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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记文学》杂志而萌生投稿的念头。他的稿件受到善待( 我对年轻编辑同事们说,许老先生这样的人,他一生经历过许多事情,今天能把脑子里深藏的东西写成回忆,这很不简单;像对其他能写这类文章的老同志那样,我们应当善待他),及时刊用。他从第一篇文稿《郭沫若在日本的流亡生活》起始,陆续写出多篇回忆录,均在《传记文学》登出,像《追忆与马思聪在林间的散步》、《摄影大师吴印咸》等,都是关于我国著名艺术家珍贵的第一手史料。作家萧军辞世后,我去他家看望,认识了萧夫人王德芬,了解她出身书香人家,颇有文艺素养,也是一位延安老同志,遂向她约稿。她欣然命笔,写出多篇回忆萧军的文稿,陆续为《传记文学》独家刊出,披露了萧在延安好些不为人知的内情,受到读者欢迎。有位北京友谊医院的神经内科主任大夫童启进,是我中学时的高班同学,这位学长一向爱好文学,我们常有来往。有一次我从他的谈话中知道,他是为美学大师朱光潜先生晚年住院看病的医生,他对朱先生很了解也崇敬,脑子里装着关于朱先生很多动人的细节。我便请他试笔写一篇“朱光潜教授的晚年”。结果他的文章写得相当好。在《传记文学》登出后反响也好。像童启进这样的高级医师,写名人逸事,纯粹是“客串”。但从一个医生眼中写出的美学大师晚年感人的形象,却是其他作者写不出来的。
(2)依靠文化、新闻界众多作者写稿。文化新闻界的朋友们,他们思想敏锐、见多识广,写出的作品往往时代感强,应是编传记文学杂志,不可缺少的作者。如北京的资深记者季音、白原、张世英、王晨、里予(郎新康),文艺、出版界的石少华、丁聪、骆宾基、韦君宜、康濯、徐城北、权延赤、董保存、闻敏、邓家荣、王凡、蔚江等,上海的徐伟敏、陆寿钧、周牧、余之、萧关鸿等,还有全国其他地方文化、新闻界的朋友们,如徐迟、曾立慧(《长江日报》活跃的女记者)(武汉)、胡征(西安)、石楠(《画魂———张玉良传》及《寒柳———柳如是传》等等传记作品的作者)(安庆)、松植(南京军区创作室)、李占恒(沈阳军区创作室)、杨耀健(重庆)、董秋枫(苏州)、谢狱和郑秉谦(杭州)、黄秋云(广州)、靳树鹏(他是吉林省建设厅的,不属文化界,但写了陈独秀晚年等多篇佳作)、龙飞、孔延庚(天津)等等,都为《传记文学》杂志写过受读者欢迎的篇章。
(3)发现和支持众多新作者为《传记文学》写稿,不断扩大传记作者队伍。写学者、文人的《魔镜里的钱钟书》、《作为世纪现象之一的萧乾》写得颇有水平,文章被多家报纸转载。作者张建术名字陌生,有人猜测他可能是社科院的干部,其实这是一位下岗工人自学成才者,而今已是有了社会影响的自由作家。他最初投来一篇采访社科院几位年轻学者的文稿《跨世纪理性的探索者》,《传记文学》的人谁都不认识他。我的一位编辑同事刘向宏读了这篇来稿觉得写得不错,我读后支持她的看法,我们及时将这篇稿件刊出,并鼓励他继续为刊物写稿。后来的文章写得更好,我们将它作为重头文章推出。《传记文学》曾登出几篇写外交家的文章,颇有看头,如《外交家杨公素的传奇》、《酒仙乔冠华》、《才女外交家龚澎》等,有读者猜测,这人肯定是外交圈子里的。但他是某省财经学院的普通干部,宗道一是他笔名。他在《传记文学》以一篇投稿《联合国的四位中国副秘书长》(文笔不错,我们了解其写作材料是他采访所得,遂及时推出 )起家,而益发不可收,而今已是颇有名气的传记作家。还有一些填补史料空白之作,如《被蒋介石通缉四十年的人》(记领导资源委员会大起义的孙越崎)、《曾任外交总长的修道士陆征祥》等作,作者们也并非名家。还有一篇写《女兵自传》作者、著名女作家谢冰莹和符号先生鲜为人知婚恋史的来稿,作者声言此作曾遭退稿,希望《传记文学》编辑部给以“鉴定”。我读后觉得这篇凸显女作家个性特色的作品,决非向壁虚构,或东抄西捡,粗制滥造之作,肯定有其材料来源。经了解,作者汪烈九是湖北仙桃市政协的普通干部,他曾采访他的同乡符先生多次,写成此文。我们遂决定将此作在《传记文学》连载三期,发表后在海内外产生了影响,当时住在海外、尚存人世的谢冰莹老人也看到了这篇作品。
我与《传记文学》(3)
还有一大批熟悉部队生活,爱写军事题材的作者和当年在部队艺术学院进修的年轻作者,他们都是新生力量,纷纷向《传记文学》投稿,《传记文学》也向他(她)们提供一试身手的园地。数年时间,好些作者以他们在杂志上出现的好作品,使自己在文学界脱颖而出,成熟熟练、活跃的写家。这样的名字,我记忆中有一大串,如黄传会、王久辛、陈永康(咏慷)、钟兆云、王健娃、舒云、孙晶岩、李卫平、肖斯科、李欣等。
(4)开阔编刊视野;吸引写作人才。我和我的同事们,为杂志设计了众多栏目,如“华夏之英”、“将帅风采”、“历史长镜头”、“史事逸闻”、“科海撷英”、“文苑人物”、“艺海摄像”、“体育明星”、“海外窗”、“古今人物丛谈”、“普通人画廊”、“人生际遇”“创造者之歌”、“回眸一瞬”、“国土广记”等等,为传记文学作者开拓了不是狭隘的而是广阔的写作天地,提供了题材、体裁丰富、多样的可能性;也为“传记”写作范围内,吸引人才,使不同生活阅历、采用不同写作方法的作者,发挥各自优长,得到了机会。例如“海外窗”这个栏目,不仅有国内访问过外国的许多作者包括翻译家写稿、译稿(《传记文学》曾独家首次刊登前苏联诗人叶甫杜申科的《超前的自传》,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前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的儿子写的《我父亲的诺贝尔奖风波》,移居国外的俄罗斯女作家尼娜写的《高尔基在彼得格勒》等振聋发聩、让人耳目一新的作品);我们还联系海外华人作家,如日本的张宗植先生,加拿大的刘惠琴女士、法国的卢岚女士,他们都提供了有分量、很好看的稿件。又如 “普通人画廊”、“人生际遇”、“回眸一瞬”等栏目中登出的国家体委政策研究室王鼎整理的《宋振庭人生漫语录》,西北某大学女教授杨萼的《浮生十题》,河南舞钢市一教员杨稼生作《西天边一朵白云》,居住美国的王小强写的知青故事《来婵儿》,都是动人的作品。“国土广记”栏登出云南青年诗人于坚的《澜沧江传》、《滇越铁路》等,青年散文家张宇光的《大理闻见录》,江西赣州诗人阳春的《客家人传》、《甜的绿、苦的绿》(蒋经国之恋),北京舞蹈学院音乐教员罅葭的《西藏阿里采风行》等。以上作品均曾引起反响,受到读者好评。而它们的作者,都是各种不同岗位上的文学才俊之士。
我主编的《传记文学》杂志,数年间,就是这样形成自己特色,佳作不断涌现,作者队伍日渐扩大;刊物由不定期出,改为正式期刊,交邮局发行,由季刊改为双月刊、月刊。发行量呈逐年上升趋势。果然如我所期待,在同仁们(编杂志不在人多,而在心齐、合力。作为主编,我相当长期共事的就是三个刘———刘向宏、刘静子两位女士,还有一位刘孝存,他年纪稍长于前两位。后来两年,参加进来的郎云、苗洪等编辑也很得力)共同努力的九年(1987—1995),刊物取得了进展。这是当年许多人都了解并留下印象的,不用我多说。历史地看,刊物虽存在不少缺点和不足,但大体还没辜负上级和作者、读者嘱托,做了些好事。拙文所见,是否符合客观,还盼各界读者指正。
2002年9月12日写
2003年6月11日改定
我为什么写“文坛”一书(1)
最近有位朋友对我说:你出了不少书,有散文、小说、报告文学、传记、游记、随笔等,但我感觉,印象最深、引起人们关注的恐怕还是1994年首次在香港出了海外版(书名《中国文坛写真》),1995年又由文联出版公司出了内地版(书名《中国三代作家纪实》),这两本写文坛的书了。我听说香港有位先生赞誉你的书是“文坛史记”。可是我们生活在内地的人都知道,文坛是个是非之地,写它难免有风险。那么你为什么要写“文坛史记”呢?她的提问引来我一番思考。
试 笔 缘 起为什么要写?说来话长了。我参加工作没多久就被分到1949年创刊的一家地方刊物学做文学期刊编辑,其后在中国作协的《人民文学》杂志工作了将近三十年。我做的主要事情,就是同全国作家、有影响的青年作者,还有无数无名作者打交道。名作家和青年作家是组稿依靠对象;要反映丰富的现实,没有众多无名作者投稿支持也不行。有的无名作者,凭着自身才能、努力,一举成名天下知,很快步入名作家行列。这对于文学编辑来说,自然也是最快意的事。我本是个性格内向的人,怯于人际关系;但工作却使我跟几代作家们,成为很熟的人,尤其在风雨之中,更有与他们同命运之感。这是一。再者,我也可以说是个文学创作有心人。自从年少时迷上了中外文学作品,那些不朽的经典之作,早已征服我心;我内心唯一的持久愿望,是要用一生努力,写出像他们那样的作品。而要为这做准备,根据写作大师们的经验,我以为最要紧的是勤看、勤读、勤走动(经常接触实际生活),勤写、勤记。1949 年我16岁,一参加工作,便磨炼自己这个五勤的习惯。笔记(记人、记事、记读书心得,记领导人讲话,开会做记录)、日记,几乎从未中断过。再就是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