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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年后，燕翼在一篇文章里，谈到顾颉刚先生在抗日战争时期，到甘南藏区考察，也曾遭遇这种尴尬场面。当时顾先生无论如何喝不下这碗茶，便趁主人不注意时偷偷将茶泼到帐篷地下的灰土里了。据燕翼事后对我介绍，过去的藏族牧民，认为晒干的牛粪是很干净的东西，用来擦碗最能除去碗里的油渍，根本不存在污秽不洁的观念。我虽然不习惯这样一种风习，但当着女主人那毕恭毕敬满面诚意的神态，便决定，不管怎样，也要爽爽快快地喝下去。我端起碗来，若无其事地一口口品尝着热腾腾的奶茶，确实品出了其味鲜美。我还学着燕翼的样子，拌了半碗青稞糌粑，有滋有味地吃起来（上世纪90年代，燕翼来京，他告诉我，如今的藏族牧民，已改用清水洗涤餐具，用干净的毛巾擦碗了）。我没料到的是，关于我这个来自北京的“贵宾”在藏族帐篷里大喝用牛粪擦过的碗里所盛奶茶而不皱眉头的很平常事，竟被燕翼悄没声儿地特别写信给《人民文学》编辑部，将我作为尊重民族风俗习惯的“好榜样”予以表扬，该信还登在编辑部自办的一份小报上。后来我回去看见了大感汗颜！
接着，我们又游览了青海著名的藏传佛教圣地塔儿寺。这里是黄教始祖宗喀巴的诞生地。其建筑及所收藏丰富的文物，充分展示了藏族宗教寺庙文化的精华。最难得的是还承寺管会破例，让我们参观了几个封闭的密宗院所，其收藏之丰富，欢喜佛造型之美妙、多样，除了布质绘画，泥塑彩像，还有回廊式的石质造型，这是藏族宗教艺术创造的高峰，可能在世界宗教艺术作品中，也是独一无二的。只是深藏秘闭，能够有机会欣赏它的人，实在太少。燕翼常年跑藏区，自是司空见惯。他说甘南藏族自治州的拉卜楞寺，其宏伟的规模比之塔儿寺，有过之而无不及。听了真叫人向往不已！
我和赵燕翼的交情（3）
这里还需补充一点。告别青海湖时，鱼场作为礼物，赠送我们两条足有1米来长的大鱼。那时三年困难时期刚刚过去，市面上食品供应还是相当紧张的，把这两条大鱼带回送给西宁的朋友们，将是难得的一份厚礼。然而那时我们都非常洁身自爱，严以律己。我和燕翼异口同声，婉言谢绝。那两条大鱼，便又重回鱼场冷库去了。
我们返回西宁宾馆，开始第二阶段的日程。为了不打扰燕翼写作，我给他要了个单间（燕翼在青海的费用自然由《人民文学》承担。）我另住一间，以接待写“青海速写”的业余作者们。特邀的青海作家杨友德，则在自己家里写小说。为了做好“青海速写”组稿工作，杨植霖书记抽出时间专门给我谈了可爱的青海，讲了青海兄弟民族及生产建设各方面情况。我的组稿工作还算顺利，一周之内找了青海十来个业余作者，收获七八篇短稿，寄编辑部供其在6月号杂志上选发。“青海速写”专辑如期面世。其中解放军总后勤部驻青海某汽车团的汽车兵王宗仁，写昆仑山汽车兵生活的一篇在《人民文学》刊出后，作者大受鼓舞，后来成长为部队有名的作家。
燕翼那篇小说进展也不慢。他有个习惯，写作时爱在嘴里含一小块人参。他说人参提神，对脑力劳动大有裨益。但我不敢吃。我曾尝试过人参，觉得它上火，所以不宜轻易向燕翼学习。也许人参药力发挥了奇妙作用，燕翼一鼓作气，写出了一万多字的小说。他以牧区发生的雪灾为背景，写一个老牧人和他的孙女，在被大雪围困的绝境中，仍以琴声歌声互相鼓舞斗志，使整个作品自始至终，充满了浪漫而悲壮的抒情意味，题目就叫《琴声三叠》。我看了很是喜欢。便与杨友德写的《女兽医》一并寄往编辑部。
青海的任务完成，我即离开（燕翼交稿后已先我离去，回兰州），经西安转乘长途汽车赴延安组织“延安速写”。我此次西北组稿大约20来天时间，等我回到编辑部才知道在传达、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文艺的两个批示后，编辑部在常务副主编李季同志设计下实现了革命化改革，包括在选题上更加强调，要“大写社会主义新英雄”。我回来后方晓得杨友德的小说用了，遗憾的是赵燕翼那篇没采用，并且已经退给作者。这大出我意料。但冷静一想燕翼这篇悲壮抒情的新作，可能有点不合时宜吧。相隔十年之后，燕翼重新改写了这篇稿子，题目改为《三月风雪》，先在兰州报刊发表，后收入197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短篇小说选集《朝晖》。同年《中国文学》一月号译为英文刊发。1980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赵燕翼中短篇小说选《冬布拉之歌》，《三月风雪》列为开篇，颇获读者好评。当年燕翼含着人参，辛勤播下的一粒艺术种子，经过岁月尘封之后，终于破土而出，开花结果了。
1977年10月，《人民文学》受国家出版局委托，组织了“文化大革命”后第一次全国性的专业会议———短篇小说座谈会，不少著名作家到会。燕翼亦被邀参加。会议期间，燕翼和茹志鹃单独前往交道口沈宅，拜会了茅盾先生。他们在文学创作道路上，都得到过茅盾先生的荐拔提携。这次晋见，茅盾扶病接待，勉励有加。三年后茅公逝世，燕翼以沉痛心情写了《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悼念文章。
此后，燕翼先后被选为甘肃省政协常委、省人大常委及全国政协委员，并担任甘肃作协、文联领导职务，经常有机会到北京开会，我们之间的个人交往，可以说过从甚密了。燕翼从80年代中后期，逐渐将创作重点转向儿童文学。特别是童话创作成绩显著，作品连获大奖，其名篇如《金瓜儿银豆儿》、《小燕子和它的三个邻居》、《鸟语学家》、《白鼻梁骆驼》、《铁马》等，先后被译为英、日、俄等国文本，还出了台湾版。
我和作家赵燕翼以文字之交，结下了深厚情谊，已将近半个世纪。燕翼生于1927年，比我年长几岁，是我兄长，算来已届七六高龄。回眸往事，不胜今昔之感。我祝他全家幸福、快乐。
2002年6月29日完稿于湘江之畔
7月14日北京修订
8月6日再修
（载《纵横杂志》）
1964 年延安之行（1）
我第一次延安之行，是在1964年夏季。我从青海组稿出来，乘火车去西安，然后去铜川，再自铜川坐长途汽车去延安。沿途所见，特别吸引我的是黄土高原上一团深绿色———郁郁苍苍的黄帝陵。就这样，我也没下车去看看。那年月，规矩得很，一心为工作，不宜“游山玩水”。我去朝拜黄帝陵，是在二十多年后的1991年。另一个印象深的地方是洛川。这不仅因为我记得1937年8月中共中央曾在洛川开过一次重要会议；而更加令我难忘的是洛川附近及洛川的地形地貌。抵达洛川之前，我目不转睛、瞅见了被千年风雨切割、剥蚀成陡坡、深谷的黄土高原特殊景观，也可以说是个破碎高原。可是汽车一攀上洛川高地，只见竟是一大片坦荡的平川，再看不到纵横切割的破碎高原了。所以论风水，洛川应是一个很吉祥的嘉宾云集的地方，难怪中共在这里开了个很成功的有时代转折意义———进入一个“新阶段”的会议。我的话有点扯远了，不过这仍反映了当年我头回去延安时，一路上的心情吧。
1964年夏天自青海又去陕北的这次奔波，我肩负的任务是，那时《人民文学》杂志的执行主编（常务副主编）李季，根据当年文艺要更加贴近现实生活的要求，要我用不超过20天时间，去两地组织两组速写，即“青海速写”和“延安速写”。青海的任务完成，我便立即起程赴延安。如果说，去青海，尚能找见向之组稿的作家，如杨友德及我邀约的甘肃作家赵燕翼。到了延安，就只能完全依靠当地的业余作者了。然而人地两疏，时间又甚短促，业余作者在哪儿呢？能否完成领导交给的任务，心里不禁有点儿发怵。
我想，办法还是依靠当地的组织吧。我找到延安地委（后来改为相当于过去地委管辖范围的延安市）宣传部。接待我的是宣传部的年轻干部李彬，但宣传部的其他人也与李彬一样热情助我。我说明来意，他们很欢迎组织当地业余作者写一组具备延安特色速写的设计，并答应帮我找到这些作者。这样我的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了。
他们安排我在宝塔山下当年统战部接待宾客、而今是地委的招待所住下。吃住都非常方便。李彬很快联系了延安报社、广播电台、延安文工团、延安中学及师范学校、延安革命纪念馆等单位，那些爱好文学写作的青年人。记得是在某学校一间空闲教室，这些业余作者很快聚齐了，李彬自己也参加了。这是些穿着、气质都很朴素的青年，在教室的木凳上随意落座后，李彬要他们一一自我介绍。我的印象：一个梳短分头的长脸青年，一派书生模样，他18岁，名叫师银笙，是师范即将毕业的学生。还有个中等个儿年轻人，穿一身洗得发白的制服，足登白球鞋。他特别活跃，背一个相机，走来走去似在选镜头，好像要为这次小聚拍照，他名叫兰草，是延安报的摄影记者，也爱好文学。还有个高个儿年轻女子，穿的衣服是灰黑色的，话不多，她叫李天芳，是大学毕业后，从西安来到陕北，当延安中学语文教师，她是到会的唯一女性业余作者。后来她带夫君一起来看我，我才知道，那天在座的延安文工团创作组一位面色略黑、戴眼镜，擅长写诗的雷进前（笔名晓雷）是她丈夫，他们是大学毕业后，一同到延安的一对新婚夫妇。还有一个瘦个子，广播电台的编辑、记者丁工，他爱写诗。还有延安革命纪念馆的苏若望，他比大家年长些，是个中年人。我谈了要编《延安速写》的意图、设想———无非是要请动各位，写自己在延安熟悉了解的受感动的人和事，从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