年过早地死去。
那么，我们再看看掌权的军人们呢？我前边已说过，在那纷乱的年月，他们受命进驻是有功的，起着领导和稳定局势的作用。但时间久了，也有其副作用的一面。普通的连、营级甚至排级干部经验有限、政治文化素养有限，骤然掌管一个从前是地师级甚至省军级（如中国作家协会）单位，成了“政委”。一元化领导，权力既空前增大，又集中，前呼后拥（在干校，全体五七战士，包括老、弱、病、残天天都要下地劳动，而这些体壮力强的年轻政委主要是坐在家里抓运动———挖“五·一六”、整党等等），有的人难免飘飘然。说话不谨慎。有位支左人员曾对人说：“我现在相当于以前作协的刘白羽。”另一位支左人员曾对他中意的发展对象说：“你为什么不入党，党票是政治资本呀！”把那位谈话对象吓了一跳。特别在生活方面欠检点，于是在干校这个几千人集中的大范围内，时有猥亵女性的丑闻传出，一些人不得不在上级命令下，卷起铺盖卷走人。我们大队（几个连，组成一个大队）内，就有一两个这样的人。这些只能说是大气候下的小插曲。
6。 小兵和老兵
这样的故事也不少。文艺评论家冯牧应算个老军人，淮海战役时，他任战地记者，火线采访，出生入死。解放初期，他是一个大军区的文化部长，1955年授军衔为上校，而今却戴着一顶“现行反革命”帽子，患有严重的肺气肿病，气喘吁吁地在本连充当养猪工。一天新上任的政委（就是前述原县人武部的政委，军衔可能只是个少校）跑来现场视察，一见冯牧在铡草，铡几下，喘口气歇一下，对于一个患肺气肿病的人，已经够难为他了。可是这位三十来岁的政委见了冯牧却大喝一声：“你偷什么懒！”弄得冯牧一愣愣的，气喘不迭，什么也说不出来。
有个小兵，年约二十来岁，大约是才提拔不久的副排级干部吧。他爱给5连的人训话，说话常常语无伦次，不知所云。例如骂那些被挖出来的“五·一六”分子，说他们是“被小爬虫扒了几扒的”。有回竟大发雷霆，在一个会上大骂我们的老领导严文井。老严也只有静静地听着，不做声。他曾任延安“鲁艺”教员、《东北日报》副总编辑，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作协党组副书记，人们都尊重他。只有这位气盛的青年觉得自己是来领导这些人的，骂骂他们又何妨？
7。 不是结局
我最后一次看见邵荃麟大约是1968年初春，专案组的人将他从文联大楼地下室（那时地下室囚禁着两个人，一个是邵荃麟，一个是前文化部副部长、全国文联的负责人之一的刘芝明）带到四楼提审。这时邵荃麟身体已相当虚弱，上楼时发出很大的哼哼声惨不忍听。邵荃麟平常本是以吃流食（如牛奶等）为主的，而今看管他的人，据说硬要他吃难下咽、消化不了的窝窝头。好像不这样不足以表示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惩罚，不足以表现自己的革命性。一年后邵荃麟交卫戍区监管。1971年6月10日，在秦城监狱含冤去世。
中国“作协”“文革”的历程（下）（5）
1975年某天，我去看不久前复职任总政文化部顾问的刘白羽。白羽对我说他被监禁在秦城六七年。在那单人牢房里没有人同他说话，他也没有说话的对象。刚放出来，发生语言障碍，好些词记不起来了，说话异常吃力，经过一段时间才逐渐恢复。
多灾多难的老诗人、国际活动家萧三。萧三是毛主席从小学到第一师范的亲密同学，曾长期在苏联工作和生活，同世界闻名的一批大作家，如苏联的绥拉菲莫维奇（《铁流》的作者）、法捷耶夫（《毁灭》的作者）、智利诗人聂鲁达、土耳其诗人希克梅特、罗马尼亚小说家萨多维亚努等等，均有联系和往来，为加深中国和世界进步人士的友谊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也是《国际歌》词最早的译者之一。抗战初期回到延安。解放后成为中国作协的专业作家，仍然经常出访国外，参加国际文化交流活动。1959年我受命为他笔录一篇短文在《人民文学》发表，曾去过他家。这是一个“国际家庭”，夫人叶华是德国人，新华社摄影记者；女仆瓦佳大婶原籍俄罗斯。60年代初期，中、苏关系紧张后，这样一个“国际关系复杂”的诗人，尽管是久经考验的，却立即成为有关部门怀疑和审查的对象，不再参加任何社会活动。“文化大革命”发动后的1967年6月，立即被捕入秦城监狱。倒是免了在作协挨批斗。夫人叶华在他前几天被捕。萧三夫妇作为“苏修特务”在秦城单人牢房分别关押7年，他们的问题却一直查无实据。萧三年老体弱多病，又不断提出抗议，才于1974年10月被释放回家，仍是戴着“苏修特务”的帽子，受街道监管。萧三的问题是胡耀邦、王震等同志亲自出面过问后，才于1979年9月宣布彻底平反。三年后的早春，老人辞世。
林默涵的信和周扬一案的松动。1975年林默涵同志自江西写了一封信给毛主席有分析地陈述了建国以来文艺界的工作情况。毛主席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