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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所知，谷峪这三篇篇幅不大的小说，是他被调至中央文学研究所学习时（那时全国各地比较“冒尖”的新作家一般有幸调到文研所深造两三年），阅读了大量古典作家的作品后，在短篇创作上所做的一种尝试，也可以说是偏重在形式、技巧、表现方法等方面做的一 点探索。例如《傻子》篇，当然是反题正做，换一个自命为“不傻”的“聪明人”来看生活中公而忘私的先进人物又将如何呢？这是变换描写角度的尝试。又如《爱情篇》，它是正题反做，含着对某些浮光掠影地“采访”生活的作家的反讽。作品的开头是这样的，一个作家去采访妻子是农村妇女的一位领导干部，向他提问：“你和她谈得来吗？你们之间到底有没有爱情？她漂亮吗？进步吗？你到家净和她谈些什么？……”于是作者来个正题反做，你提的这些问题，他是回答不上来的，没有爱情，也没有谈情说爱。因为他和妻子之间的深厚情爱，尽在不言之中，在“看不见”的日常行为中（例如，丈夫在村民中的威望，妻子对丈夫的信任、尊敬；妻子听人说他们两人“不般配”的流言而生闷气，产生既委曲又倔强的心态等），这是浮皮潦草地采访的作家所不了解的。而读者看完作品，还是大体了然的。至于周扬说，作者将作品的女主人公，一个先进的农村妇女写成了“充满个人意识”，那又是读者不大明白的了。（难道一个人生点闷气、闹点情绪，就是“充满了个人意识”吗？）《草料账》，是作家在写作中想要观照一下个性特殊、或者说“个别”一点的人物，古典短篇小说中，这样的描写屡见不鲜。一位饲养员因为喜爱牲口，而愿意同它们住在一起；因为不愿放弃为生产队饲养牲口这一自己热爱的职业。尽管文化低，也努力学会算草料账。这有什么不好理解，又有何大错呢？怎么就是把劳动人民的形象作了歪曲的描写呢？
我无意为谷峪的三个短篇辩护，也不能说他的创作试验或探索都是成功的，没有缺点甚或严重的缺点。但是允不允许创作的试验、探索失败，或失败了再来呢？一定要一次成功吗？在探索、试验中，难道都是错误、“歪曲”，没有一点值得肯定的东西吗？但是“报告”中明确地说，作家是“走在危险的路上了”，“如果不及早指出来那就非常危险”。看来此路不通。
谷峪（2）
那阵子的批评有一股“跟着上”的风气，继周扬的报告后，康濯的补充报告、《人民文学》和河北省的报刊都对谷峪的小说展开了批评，有的文章则从周扬报告中的观点出发，而更加走向了极端。你说他“脱离人民生活”，他则说谷峪“绝大多数时候不是去参加群众的火热斗争，而是回到他乡下的家庭去了”。看来，一个农民出身的作家，回到自己熟悉的家乡去了解生活，也算脱离“群众的火热斗争”了。你说谷峪“走在危险的路上”，他则补充“证明”说，谷峪有“日益严重的骄傲情绪”，证据是去年《河北文艺》讨论他的作品《草料账》时，他没有发言。（以上妙文请参看《河北文艺》1956年6月号）
尽管这样，谷峪本人对待批评还是持积极的态度。二次全国作家理事会后，他很快去北大荒采访。他和另一位作家李準同行，跑了北大荒新垦区许多地方，直达中苏边境。李準回来后写了电影《老兵新传》。谷峪归来后，则写了《萝北半月》、《一个森林警察队员的笔记》两篇很有分量、热情赞歌垦荒队员和森林警察的散文体报告文学作品，均发表于《人民文学》杂志，实际上，这也是最早写北大荒垦区的佳作。1956年下半年谷峪去尼泊尔访问，又给《人民文学》写了一篇《梦晚会》的散文。
1956年下半年，谷峪还被选为党代表，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如果说第一次的批评，其不够准确过火的一面，或许对谷峪的创作，也起了些消极影响，例如这之后，我们再也没有见他发表短篇小说，但他尚能挺住。组织领导方面，也还是信任他的。而第二次，由于反右的扩大化，把他扩进“右派”中去，那便是对他沉重的一击，他这个很爱惜自己名誉的农家子弟便再也承受不起了。划右后，他被送回农村监督劳动改造，加入他一向的敌人地、富、反、坏之列，这在他精神上是难以接受也无法忍受的，这且不说。而到了紧接着而来的60年代最困难的时期，农村缺粮，他这个食量一向很大的大个子，在肉体上也难以渡过难关了。精神上受冤、又填不饱肚皮，他这条大汉便率直表现为“火气大”，而这又被认为“态度不好”、“抗拒改造”，又斗又批，恶性循环。一个曾有作为的作家，便这样心力交瘁、一蹶不振了。粉碎“四人帮”后，我听见河北的作家朋友说，这个被开除公职的人，携带着众多的家庭人口（他的孩子较多），就这样在农村劳动了二十来年，靠挣工分勉强为家人糊口，至于写作之事，再也没法提起了。
他的冤案平反后，我曾代表《人民文学》杂志写信向他祝贺并约稿，他也给我写了亲切的回信。可是，他再也没有新作送给今天的文坛。又过了两三年他悄然长逝，身后萧条。
一个曾与李準并列，有才华、前途看好的作家，便这样寂然无声地湮没了。
建国后被湮没无闻的作家，还有一位韩希樑。他原是部队作家，参加过淮海战役和朝鲜战争。他写战争的作品，我现在还有印象的是上海的出版社为他出单行本的《六十八天》，是淮海战役的一部纪实作品，我觉得是写得很好的。书的发行量当时也是相当不错的。但自1957年以后，再也听不到这个作家的名字，更不用说见到他的作品。据认识他的文艺界人士告知我，是因为韩的作风有点问题，而被开除了军籍，当然，在那些年月，也就再不可能发表出版作品。数年前湖北襄樊市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寄我一卷材料，说是韩希樑隐姓埋名就住在襄樊，生活相当潦倒悽惶，但他告诉别人，他还在写作。我无法调查这事的真伪，也算一个“逸闻”吧。他湮没之彻底，超过了谷峪。谷还在作家协会历年编的作家辞书中榜上有名。而韩希樑是哪儿也见不到这个《六十八天》一书作者的名字了。
写于1984年
石果的《风波》（1）
—一篇被忽略的佳作
50年代初期，文学新人崭露头角的不多。拿《人民文学》版面说，1952年前后较引人注意的新人新作有蒙古族作者玛拉沁夫和他的《科尔沁草原上的人们》，云南部队作者白桦和他的《山间铃响马帮来》，这两篇作品后来都被改编成电影，影响也就更大。两位新人最初被发现及在刊物上推出他们的作品，都跟小说编辑秦兆阳的努力分不开。两位新人后来也都成为人们熟悉的专业作家。
而在1953年、1954年《人民文学》版面上，也有一位当时颇引人注目的文学新人，那便是来自贵州的石果。1953年第3期，发表他的小说《喜期》，这篇作品转载自《西南文艺》1952年10月号。一方面是那时短篇小说新作奇缺，再则，也表明了《人民文学》的编者扶植文学新人、鼓励创作之意。1953年上半年，《人民文学》的两位负责编辑是萧殷和陈涌。到了1953年下半年，《人民文学》新的主编、副主编、编委（主编邵荃麟、副主编严文井，编委有沙汀、张天翼等人）上任不久，则在1953年第9期头条位置推出石果的新作小说《风波》。1954年下半年第9期，仍在头条位置推出石果的另一短篇《官福店》。两个第9期两个头条，可见新作家石果那阵子在《人民文学》、也可以说在全国文学界，享受了何等的殊荣。
石果的三篇小说中，写得最好的一篇是《风波》。石果的小说写的都是解放初期西南农村（贵州、四川边境地区）生活变革的故事。具有生活气息、地方色彩浓郁，语言生动等共同特点。而刻画人物突出，描写深刻，艺术上见功力者，首推《风波》。《风波》让我们想起鲁迅的那篇同名小说，它通过张勋复辟在农村生活中引起的一点点风波，刻画了九斤老太、赵七爷这样一些人物，写了旧思想阴魂不散，而给人过目难忘的印象。石果的《风波》写的可以说是我国解放初期新、旧思想意识在农村进行着反反复复冲突、较量的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