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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初秋，在《人民文学》当小说组长的我，有机会读到甘肃青年作家赵燕翼投来的短篇小说《桑金兰错》，是负责西北片稿件的小说编辑毛承志推荐给我的。在此之前，赵燕翼在全国文坛已颇有名气。茅盾先生评论1960年儿童文学时，就曾对赵燕翼的童话《五个女儿》的“艺术技巧”倍加赞赏。接着上海《文艺月报》连续发表了他的短篇小说《三头牦牛的下落》、《老官布小传》诸篇而为文学界所注目。而今他主动给《人民文学》写稿，我自然很高兴。当我仔细读完原稿后，留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这是一篇具有浓郁地域和民族特色、而且艺术上相当成功的佳作。三审顺利通过。《桑金兰错》在《人民文学》10月号发表后，立即得到文坛及读者良好反映。文学评论家陈、阎纲等在1963年第6期《文艺报》上，给予肯定的评价，认为是反映甘肃河西地区藏族牧民生活风貌和精神品质，“很有特点”的优秀作品。对国外发行的《中国文学》杂志用英文、法文两种文字将其翻译登载。越南编译的《当代世界短篇小说选》，也将其收入。迨至上世纪70年代初，北京大学编印的文学教材，也将其入选。可见其影响的广泛。
《桑金兰错》，讲述的是祁连山区草原上的藏族牧民，在上世纪60年代初收获牛毛季节里发生的一个生活小故事。主人公桑金兰错，是一位刚嫁到婆家，尚不为人所熟悉的美丽少妇。她身怀绝技，藏而不露。但到关键时刻，不得不“露一手”的时候，一鸣惊人，技压群雄，刹那间在驯牛场上，树起一座令人钦敬的巾帼斗士形象。作者摆脱了那一时代着力倡导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羁绊，尽情谱写了一曲婉转悠扬的高原牧歌，放手描绘了一幅色彩绚丽的藏区风情图画。作者通过人物个性的着力塑造及故事情节引人入胜的展示，不仅给读者很高的审美情趣，同时还折射出中国固有的“柔能克刚”的哲理之光，以及彰显了谦逊美德映衬下的英雄本色。
赵燕翼这篇力作，具有属于作者创作个性的非常独特的想像力和表现力。比如长达万字一篇小说，主人公只说了六句话，每次只说了一个字，而这六个字都是重复的，实际她只说了一个字———“哑！”在藏语中，“哑”字是礼貌而谦逊地表示赞同的词语，包含着“是的”、“好”、“对啊”这样的意思。作者以其淋漓酣畅的笔墨，层层渲染，再加上这个一字千金的“哑”字，就把主人公的性格特征，刻画得活灵活现，栩栩如生。
《桑金兰错》无疑是燕翼短篇小说的代表作。改革开放新时期，曾任《人民文学》主编，很活跃、有实力的作家刘心武，在给燕翼的一封信中称赞他的《桑金兰错》是“精美的艺术品”（见《人民文学》创刊四十周年纪念册题词），不久前，中国作协的评论家雷达在其编选的（中国）《百年百篇经典短篇小说》一书中，也收入了《桑金兰错》。他们都是很有识见的艺术评论家。
1963年秋季，在主编张天翼倡导下，《人民文学》约请本刊经常联系的七八位青年作家在北京东总布胡同22号举办了一次小型创作座谈会，江苏的方之、陆文夫，甘肃的赵燕翼均应邀参加。常务副 主编李季，请来了茅盾、叶圣陶、张天翼、吴组缃、邵荃麟、叶君健等多位老作家同他们见面，讲话。茅盾在讲话中还特别提到来自西部的赵燕翼的短篇小说《老官布小传》，对他表示关注。会议结束时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来看望大家。有个有趣的小插曲，当大家的话题涉及王蒙时，周扬提议，可否将他从北京师院教学岗位上调出，放到生活中去，与群众接触，继续搞他的文学创作嘛！不久，王蒙果然去了新疆。后来燕翼据此写成了随笔《关于王蒙走西口》一文面世，对王蒙一波三折的坎坷人生，增添了一条他“亲闻”的史料。
1964年初夏，编辑部派我去西北组稿，我先到兰州赵燕翼家。他一家四口住的是城里老旧的平房，室内陈设简朴，惟他的书房有一张古色古香的桌子，上面放着笔墨纸砚，还有根雕艺术品，使人感受到一种中国文化氛围。赵燕翼说他爱用毛笔写作。得闲常去山林里拣一点枯树的根，自制成具有一点审美情趣，有生命动感的工艺品。可不，眼下我看见他桌上现摆着的根雕，是一座直立的人形狐狸，细腰丰乳，曲臂长腿，作舞蹈状；形象天成，很少斧凿痕迹，题名《山狐妖女》，给我印象甚深。谈吐中我觉得他多才多艺，知识面广，是一位纯朴的西北乡土知识分子。我请他同去青海，写作或采访，他慨然答应。一路上我对燕翼了解多了些。他家曾是官吏兼书香世家，但到曾祖父去世时，家中已是“空留藏书万卷，却无隔夜之粮”。父亲只好带着全家回到农村老宅躬耕以养活全家。而耕作之余，家中仍不乏弦歌之声。祖父能诗文，擅长绘画雕刻。在家庭环境熏陶下，小燕翼自幼喜欢艺术。九岁时他拣到一根造型奇特的树根，七雕八雕，将其做成昂首奋蹄的一匹木马。祖父观后大加赞赏，特为其题写了百字铭文，中有句云：“举足凌空，不借长风鼓翼；睥睨骀驽，等闭志在万里”。祖父的题词，终身鼓舞着燕翼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燕翼的家乡，靠近藏区的天祝草原，故从小就熟悉藏、蒙、裕固等游牧民族风习。抗日战争时期，他少年投笔从戎，在山丹军马场服役五年，更加深了同少数民族的交往，为他后来写民族风情的文学作品，打下了扎实基础。建国后他成了专业作家，仍背起行囊，深入到河西走廊扎喜秀龙藏族牧区，重温青少年时代度过的游牧生活，激发灵感，开始写藏族生活的小说。收入《草原新传奇》（1964年上海新文艺出版社版）一书的诸篇章，就是这样写成的。
我和赵燕翼的交情（2）
到达西宁，青海省委第一书记杨植霖，宣传部长午人都对《人民文学》来青海组稿表示热情支持。因为我是初次来青海，他们建议我们先去看看青海湖和游牧湖畔的藏族牧民，然后再去参观著名的塔儿寺。前一阶段的日程，就这样定了。由宣传部提供交通工具，青海省文联派诗人王歌行，陪同我们到青海湖。我们坐在渔场的小轮船上，在湖上畅游了大半天。举目望去，辽阔的青色的“海”，连接着远处的雪山；幽蓝色波光浩渺的“湖”面，映衬出墨绿色的海心山；还有水天一色的落日夕照，至今还萦绕在我梦中。船上的两餐，主人饷我们以现捞的新鲜的青海湖无鳞鳇鱼，还有炒大雁蛋，无不鲜美无比，别具风味。非亲身品味，难言其妙！
然而最难忘的是换了一只小木船后，在黄昏时将我们送至著名的奇境胜地鸟岛。那时鸟岛四面都是水，不像若干年后成了连着陆地的半岛，昔日风光不再。鸟岛有守护人，住在岛上的小帐篷中。我和燕翼、歌行三人也挤住这小帐篷里。外面不时传来海风呼呼和岛上咕咕雁叫。这样一个独特的夜晚，谁能成眠？淡淡的月色，我们走出帐篷，在岛上自由游荡。遍地是大小不同的鸟类下的大小不一的蛋，大都是一窝窝的，但也有零星散落地上的，据说是鸟儿自动逐出的不能孵化的“废蛋”。我们走出帐篷门时，守夜人嘱咐我们小心翼翼，不要踩着了蛋。他说零星的蛋不能孵化，你们可以拣一两只留作纪念。这个鸟岛上的“居民”，最多的是灰黑色斑头雁，翅膀张开时泛翠蓝色，很好看。还有个头小些的棕头鸥，再就是鱼鹰，别名飞贼，常偷抢其他鸟类窝中的食物。我们在时正值初夏，正是鸟儿“生儿育女”繁殖季节。它们似乎总在忙个不停，往返海面和入海的小河口捕捞小鱼，或带回来喂食还未出窝的小雏儿。还有雄性这间为争夺配偶，强弱之间为叼抢食物或霸占地盘，纷纷攘攘，充满了活跃的生存竞争景象。但也有在一角安静孵卵的母雁，而雄的往往取站着半睡方式，以卫护其伴侣及后代。同一种鸟类，各占一方，同飞同息，具有它们的群体性，维护着各自的领地，免受外敌侵犯。我们是在鸟与鸟层层包围簇拥之中近距离观察它们。但我们很安全。对我们这几个陌生人类的闯入，它们似乎绝不介意，不予理会，从没有攻击之举。当然你走到它跟前，它要避开，为你让路或展翅起飞。鸟类是善良的，是人类的朋友。由此我想到我们要善待鸟类，还是这样和平共处好。人们不要带猎枪侵害它们。鸣声、起降，伴我们短暂入眠，但不久又为它们的鸹噪而惊醒，直至天明。燕翼很满意这特殊难得的鸟岛之夜，不知是否为他创作童话、儿童故事提供了灵感？我们还各捡了两只足有拳头大的斑头雁自动剔除淘汰的蛋，留作纪念。
告别鸟岛，回到青海湖渔场。司机送我和燕翼去公路南侧藏族牧人的帐篷里作客。可能他们事先打招呼了，两行骑马的藏胞夹道远迎我们，还敬天地人三杯青稞酒，要我们当场一饮而尽，盛情难却，只好客随主便。我是头回走进藏胞帐篷。主人懂一点简单的汉语。我和燕翼当即被安排贵宾待遇，席地（地上有藏胞自织的粗毯）坐于首席。我们向男主人询问一些生活生产方面的情况。主客气氛融洽。藏胞唱歌，他们轮换着唱歌，一杯又一杯朝我们敬酒（他唱在你面前，你就得饮一杯酒），这是相互讲礼。我忽然惊奇地发现，女主人摆出一摞考究的陶瓷龙碗，用手随地抓起烧火的干牛粪擦抹龙碗。这都在我眼皮底下，亲眼看着她反复揩抹擦拭，直到将瓷碗擦得明光闪亮。这才将铜壶里刚煮开的香喷喷的酥油茶，一一倒在龙碗里，恭敬地献给客人。
哦！这盛在用牛粪擦过的碗里的奶茶，你喝不喝？
许多年后，燕翼在一篇文章里，谈到顾颉刚先生在抗日战争时期，到甘南藏区考察，也曾遭遇这种尴尬场面。当时顾先生无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