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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蛔」胤派笮Α６晕艺飧龊镁妹蝗ス┐宓娜耍员嗉康男矶啾嗉拢概┐寮牛钦婧帽忍孪实摹昂Ｉ险湮拧保捎质钦庋普妗⒒盍钕郑咛宥ⅰＤ桥┐骞畔备尽㈡ㄦ仓涞南甘露告傅匮担颐窍袷亲呓伺┐澹钊肓算滔镎凇Ｎ宜担骸罢馀菊嬗猩泶锏牟拍埽⌒葱∷底夹校 北鸬耐拘ψ鸥嫠呶遥骸澳慊共蝗鲜叮克褪橇缬形拿�1950年在本刊发表过小说《喜事》，受到过茅盾赞扬呢！她是清朝鼎鼎大名的《四库全书》主编、《阅微草堂笔记》作者纪晓岚的第六代孙女！”啊，这就是柳溪，一个好开朗、活泼的才女！
后来我听说，那会儿全国文协（作协的前身）正准备调柳溪来《人民文学》工作。不知为什么，这事儿没办成。
其后几年，柳溪在电影剧本创作所工作，时有小说新作，给《人民文学》发表。但1955年年尾到1956年上半年，随着文学界“肃反”和“批判‘反党集团’”运动的深入，就听不见她的名字了。那段时间，突然消失的名字不少，我们这些年轻编辑初时觉得奇怪，后来也就“习以为常”，有点“麻木”了。
却说，大约是1956年初夏吧，我在《人民文学》当小说编辑，接到一篇来稿，题目叫《在阵地上》，副题是“在先进地区”，作者署名耿简。稿件眉目清爽，文字圆熟。我拿起来就看，看着就放不下，一口气看完，一算字数，竟将近三万字。我为什么不觉其长呢？原来完全被它的内容吸引住了。作品以一个先进的农业社的生活为背景，犀利地、深刻地批评了一位在那儿“蹲点”的领导干部的瞎指挥和官僚主义作风。文笔生动略含讥讽，带着真实的说服力。我觉得是一篇别致的，切中时弊的佳作。那么作者呢？作者耿简是谁？名字陌生。我立即将这篇作品送给副主编秦兆阳审阅。大约只隔了一两夜工夫吧，老秦就将作品拿给我了，而且已将作品做了文字整修，改题为《爬在旗杆上的人》，删去大约六七千多余的文字，使作品显得更加紧凑。这是老秦一贯的编辑作风，对有希望的，尤其闪耀着才华和新意的来稿，尽管是无名作者的，他热情支持，严格要求，往往亲自为其修改定稿。兆阳同志高兴地对我说：“你发现了一位文学新人。不过你要去调查了解一下，作者是做什么的，看看他还写了什么作品没有？我看他有很大的潜力。”
原稿后边写有地址、真实姓名，西单石虎胡同5号安毓贤收。我怀着想见见这位文学新人的好奇、激动的心情，在一天下午骑车奔西单去访这位“安毓贤”。一位家庭妇女模样的人接待了我，说“我就是安毓贤”。我好生诧异，拿出原稿，“你就是安毓贤？这篇文章是你写的吗？”那位妇女难为情地笑了，“我是她家的亲戚，你等等，我去喊她来吧。”静候片刻，那被唤的人，从大门外进来了，我抬头一看，这不是柳溪同志吗！
柳溪冲我笑了，我也望她笑：“还以为我们发现了一位‘文学新人’，原来是你呀！”我们进屋聊。这会儿见到的柳溪，可不是当年那开朗、活泼的样儿，人消瘦了。她显得心事重重地向我诉说她写这篇作品的经过，她的难处。“不瞒你说，我受了审查，现在审查已经结束，快要做结论，我没有什么问题。我是个搞写作的人，好些人、好些事憋在心里，不写出来，难受得慌！……可是我才刚刚解除审查，怕用真名字发表作品会招惹是非，没办法，只好用了个化名投稿。不想还是没躲过你们的眼睛，找上门来了……你们看着办吧，假使文章能发表，你们先去问一下我单位的组织，取得他们同意吧？……”柳溪说着，眼圈儿红了，差点掉下眼泪。从这里，我深深体会了一个对党、对人民事业怀有责任感，而又暂时处在缧绁之中的作家的苦心。我也从此，更加敬重这些作家，你看他们处在逆境、“惨境”之中，想的不是个人遭遇，关心的仍然是党和国家的大事，人民的命运，仍然不忘记履行他们作为作家的职责，写出这样针砭时弊的好作品。柳溪告诉我，她写这篇文章，怕人家瞧见了，起初是偷偷地写的，写在笔记本上。
不用说秦兆阳听到“耿简”就是柳溪有多高兴了。我们办完应办的事情（我和柳溪的“组织”联系了，同意发表她的作品），老秦于是在1956年5月号以黑体醒目标题，发表《爬在旗杆上的人》。这篇作品刊出后在读者中引起热烈反响，几乎不亚于王蒙等人风靡一时的小说、特写。
我记得那是1958年秋天，《人民文学》和天津《新港》编辑部的同行联欢。《人民文学》编辑部的全体人员到天津去。我们在天津参观、游览，玩得很欢洽，很愉快。有一天，不知为了什么事，我到天津作协机关去。忽在二楼楼道里碰见一个蓬头乱发的女人在那儿扫地。她一抬头，我们的目光相遇了，“这不是柳溪吗？”真是形容枯槁，颜色憔悴。正好这时楼道上只有我们两个人。柳溪走近我，低声地对我说：“我被划了右派，不能发表东西了。将来摘了帽子，我一定第一个给《人民文学》、给你们稿件！”我连连点头，走开了。
女作家柳溪1957年的经历（2）
柳溪对我说的话，我印象太深了，终生难忘！当时只觉得她惨兮兮的，实在太可怜！一个女人，遭受了这样的政治处置，又离了婚，儿女不得见，孤身一人，身心俱摧，还要承受这漫长的，不知何年何月得了的“劳改”生活，“另册”人的生活！而她还惦记着自己的写作事业，却又得不到申其志的机会。后来，越想，越觉得柳溪这些话，并非表明她是弱者。以为她是弱者，那是我错了，判断错了。譬如一个被溺水的人，她却怀着强烈的求生的希望，并有信心出水，那是弱者吗？她这样肯定，这样坚信，终有一天，她是要摘掉帽子的。她还要搞写作，而且还要在《人民文学》发表作品！“第一个就给你们！”这是弱者吗？ 这是有理想、有信心、有追求的、不屈服于命运的人！一个有理想、有信心、有追求、不屈服于命运的人，那就一定会有行动的表现，会向命运宣战，变为强者。是不是这样呢？
柳溪，从1958年到1978年，整整二十年的缧绁生活。她一直在底层，被监督劳动改造。住过农村低矮的茅屋，在机关收发室当过看门人，在工厂里，当过印刷包装工人，挡车工。令人惊异的是，在那漫长的难以忍受的孤寂岁月中，在连年的没完没了的批斗、折磨之中，她从来没有放弃自己的写作，那是唯一的神圣事业，是她的精神寄托。她在茅屋的煤油灯下偷偷地写，在工厂闷热的小阁楼上悄悄地写。为了逃脱别人的检查、监视，在几页“思想检查”稿纸的背面默默地写……她一腔心血写成的稿本，她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要宝贵。为了保护她这些暂时还不能面世的“孩子”们，她费尽心思，捉迷藏似的东藏西掖，曾放在盛中药的纸盒里，扔在不引人注意的劈柴和煤堆中。亏得有好心人，替她隐藏着这些“孩子”，免遭劫难。
粉碎“四人帮”后，1978年，正好也是秋天，是充满果香、谷香的收获季节。柳溪来北京，我们见面了。她信守二十年前的诺言，带给我们好几篇短篇小说手稿，其中有一篇叫《双喜临门》，我们发表在当年八月号的《人民文学》上。我同柳溪聊天，我说，啊哟，你一下子拿来这样多的稿件！
多吗？不多。我对柳溪的估计太不足了，她拿给我们的这几篇稿件，仅仅是她这二十年写出的稿件的九牛之一毛！她写就了一百几十万字的，历史长卷式的一部长篇小说草稿，还有好几个定稿的中篇，正等待发表、出版。二十年辛苦不寻常。柳溪不但像个普通的文学家，还像历史学家、哲人那样思考，思考时代、世事，思考我们的党，我们整个民族、国家的命运。二十年，一两百万字的稿件，记下了她紧张的思考，在历史的螺旋上升线上，她和同时代人对生活的深切感受……
不数年工夫，柳溪陆续出版了上百万字的小说，其中有她那历史长卷的第一部，分上下两册出版的装帧讲究、印制精美的《功与罪》，三部中篇力作的合集《生涯》，短篇小说集和好几册传奇故事等等。
柳溪，在逆境中仍然勤奋地笔耕，惊人的毅力和意志力，对命运进行不屈的反抗，使人想起我国历史上一个人物，那就是受了冤屈，身遭腐刑，而仍然著书立说、奋斗不息的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果然，我问过柳溪，是什么支持你在逆境中仍然不放下笔杆，奋斗不止？她说，司马迁给了她很大、很深的影响，尤其他的《报任安书》，她曾反复诵读，获益匪浅，成为她在逆境里重要的精神支柱之一。
去年我去天津，在柳溪的新家，匆匆地看望了她。她现在身体发胖，额上添了皱纹，已是一位有几分老态的妇女。但谈及她正在进行的宏大的写作计划，以及虽不想承担又难以拒绝的组织上添给她的新的重任（担任作协天津分会的负责人，出任《天津文学》主编），她依然精神亢奋，热情中添了庄重，活泼中添了成熟，使人依稀记起她当年的模样；但作为一个精神上已经成熟，结出了硕果的人，她比当年更有神采。她在人生征途上、在事业上，正处在“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的时刻。她在患难中寻得一个老伴，他是一位艺术家，对她关怀、体贴，组成了美满的家庭。可惜我去时，她老伴正带着学生，出门写生去了，未能得见。我祝福她“人寿年丰”。
中国最后一个右派（1）
——记海外法籍华人女作家林希翎1994年7月10日夜晚，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你猜我是谁？猜不出来了吧？是的，快四十年了……是的，我回来了，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