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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的丰收从1957年6、7月间到年底，反右斗争在作协，可以说取得了“鱼”的大丰收。丁玲、冯雪峰、艾青等，这些自然是大“鱼”，不管上钩不上钩，都要捕获的。（丁玲主持的文学讲习所也随即停办。）此外，也还有一批文化、学术和文学、艺术界的大“鱼”，因参加作协或《文艺报》组织的鸣放座谈会或发言或写文章或接受采访而被“钓”上来。这些人中较著名的有黄药眠、钟敬文等教授，翻译家张友松，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张权，诗人、考古学家陈梦家，杂文家、评论家舒芜。而在《文艺报》上点名或批判的全国文艺界知名人士，粗粗列举一下，则有施蛰存、徐仲年、许杰、徐中玉、穆木天、程千帆、陆侃如等教授，评论家陈涌、李蕤、鲍昌，翻译家黄源、冯亦代，浙江文联主席、学者宋云彬，杂文家曾彦修，诗人、作家公刘、王希坚、唐湜、柳溪、张明权、刘绍棠、孙大雨、苏金伞、流沙河、李白凤、汪馥泉、蒋锡金、刘盛亚、石天河，漫画家沈同衡、李滨声，相声作家何迟，美术家江丰、徐燕荪、王雪涛，戏剧界人士吴祖光、杜高、汪明，电影界著名导演、演员吴永刚、石挥、吕班、郭维、沙蒙。
1958年补划的右派1958年夏天补划的右派有秦兆阳、黎辛（原作协党总支书记，从湖北省文化局长的岗位上揪回来补划）、诗人公木（从吉林长春请回来补划）。其实诗人公木向来革命性强，在1957年夏、秋季，发表了不少批判右派的诗歌和文章，尽管这样仍然因其参加了丁玲、陈企霞专案组工作时“企图为丁陈翻案”而将其补划为右派。
余 波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1957年5月间曾去浙江出差，同浙江文艺界的作家们开座谈会，传达中央精神，鼓励他们鸣放。结果浙江参加座谈会的人士，很快几乎全部被划右，著名的如宋云彬、黄源、陈学昭等。反右后，邵荃麟被认为是去浙江煽风点火，检举材料送至北京。但邵荃麟仍然被“保护过关”，参加领导了作协的反右派斗争。1964年，毛主席关于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传达后，作协重点批判邵荃麟，认为他的“中间人物论”和“现实主义深化论”是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这时他不再被保护，1957年浙江“放火”的材料被端了出来。有人径直批评说，邵荃麟是“漏网右派”。
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作协的作家、评论家、编辑家以“漏网右派”罪名而被揪出的，那就更加不可胜数了。
求索的苦果（1）
——秦兆阳《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出世前后
秦兆阳，出生于湖北黄冈县一个教师家庭。1936—1937年即在武汉的报纸上发表过不少诗歌和散文。1938年投身革命，长期做美术工作。解放战争时期又开始从事文学写作，逐渐成为华北解放区小有名气的青年作家。全国解放不久，他即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幸福》。这本书以其如诗如画的意境、传奇色彩的故事而独具魅力，显示了作者的创造才能。1949年，秦兆阳担任了刚创刊不久的《人民文学》的小说编辑，直到1952年底。在此期间，经他之手不知挑选（包括修改加工）了多少无名作者的作品，有些作者因此一举成名，跃入了著名作家的行列。可以举出一大串作家的名字和他们的成名作品，如白桦、孙峻青、玛拉沁夫……秦兆阳是个思考型的编辑，他每天面对来稿，除了选发佳作还不断研究、思考当时初学写作者创作中的问题。于是从来稿实例出发，用“策”或“秦策”的笔名写出一篇又一篇针对青年作者创作中概念化公式化的毛病，阐述小说创作规律的文章，发表在《人民文学》杂志上。这些文章分析具体、深入浅出，深受青年业余作者和全国各地一大批文学刊物的编辑欢迎。据我所知，这些文章一出来就被转载，被文艺杂志编者印成小册子，广泛向青年投稿者们散发。这些文章直到50年代中期才被编辑成书，题名《论公式化、概念化》，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952年底，秦兆阳离开《人民文学》，请创作假，下到他熟悉的华北农村去体验生活。很快他写出了一篇篇精美的农村新生活画卷，总题为《农村散记》，发在《人民日报》、《人民文学》等报刊上，一时成为文艺界谈论的热门作品。正当他开始经营一部长篇小说时，反胡风运动开始，《文艺报》改组，他被调去《文艺报》担任常务编委。一年以后，这位能创作又常写理论文章的人，受到主持作家协会常务、被称为“少壮派”的党组副书记刘白羽的青睐，刘白羽满心希望作协和它下属的刊物能出现活跃的新面貌。1955年12月，秦兆阳受命重返《人民文学》，任副主编，主持该刊编政。《人民文学》杂志的面貌很快发生了变化。秦兆阳以自己的编辑思想，统一全编辑部的思想。他在编辑部内宣布，要将《人民文学》办成像俄国19世纪《现代人》那样有影响的第一流刊物，要有自己的理论主张，要不断推出新人新作。他在刊物上设立了“创作谈”等新栏目，刊出一些作者研究著名作家创作特性的“作家论”，这在全国是首次；他亲自撰写编后记，阐明自己的主张。他身体力行，亲自看稿、选稿、编稿、改稿，接待作者。在他主持编刊期间，《人民文学》佳作迭出、新人不断涌现（包括写理论文章的新人，如写红楼梦人物论的蒋和森，写作家论的曾华鹏、范伯群等人），《人民文学》的版面明显加强了党组领导人所期望的群众性、战斗性，刊物的发行份数一年内由十余万份跃至近二十万份。秦兆阳也被吸收进作协党组，成为新成员。历史地看，秦兆阳主持编务的1956—1957年，是《人民文学》最好的时期之一，这也是读者公认的。后来说秦兆阳在文学编辑工作上的创造性思维和实践，是“抗拒党的批评和监督”，“企图使《人民文学》完全脱离党的领导”，“引向了修正主义的邪路”，是既不符合事实，也经不住历史的检验的。
1956年5月，陆定一同志在怀仁堂代表党中央作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6月上中旬，作协党组两次开会讨论贯彻双百方针，要求所属刊物带头鸣放。作为作协机关刊物《人民文学》的负责人，秦兆阳在会上说：作协的刊物不宜草率应付，应该善于提出像样的学术问题。但要找人带头写这样的文章很难。关于文学创作问题，我多年来积累了一些想法，想写，却不敢。党组副书记刘白羽高兴地说：写嘛，写出来大家看看。前来参加会的中宣部文艺处长林默涵也在会上说：重大政策出台了，作协不能没有声音、没有反映，这是对主席的态度问题。会后，秦兆阳考虑，写文章的事要慎重。他决定邀约《人民文学》的编委先谈一谈。在何其芳家里，编委们就如何贯彻双百方针———当前文学创作中遇见的普遍关注的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秦兆阳讲了自己的看法，比如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存在的缺陷，我国长期存在的对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简单理解和做法，文艺批评中脱离生活、不重视艺术规律的教条主义倾向，某些作品的公式化、概念化，这都对文学创作的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谁知大家想到一块儿了。何其芳说：文艺为政治服务问题解决不好对贯彻双百方针非常不利。严文井说：艺术规律问题，现实主义问题，很值得思考研究。编委会开过后，秦兆阳信心倍增，他不顾暑热，在小羊宜宾3号那间每天面临西晒的斗室里冥思苦想，突击写成《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数万字的论文草稿。他先给同事葛洛阅看。字斟句酌地推敲修改后，改题为《解除教条主义的束缚》，又给编辑部同仁阅读，征求意见。但文章的题目接受一位编辑意见仍恢复《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副题为“对于现实主义的再认识”，他觉得这样更切合学术文章的题目。文章送呈周扬、刘白羽等同志阅看，他们阅后还给作者，没有发表赞成或反对的意见。7、8月间秦兆阳去北戴河海滨再次修改此文，9月，在《人民文学》发表。
求索的苦果（2）
《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究竟是一篇什么样的文章？年轻的读者已很陌生了，笔者不得不在这里稍作介绍。这篇论文是在肯定文艺为社会主义、为人民服务的前提下，对现实主义问题进行理论上的探讨。虽说是篇论文，却并无多少学究气，而是从一个作家、一个热切关心我们文学创作现状的人的角度，结合文学批评与创作的实践，对多年来盛行的文艺的“左”的教条主义的要求与做法进行了一些分析、批评与反思；同时对30年代苏联作协章程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义的某些提法，提出了质疑；而强调了文艺创作应当尊重真实地、历史地再现现实的现实主义，尊重艺术创作的规律。这也就是恩格斯讲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即“现实主义是除了细节的真实之外，还要正确地表现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认为这个提法比“章程”中的提法加附加语更为科学，更符合创作的规律，更有利于发展创作。在当时条件下，也可以说作者强调了、服膺了古往今来的现实主义这一文学流派，这是作者个人的学术见地，应当容许探讨。毛泽东主席也说过：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是“最好的”，但并非“唯一的”。作者丝毫没有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和先进世界观对创作的作用，相反，在文中一再重申、阐明。作者当然没有否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更没有反对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文学。
文章发表后各地有一些响应者、赞成者。如武汉的青年文艺理论家周勃、姜弘等人也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周勃文章的题目是《论现实主义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
同年12月，作协主办的另一刊物《文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