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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勤的习惯。笔记（记人、记事、记读书心得，记领导人讲话，开会做记录）、日记，几乎从未中断过。再就是注意积累资料。我身处文艺界，从1951年批判《武训传》起始，到1954年批判《红楼梦》问题，接着批判胡适、胡风，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直至1957年更大规模的反右派，60年代起又反修、批修，文艺整风……政治批判运动接连不断。每次批判运动，都下发不少参考资料，党内看到的材料更多，不少是发给单位或个人学习批判的，并不收回。我很珍视收到的这些资料，看完后，决不随便乱放，而是珍藏起来。当然“文化大革命”中也受了点损失，有的材料被造反派抄走或要走，再也回不来。但毕竟不少资料，我的大部分笔记本、日记本，还是劫后幸存下来。这是二。这都是从事写作的有利条件。但很长时期，我并未打算系统地写文坛的人物和往事。1984年离开作协，1987年受命主编《传记文学》，这对我是个转折。我在《传记文学》常跟同事们讲，传记文学不同于虚构文学，它强调忠实于历史真实，因此我们要重视拥有第一手材料，亲见亲历者这些人写的作品。想不到这个“球”反过来他们“踢”向了我。他们将了我的军，要我写文坛的人和事。这个问题我想了一下，觉得可以试试看。主要是经过“文化大革命”，又经过粉碎“四人帮” 后的拨乱反正，加上自己的反思、忏悔，（不少事情自己是个参与者，做错了的，能不忏悔吗？）有些事情可能比过去看得清楚了。再则，我离开了作协，说不定也是个有利条件（有些事情需要保持某种距离，方能看得更清楚）。
以史为鉴，对事不对人尽管如此，我试笔时仍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文艺界是很敏感的地方，许多人又是我尊敬的前辈、熟人、朋友，我怕出错。（这或许就是人们讲的所谓风险？）当然酝酿做这件事情时，大的方面，我至少有这样的考虑，就是以史为鉴，对事不对人。写文坛的人和事，我关注的是真实的大环境；在这个环境中，作家和文人（包括某些文艺界领导人）的真实处境。我认为在过去岁月里，大家都有点身不由己，发生的事情———作家、文人们（还包括某些完全无辜的普通小人物）的遭遇，就连文艺界领导人也难以完全承担责任。我写文章，决不是去追究个人责任，而是要让读者看到真实的历史环境和人的真实处境，从这里边来反思历史，得到教训。再就是要将自己摆进去，这是真真实实的自己，错误就是错误，忏悔就是忏悔，不作任何掩盖。在具体写文坛的人和事时，如何避免出错，我觉得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按照传记作品的要求，尊重事实，实事求是，对事实既不夸大，也不缩小，要反复核对，做到客观、准确。我虽拥有笔记、日记、参考资料、脑子记等优势，但我仍然十分谨慎，怕自己有误。有时有些有印象的事，手头没有资料的，我就去问当年的老上司或友人；自己跑到图书馆去查阅那时的报刊，一定要将时间、地点、在场的人等弄得确切，才敢下笔。“对事不对人”这一条对我很重要。写作协那些大的运动，如反胡风，反右派，1964—1965年的党内文艺整风，要使事情的来龙去脉等呈现清楚，不涉及人（包括仍健在的活人）是不可能的；但写清事情是目的，不是为了针对任何个人。凡涉及活人，我格外慎重，只将他涉及的事情客观地讲清楚。可以披露他当年真实的观点，但对人则充分留有余地。如他的某次讲话，我的笔记本有全文，我仅引用很少部分，能够讲清问题，这就可以了，决不采取所谓“揭短”的态度，这正用得着“宜粗不宜细”这句话。因为第一，你面对的是你尊重的一个犯有错误的好人；第二，在大环境里，他既显示了自己弱点也有他处境的难处，好些人，包括我自己不也是这样吗？况且当事人近年已有所反思。这就是我尝试写文坛人和事时，不能不时时顾及的。
我为什么写“文坛”一书（2）
顺应读者要求，设立“蔷薇花瓣”专栏起初，我只是用伍宇等不同的笔名，在《传记文学》的不同栏目，如“微型传记”、“作家逸闻”等发表有关我最熟悉的几位作家、诗人，如谢冰心、沙汀和艾芜、郭小川与李季等人的印象片断。试验了多回，读者中出现反响了，频频来信，希望“伍宇”继续写下去。编辑同事遂建议我干脆设个专栏，于是从1990年第4期起，“蔷薇花瓣”正式开锣出台。我写文坛的稿件，就这样“赶鸭子上架”，而益发不可收。其后数年，在这个专栏，我写了不少“佳作出世记”，记叙改革开放肇始，那些受读者热烈欢迎的小说如《班主任》、《窗口》、《神圣的使命》等是怎样在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启示下，春风化雨，于《人民文学》杂志这块园地应运而生的。这些文稿尤受青年读者欢迎，来信最多。我也涉笔尖锐的话题，如《作协的反胡风运动》（这篇文章初稿完成于1988年，因其“准确的”尖锐性，拨乱反正初期，在拍板肯定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时，张光年针对有的编辑的顾虑，曾讲过“不要怕尖锐，但是要准确”这句名言），曾试投稿于一家公认开明的刊物，而仍遭碰壁），《丁（玲）、陈（企霞）一案小窥》等，在“蔷薇花瓣”专栏面世后，除了有某单位的朋友夸我“你好大胆！”，而据我明察暗访，无论是这两篇或后来连载的中国作协“文化大革命”亲历记等，在我所写重大事实方面，有关部门或当事人，或关心我的文艺界友人们，从未提出过异议，而是说我写的符合实际，比较客观求真，“能做到这点就不容易”。有的年轻朋友还对我文稿中涉及人有时出现“某某”，表示不以为然，而建议我最好点出名字。但我觉得某种情形下，还是留有余地为妥。所以专栏文稿发出那五六年，并没有给作者和《传记文学》杂志引来任何麻烦；相反，普通读者、作者来信、来稿对刊物、专栏及作者伍宇表示支持、赞扬者日见增多。到1994年，这个专栏所发文字，积累下来，已有三十来万字。
香港率先出书看重拙作的史料价值，第一个提出要给我出书的人，是香港作家夏婕女士。1994年上半年我将已发表稿件编成书稿，是夏婕快速出版，并及时寄来样书、稿酬。她对我讲，你这本书不是畅销书，赚不了什么钱，香港是个商业社会，我的老板也是商人。尽管如此，我还是说服他毫不迟疑地出了这书。因为要了解真实的中国文坛变迁，这本书值得一看，海外有需要它的读者。这以后才有1995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该书的内地版。两书出来后，海内外发生了影响。一位在美国首都讲学的我早年的同班同学，欣喜地写信告诉我，说她在国会图书馆看到了香港出的我这本书。1995年，一位日本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学者荻野修二先生，因为买不到香港出的《中国文坛写真》一书，写信求助于我。我只好寄给他一册文联公司版的《中国三代作家纪实》。内地版出书后，各地读者写信求我帮助购书的不少。
接受老作家建议，完成“文坛”一书增补稿最令我感动的是，读过我写文坛这本书的前辈作家、还有文艺圈内一些同辈朋友写给我的信。老作家萧乾1995年8月3日来信说：“你那本写作协的书我已借给多人看了，个个都称赞你的巨大贡献。我很希望你能写下去，特别是50年代的阶级斗争，你是见证人，因而是第一手的史料。不但当代读者要看，21世纪也仍是宝贵的史料。”老诗人臧克家读到我写他那一篇，特地写了个条幅赠我，是一首七绝诗，老诗人写道：“文章读罢泪涔涔，一片真情动我心。三载向阳同感受，风风雨雨见精神”。老作家黄秋耘说：“非常感谢你的《三代作家纪实》。读了此书，我不但回忆起一些故人和往事，而且知道了许多前所未闻的‘秘闻’”。作家韩少功来信说“……写我的一段，就是那么回事。很佩服你的记忆力，也由此而感念那一段很温暖的日子。你书中其他一些文章也读过一些。朋友那里有《传记文学》，我大部分都读过，尤其是你写“文化大革命”前后的好几篇。你是勇敢、诚实、正直的人……”作家蒋子龙写道：“接到大作（《中国三代作家纪实》），一惊一喜一动容。可喜可贺可为朋友松口气。”新疆作协原负责人、评论家陈柏中来信说：“读了《中国三代作家纪实》写秦兆阳、冯牧、韦君宜和黄秋耘等篇，不禁要为当代文坛良知和英杰们一恸。你的文笔可谓得太史公真传。记事件，秉笔直书。状人物形神兼备。不独有史料价值，也是极好的传记文学。真该感谢你为今日和今后文坛做了件好事。”还有一位忘年朋友、湖南青年作家农鸣写了篇评论短稿寄给我，其中有这样一些话：“……许许多多看似无关联或是有关联的人事与文事，几乎背后都隐藏一个巨大的伤痛：尊严！国家的尊严，民族的尊严，作家的尊严，作品的尊严！无数的答案在我眼前摇晃。不摇晃的是：作家没有尊严，那么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尊严必然会受到严重的伤害……当我看到冰心等等老作家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悲惨经历时，我的心不停地抽搐，也一阵阵温热。为了作家的尊严、文学的尊严、国家和民族的尊严，老一辈付出了多么昂贵的代价呵。当我们享受今天的阳光时，假使我们不了解这一切，不记住这一切，不沉思这一切，很难说我们不成为叛徒，或者要再次为了尊严而付出那样昂贵的代价。”我很赞成他的话，这正是我心里想说而没有说出来的，他是在鞭策我！
我为什么写“文坛”一书（3）
作家朋友们有的溢美之词，我担当不起。但我记住了前辈和同辈对我的期望。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