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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兰特？罗素关于中国印象的描述见他的《中国问题》（Prob…lemofChina）。中国许多前卫的知识分子被他们所认为的卢梭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有用东西的荒谬倾向所激怒。
**约翰？杜威在北京停留期间的形象记述见他的LettersfromChinaandJapan（NewYork，1921）。他在北京期间作了如下演讲：1）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2）教育哲学；3）思维方法；4）我们时代的三位哲学家（伯克森、卢梭、詹姆斯）；5）关于伦理学。
陈独秀大声疾呼：“我相信政治的民治主义和社会经济的民治主义，将来都可以在中国大大的发展，所以我不灰心气短，所以我不抱悲观。”［27］如果民主失败了，那么是因为中国人只是从上层统治阶级强加的政治制度方面考虑民主。杜威充分说明了“法律产生事实的力量小，事实产生法律的力量大”［28］。民主必须具有一种草根一样的社会基础，它必须是人们生活内容的一部分，必须从每个村庄、每个城市街区开始。只要人民作为一个整体还没有完全具备民主态度，没有参与到民主生活进程中来，有关内阁制、议会制甚至集权制度与联邦制度的讨论都是不现实的。对于那些连起码的人民主权含义的概念都没有的政党，以及在共和招牌后继续搞专制主义老一套的军阀是不能寄予任何希望的。
在过去，中国在专制官僚政治统治下，它除了税收和司法职能外与人民很少有直接关系，政府这种薄弱控制的一个积极影响就是，它使得各种地方互助会和乡村互济会得以产生。虽然这些组织远比不上人民主权的现代目标，但它们的确为中国的草根民主提供了一些历史根据。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兴起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兴起（12）
这里我们注意到，在中国传统的公共机构中发现积极要素的倾向是陈独秀思想中一个相当新奇的特征，而这种倾向本身可以追溯到杜威教授更为公正地评价了传统的作用的影响，这个特征随着陈独秀转向马列主义而完全彻底地消失了。
杜威教授使陈独秀的注意力转向了经济民主问题，由此陈独秀特别提议建立以每个村庄为单位的遍及全国的工业组织。在这些组织中，人民将最终享有自己的发言权，民主将从这些组织扩大到政府的最高层。我们有些惊奇地发现，直到1919年12月陈独秀仍然没有认识到设立生产者和管理者分离独立的组织才是合理的。“一般商界的店东店员，工界的老板伙计，地位都相差不远”［29］。在1920年年底才看出只有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陈独秀，在1919年12月还认为资本主义工业在中国社会是一支微不足道的力量。
由此很明显，工人阶级的兴起并不是使陈独秀走向共产主义运动的原因，然而，即使当陈独秀试图将杜威的公式用于中国的现实的时候，列宁主义世界观的反向力量已经开始产生影响。
与西方社会民主主义的领袖不同，列宁在比较早的时期就开始致力于“落后地区”的问题。尤其作为一个从政治行动方面考虑问题的人，他意识到了世界“落后地区”初期的民族主义本身可以用作实现世界革命的力量。由此，他在1916年2月的“社会民主”一文中写道：“我们不仅要坚决实行我们全部的最低纲领，而且要立即逐步开始鼓动目前尚处在沙俄压迫下的人民以及所有亚洲的殖民地和独立国家（印度、中国、波斯等等）起来反抗。”［30］当然，这一政策在列宁主义著名的帝国主义理论中可以找到其理论框架。列宁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为中国知识分子展现了一幅庞杂的充满纷争的世界图景，在这一理论中，“落后地区”所遭受不幸的全部责任几乎都被归咎于国际金融资本。［31］1919年这幅图景的大致轮廓似乎足够简单了，一方是资本帝国主义列强集团，另一方是代表了劳苦大众以及所有受压迫民族和殖民地利益的工农苏维埃国家。1919年的世界图景似乎最准确地反映了当时所发生的事件，难道同盟国在凡尔赛会议上没有联合支持日本帝国主义吗？难道苏联在加拉罕问题上没有完全站在中国一方吗？*
*不能低估加拉罕协定在中国产生的影响。1920年5月的一期《新青年》刊登了协定的翻译件以及来自全国各组织团体的赞同意见。见《对于俄罗斯工农政府通告的舆论》。这些组织有：全国报界联合会，全国学生联合会，全国各界联合会，中华实业协会。在通告中加拉罕说：“我们不要仅仅援助工人，而且还要援助中国人民……每个民族无论大小都应该完全自治。我们宣布所有在革命前沙俄与中国和日本或同盟国签订的秘密条约从今以后全部废除。”然后，他特别指出废除所有给中国主权造成危害的不平等条约。“我们从今以后放弃所有前沙皇俄国政府通过侵略方式获得的中国满洲以及其他地方的领土。……总之，从今以后我们放弃前俄国在中国获得的所有最惠国待遇……如果作为我们的通告的结果，中国人民希望成为自由的民族，摆脱巴黎和会上所安排的使中国成为第二个印度和朝鲜的厄运，那么我们热切地希望中国人民与苏联的农民、工人以及红军进行共同的事业，为自由而奋斗！”来自各组织的声明都充满了最热烈的感激，并且所有这些组织不顾各自的不同政见都一致公认，苏联的这一举动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兴起 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兴起（13）
李大钊甚至在1919年五四运动之前就已经信服了这个纷争的景象，把它想像为过去已死的幽灵与人类的自我新生之间的斗争。在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陈独秀也开始感到这个景象的强大吸引力。
杜威教授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中已经清楚地表示他反对人类政治、经济难题的包罗万象的解决办法，他将人类经历看作是单个问题的海洋，明确指出对于人类问题唯一科学的方法是“依据时间、地点的要求寻找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
然而，确切地说陈独秀向西方寻找的正是这种包罗万象的解决方法。尽管他在《实现民主的基础》一文中所概括的民主方案的实现相反需要长时期的平淡而单调的工作，他还是希望“民主与科学”具有西方技术的效用。它需要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对群众进行政治教育，帮助他们按民主的路线组织起来。还需要知识分子完全的自我奉献精神，在没有希望立刻得到引人注目的结果的情况下甘愿尽到一种适当的职责。它是一种陈独秀和他的学生们都没有准备承担的职责，也是一种中国传统文化中没多少先例的职责。事实上，列宁主义也要求到群众中去，并且在随后的几年里指引许多青年学生投身事业献出生命。然而，它给予俄国知识分子的是在充满即将如愿以偿的希望氛围中承担引人注目的领导者的职责，它要求知识分子去鼓动群众、组织群众，然后领导由此形成的组织。后来孙逸仙发现，“深入到群众中去”的模式与他的精英主义主张不谋而合。1920年12月陈独秀的一段陈述大意是说“政治革命是要出于有知识有职业的市民，社会革命是要出于有组织的生产劳动者”［32］。表明在这一点上他清楚地理解了列宁主义的含义。不必赘述，像列宁一样，陈独秀意识到社会革命必须以政治革命为先导。
刊载了陈独秀《实现民主的基础》一文的同一期《新青年》，也记载了他思想转变的第一个迹象。陈独秀在对时局的各种评论中，大声疾呼：“都是说Bolshevik扰乱世界和平，天天在那里侵略弱小国家的土地利益的各强国是不是扰乱世界和平？反对Bolshevik的渥木斯克政府，居然无理拿大炮来打我们的军舰，又拿中俄条约来抗议蒙古取消自治，恐怕正是反对Bolshe？鄄vik的先生们出来扰乱世界和平。”［33］对列宁主义的世界图景的深切感受不久抹去了杜威影响的所有痕迹。
1920年9月陈独秀已经完全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标志李大钊接近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那些哲学困惑也不再是他实现最后跨越的障碍。“民主与科学”失败了，杜威教授的方案需要数年自我奉献的单调工作才能实现，即使那样也没有任何全部如愿以偿的希望。最后，这里是一幅激烈的纷争的对抗与完全如愿以偿的希望交织在一起的生活图景。更重要的是，它所面对的戏剧情景是一幕全球的戏剧情景，最终将中国带入世界历史的舞台。
促使陈独秀走向马克思列宁主义阵营的局势和环境同样也帮助了李大钊在有关马克思主义问题上战胜了最后的犹豫。然而，在1919年12月发表在《新潮》评论上的一篇题为《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的文章［34］中，我们仍然看到李大钊的思想矛盾的迹象。在文章中李大钊试图将他的人类良知力量的狂热信仰与马克思主义学说调和一致。他重申他的信仰“道德心的存在却是极明了的事实，不能不承认的”，以及“我们心中自然而然发出一种有权威的声音”［35］。然而，道德情感的来源不必追溯到任何超自然的本源，而是存在于人类在生存斗争中发展起来的社会本能之中。由此他以他的特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观点（这是一个与赫胥黎的观点以及其他欧洲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激烈对抗的观点）解释了道德情感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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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虽然道德情感本身可以用“达尔文主义”来解释，但是各种各样的伦理系统的明确内容只有用生产方式的变化才能解释。人的确可以做事没有责任感，但是他对于他的责任的概念是由他生活的经济制度决定了的。
正是在这个观点上，李大钊最终与马克思达成一致。当然严格地说，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