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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初秋，刘真给我们送来一篇小说，这就是她以自己战争年代生活为素材，写出的短篇杰作《长长的流水》。我们以显著地位将其发出。
《长长的流水》叙述战争环境里，一个美丽的故事，非常自然，就像一道弯弯曲曲、长流不息的山泉，汩汩地流着，发出清脆悦耳的声响；像歌唱，又似一个诗人低声地朗读一首动情的诗。使你听后，不仅余音绕梁，三日不绝；且为那美好的人物、美丽的故事所感动。作者用的是第一人称，完全是战争环境里，一个懂事又不懂事，小大人似的半大女孩，在讲自己亲见亲历的事，她如何邂逅了一位大姐。这位大姐出身有钱人家，但早在抗战前夕就是个学运领袖，多次进出牢房，并且已与旧家决裂，成为一个职业革命家了。像这样抗战初期从大城市进入华北敌后帮助建立人民抗日政权的优秀知识分子人才，真是所在多有。他（她）们不怕牺牲，具有远见卓识。她的未婚爱人在一次战斗中以身殉职，她忍受悲痛，更加忘我地工作，与当地干部、群众打成一片，情同手足；她关怀、爱护革命队伍里像“我”这样不太懂事的小辈，从生活到学习，无微不至地给以帮助，严格要求，促使其健康成长。作者不作任何抽象叙述，而是感性地，将看似平常而又动人的生活细节，一一呈现读者面前。这位县妇联主任大姐引导着这个小女孩一步步成长，完全是对革命后代无私而又非常细心周到的爱心养育，是润物无声的。起初送她课本，教小女孩补课学文化，认真考核，一丝不苟。一旦有了一定文化基础，又送她日记本，要她写日记，每天写，锻炼思想，锻炼手笔。并察看她的日记，给她改正错字；了解她的思想，有针对地给以开导、说服。亲切地嘱咐她：“将来你会明白，革命需要有文化的好干部。”可是这个天资聪颖、有点调皮的小女孩，有时却接受不了大姐的批评而负气，有时却又为思念家乡而辗转反侧。这一切都没有逃过大姐的眼睛。于是在一个宁静夜晚，紧挨着她躺下的大姐，开始给她讲故事了：“在苏联，有一个高尔基，小时候，他是个很苦的孩子。有一次，姥姥把他送到伏尔加河边，他上了大木船……”作者接着写道：“就从这，每夜睡不着了，她就给我讲故事，讲‘保尔’，讲《铁流》，讲‘祥林嫂’，她知道可多哩。听着她的故事，就像有一种甜蜜美妙的东西，在我心里慢慢融化着。天上的小星星，也好像会说话了，太行山在点头笑，树叶也会唱歌了。我回想着小时候和过去的很多事，一切都变得更有意思，更美好了。”这对小女孩真是绝妙的感性的文学启蒙。没有一字说教，而是“随风潜入室……”潜移默化地感动着，造就着小女孩的精神品格和往后的文学之路。所以此作写的那个使人过目难忘的大姐，可以当作作者人格和文学的启蒙人。作品也接近自传体小说。同时，从文学欣赏角度，也可以了解，刘真是个擅长形象思维，很善于用生动形象、细节，用“润物无声”讲故事的办法，成功塑造人物，表现真实生活的作家。
女作家刘真（2）
1963、1964年，重又进入“抓阶级斗争”年月，文艺界仍是首当其冲。中国作协党组书记、文学评论家邵荃麟1962年在大连召开的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遭受批评，指责他鼓吹“写中间人物”。毛主席关于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下来，文艺界进入党内整风，社会上重又展开了大批判，纷纷拿作家作品开刀。恰好刘真在头年宽松时期写了篇小说《英雄的乐章》，是以刘邓大军1947年7月过黄河，挺进鲁西南为背景，写解放军与国民党精锐部队在羊山集的一场恶战，解放大军终于攻下了战略要地羊山，打开了战略反攻、南下长江的前门。可是在这场战事中也有不少英雄牺牲，其中就有小说中女主角“两小无猜”的小情人。小说在赞颂英雄奋勇战斗献身时，不免怀有挥之不去的感伤情绪。尤其从女主角———一个女兵的感受角度，因为牺牲者是自己爱得很深的人，他太年轻，可是敌方罪恶的子弹一瞬间夺去了他蓬勃的生命……在深深怀念之时，也就难免有伤感，这应是可以理解的人之常情。写这篇小说对于作者，也可以说是一次探索、尝试。作者并未急于面世，而是审慎地先拿给同行又是领导的某作家一阅。然而这位地方作协负责人为了紧跟北京文艺界大批判形势，竟做了一件未必得体的事，在未经作者同意的情况下，将她的《英雄的乐章》在当地文学刊物上登出来，以作为批判、示众的一个对象。所谓“修正主义思潮影响下诅咒革命战争”的一份“反面材料”。这样一来，刘真的处境不好过了。不用说在创作上进行探索，就连不沾风波的较平常写作，似乎也难以为继了。记得我去山西时，见到作家马烽同志，他就对我讲，河北作协他的那位同行，这样处置刘真是极不得人心的。今天批判这个，明天批判那个，一些弄写作的人已经是惶惶然了。人家没打算发表面世，你偏要硬拖出来，将它示众，这不也太缺德损人吗！随着1966年4月江青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纪要”出笼，刘真的小说《英雄的乐章》，又被某些写大批判文章的作者们，“顺理成章”地纳入江青讨伐的“黑八论”之一的所谓“反‘火药味’论”的一个标本了。
1974年我在体委工作，曾去河北石家庄看球赛，遇见了过去河北作协的熟人，讲了些刘真“文化大革命”中的处境和情况。1978年我已回《人民文学》杂志工作，在一次西北行中又听河北两位老作家讲起刘真情况。给我印象深的，不是像过去我们同刘真接触，她爱讲她对生活的感受和创作上的一番抱负。他们讲的是“文化大革命”中她嫁给了一位比她年少的技术工人，两个人过着平凡市民日子。她老大不小的还生育一个孩子。刘真仍不失风趣地给孩子取名“错错”。她说：“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生了个不该生的孩子，因此取名‘错错’”。说这话的老作家和听这话的我，并非听个笑话故事，里边似乎含着这个有才华的女作家刘真一番无奈和一片辛酸，真有不胜今昔之感。
改革开放新时期，刘真重来北京，我看见她时觉得她比过去苍老了许多。曾与一位同辈男作家结合，很快又分离。创作上短篇小说《黑旗》较有影响，是她对过去长期关注、思索的建国后农村和农民处境存在严重问题的一点反思（据我所知，刘真是最早关注、思考农村和农民问题的作家之一，早在1956年，她来《人民文学》编辑部时就向秦兆阳讲述她看到和感受的农村政策和干部作风存在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损害了农民切身利益，也损毁了战争时期党和农民群众曾有过的鱼水关系）。我记得，1979年评选全国优秀短篇小说时，评委们曾对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和刘真的《黑旗》（两位女作家写的都是对过去农村问题的反思）做了比较、权衡，最后选定了茹的《剪辑错了的故事》这一篇。此后1982年，刘真还在《人民文学》第10期发过一篇《大舞台和小舞台》的小说，是写战争年代自己经历的生活。
80年代后期，我听说刘真和文化部一位离休老干部组织了家庭，随后他们随子女去了澳洲，似已在那儿定居。
世事变化很快很大。但作为编辑、读者和文学研究者，仍然不会忘记，上世纪后半叶，刘真曾是新中国有特色、有实力的女作家之一。
2003年12月9日完稿
（载《新文学史料》2004年第4期）
谷峪（1）
—一个被湮没的作家
建国初期，华北大地出现了一位新作家，他的名字叫谷峪。他的小说曾登在《人民日报》并受好评。报纸主要从提倡描写新社会的新人新事的角度对作品给以鼓励。但是谷峪作为一个新作家，他那清新的语言文字，还有笔下扑面而来那经历了翻身解放的人民享受的新生活的甜美、醇香，还是非常可喜而富有吸引力的。我读谷峪两篇有代表性的小说《新事新办》和《强扭的瓜不甜》时，就有这样的感受。
数年后，我在当时的河北省省会保定见到谷峪，他那时已从北京中央文学研究所学习归来，成为河北省专业作家，且是河北省最有名气、最受重视的青年作家。他正在创作一部描写农村妇女命运的小说《石爱妮的命运》。他对我说，在他的生活中，他见过许多了不起的农村妇女，她们担负着战争、农业生活、生儿育女等繁重的任务。他正是要塑造这样的一个平凡而又不平凡的普通农村妇女形象。他说他很喜欢一部苏联电影《政府委员》，那里边的农村妇女形象就很成功。谷峪是个大高个子，脸色偏黄，皮肤显得粗糙，喜欢穿黑色的上衣。他对我说，他出身农民家庭，小时读过私塾，念过一点古书。我觉得他是个道地的北方农民的儿子，一条大汉。身为作家，他对生活的感受还是细腻的。
1956年2月末3月初，中国作家协会开理事会扩大会，周扬同志在会上作《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的长篇报告。在谈到当前创作问题时，周扬引人注意地提出了自然主义的创作倾向。他说：“为了克服公式主义，有的作家就很容易地走到了自然主义的道路上去……照相式地记录生活，罗列现象，对于作品中所描写的事实缺乏应有的选择和艺术的剪裁，对自己所描写的人物的命运采取超然的冷眼旁观的态度，把人物的思想感情描写成低级的庸俗的。所有这些，难道不都是自然主义的种种表现吗？……自然主义不但没有把公式主义克服，而且甚至把创作引导到更危险的路上去，因为它在某种意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