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孟树德随即吼道：〃你搬出《哥达纲领批判》，那就是认定我们的党中央也错了，要反到毛主席、党中央的头上去了！〃我被这句话一下就吓懞了。他随后口气一转，说：〃你呀，思想真没有转过来。就说申诉吧，你当然可以申诉。不过，你是知道的，你的申诉递上去，到头来还是要转到报社来交给我处理。你想想，那样做对你有什么好处呢？〃这番话的确是确凿无疑。于是，我在定案材料上签了字。
过了几天，报社开大会宣布了对我和其他右派分子的处分。我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行政级别降5级，下放南县农村监督劳动。
在以后的政治运动中，官健平的妻子、报社人事科科长彭心耿，写出一张宣传〃泥鳅论〃的大字报，介绍了她搞政治运动的经验。她写道：知识分子像泥鳅。政治运动中，他们藏在烂泥里，见不到；想抓，刚抓到手就溜走了，抓不住。只有撒一把石灰，把他们熬死，就可以一条条捡起来，容易得很。
〃泥鳅论〃的确高明。包括邓苏傅蔡在内的30来个知识分子，用〃反党集团〃这一把石灰，真的一下子都收拾掉了。
余 震
戴上〃右派〃帽子，即令后来有摘掉右派帽子的〃恩惠〃，〃摘帽右派〃仍然属〃右派〃一类，仍然在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中首当其冲，诸如〃隔离审查〃、批判斗争之类，可说是〃家常便饭〃。这里，只说说我在一次并非政治运动中所受的冲击吧。
1960年夏秋之际，我因在南县农村劳动时突患肠梗阻，手术后肠子严重粘连疼痛，回到报社办的张公岭农场劳动。一天，我被突然叫回报社，报社经理部经理杨开善问我：〃你和蓝岗（报社的另一右派）有些什么来往？〃我说：〃他住报社经武路261号宿舍，我星期六从农场回来也住在那里，见过面，但没有什么来往。〃杨开善吼起来： 〃你想死，你不老实交代！〃我定定神，想起了一件事，说：有一次回来，他说他有湘江剧院的票，问我去不去看戏，我接了一张票去看了戏。他问：
〃看戏的时候，你与什么人交往过？〃
〃没有和任何人交谈、来往过。〃
〃和坐在你旁边的人呢？〃
〃我进戏院后是坐在楼上，旁边没有人。开演后，楼上看不清楚，楼下前排边座还空得很，我下楼到前排边座去了。刚要下楼的时候，我楼座旁边才来了一个人，没有交谈。我下楼以后，旁边一直没有人。〃
〃楼座旁边来的那个人，什么像貌？穿什么衣？〃
〃他来的时候，我正看着楼下找空座位，他刚坐下我就走了，没注意他的像貌、衣服。〃
杨开善和他旁边的一伙人一阵阵地辱骂、威胁和质问，可是我对那个人实在没有一点印象。吼叫和沉默交替了好一阵后，杨开善要一个姓罗的会计押我到报社招待所去。他向我宣布纪律：从今天起隔离反省，不准走出房间一步，不准和人交谈，大小便要经过请示批准。
罗会计把我押到招待所楼上一间房子里，先搜查我身上是否带了凶器、毒药、绳子，检查了我的裤皮带，重申了纪律，然后丢了一叠稿纸，要我交代湘江剧院坐在我楼座旁那个人的详细情况，还要我交代同在报社农场劳动的右派段汝雯的情况。
接下来的好些日子，罗不断追问楼座旁那人的情况。我无从想起，也无话交代。一天，他对我说：〃你没注意那个人的面貌、高矮、衣着，总该晓得他是男的还是女的。〃我说：〃好像是个男的。〃他要我写下来。第二天，他质问：〃你说好像是男的。什么好像？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我便写下是男的。过一天，他又追问到底是男还是女。我经过那么多日子监督下的日夜反省交代，头脑晕晕糊糊，只想不论什么后果，早一点混过去好早一点了结，即令坐牢，还有个〃放风〃，便说：〃也可能是个女的。〃此后，他一再地斥责我〃不老实〃，一时交代是男的，一时交代是女的，也一再追问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我被问得恍恍惚惚，只好说：〃我记不清楚。你们说是男的，就是男的，你们说是女的，就是女的。〃这又招来了不少磨难。
一个多月后的一个下午，杨开善派人把我押到他的办公室。他呵斥：〃你太不老实，一个多月，是男是女还没有交代清楚，真是顽抗到底！告诉你，蓝岗和从香港派来的特务分子有勾结，是港澳派遣特务集团的头目。那晚看戏，是去接头。限你今天必须老实交代清楚。否则，明天交公安厅处理！〃我无法交代，只有等待公安厅的处理了。
第二天下午，罗会计一脚踢开门，叫声走，我便在他的监视下走向经理办公室。一进门。看见除杨开善等审查人员外，还有和我一同被审查的丁明凯、何新明等好几个报社的右派。杨开善说：〃要你们来，是为了弄清蓝岗的问题。经过调查，你们与他的问题无关。你们今天可以回去。但要警告你们，这件事，包括对你们的审查情况，要严格保密，绝对不许互相打听，不准告诉任何人；如果违反，一经查实，一定严厉惩处。听清楚了吗？〃我们答：〃听清楚了。〃他厉声说：〃不光要听清楚，还要死死记住！〃不明不白地受一个多月煎熬，就这样不明不白地了结了。
1980年，我再见到蓝岗，问起那次审查究竟是什么回事。他说：〃我现在不是平反了，好好地站在这里吗？那件事，根本就没有事。〃直到现在，对那次不明不白的隔离审查，我还是不明不白。
〃右派分子〃的称号，还在我身上留下了一点〃纪念〃。1971年夏季，我在安化二中被监督劳动时，修学校猪栏被砍伤了右脚跟腱。当时流血很多，不能行走，却不许到医院诊治。我只好自己寻了点草药嚼烂敷伤口止血，自己从木柴里找两根木棒做成拐杖，拄着两根拐杖行走。伤口三个多月还没有愈合，不能干体力话，学校造反派才允许我回长沙医治。经治疗再加上自己的康复锻炼，才逐渐一根一根地丢掉拐杖，只是跟腱处留下了一条横疤痕。
那些苦涩辛酸的日子，纵然有些不明不白，终归成了历史。但，历史总该不都是不明不白的吧。
宗柏生牢 狱 之 炼
1967年年底，文革风云突变，两派斗争更加激烈。湖南省的一批联合起来了的造反派组织，被定性为反革命大杂烩〃省无联〃，对其组织和显赫头目实施专政。
由于前一段有某几个造反派组织，表态支持过湖南日报右派的翻案活动，而他们又是〃省无联〃的成员，顺理便成为了当然的专政对象。报社造反组织〃红色新闻兵〃抓住这一良机，在镇压报社右派翻案上大做文章。在这样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参加翻案活动的人只能自行解散，各奔东西，企盼运动后期得到公正处理。
我是1967年8月，从牛棚逃出，前往长沙参加湖南日报右派的翻案活动的。（当时我已被衡山观湘中学造反派关进牛棚，管制劳动。我是1964年10月被发配到这个学校教书的。）1968年初，从长沙悄悄回到衡山，躲在处境同样艰难的妻子周谷真的工作单位衡山城南完小藏身。我希望作为人类文化史上如此巨大的精神劫难，能够快快过去，不要让更多的人为这历史的祭坛付出年华与生命。
1968年3月7日傍晚，我和周谷真在灯光昏暗的住房里，陪年过古稀、身患重病的老母闷坐。突然，一行三人在城南完小造反组织负责人带领下，冲进我们的住房。在没有出示任何证件，没有作任何说明的情况下，两人看管好房门，不许任何人出进，两人动手抄家。他们想翻什么就翻什么，想拿什么就拿什么，搞得满屋一片狼藉。在一阵查抄之后，为首的一人命令我和周谷真站在房中间，另外两人各拿出一根粗麻绳，把我和周谷真的双臂反在背后，迅速而又熟练地捆绑起来。随后，押解我俩走出校门，向城关中心区走去。在我和周谷真离开房间的霎那间，老母强忍病痛从坐椅上站起来，想送我们，叮嘱几句话，城南完小的那位造反战士却狠心地把她推了回去，老母跌坐在椅子上，喘息不已。由于住房里昏暗，我无法看清老母满是皱纹的脸和脸部表露出的神情。但知母莫过子，我知道那脸上一定是布满了不屈和愤怒。同样是知子莫过母，老母从来就没有认为她的儿子和儿媳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
这晚，我和周谷真分别被关在由县人民委员会的办公室改成的临时禁闭室里。午夜，我被押解到私设的审讯室接受审讯。主审者是县直属机关造反组织头目×××，陪审者是县直属机关造反组织头目×××。审讯先从1957年新湖南报反右问起，着重查反党右派集团是如何拉帮结派，抱成一团，反对省委，坚持资产阶级新闻路线的；随后追查报社右派又是如何纠集在一起，集会长沙，大搞反革命翻案活动的；紧接着又严厉追查报社右派与〃省无联〃的关系：你们在〃省无联〃里担任了什么职务，搞了哪些核心活动，你在〃省无联〃里担任什么职务，搞了哪些反革命活动。处于如此针锋相对的地位，我也顾不了许多，严辞以对，力争做到有理有据有节，驳倒对方。当我说到，我们坚持的新闻观点不是资产阶级新闻观点，而是正确的新闻观点。反右时之所以有一大批人被打成右派，是主管报纸工作的省委书记周惠及其在报社的代理人、总编辑官健平，以1956年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争论划线，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大搞打击报复。当我说到这里，主审者勃然大怒，拍案而起，痛斥我继续放毒，疯狂反党。我在他狂骂一通之后，继续说，湖南省革筹领导小组的章伯森、梁春阳听取了我们的汇报和查看了我们的申诉材料后，认为报社右派集团是冤案，还指示省革筹办事组拨款，让我们出了几期报纸，向全社会公开新湖南报右派冤案。省委书记徐启文和省委宣传部长唐麟都亲笔写了旁证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