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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闹皇帝以来，袁世凯颁发的命令都自称予，和清朝皇帝自称朕是一样的。“本大总统”字样已久不见了，现在又重新出现在申令里。这几个字是袁氏看到张一起草的原稿后，亲自提笔添上去的。这是他由皇帝变总统的点睛传神之笔。据张一回忆：由袁的幕僚起草的长篇文字，经袁删改者，“如神龙点睛，起稿者自愧弗如，固由更事之多，抑其天禀有大过人者。”②这个由“予”改为“本大总统”的办法，正是袁在穷途末路时“天禀过人”的表现。
袁世凯深知自为总统，不容易取得独立各省的承认。因此，他不得不借重黎元洪、徐世昌和段祺瑞的名声，来推动议和，而自己在幕后又包揽把持一切。３月２５日，他用黎、徐、段三人的名义致电独立各省说：“帝制取消，公等目的已达，务望先戢干戈，共图善后。”同时，指令陈宦与蔡锷商议停战。他又拟定了议和六项条件，于４月１日仍以黎、徐、段三人名义向独立各省提出：一、滇黔桂三省取消独立；二、三省治安由各该省军民长官维持；三、三省添募新兵一律解散；四、三省战地所有兵退回原驻地点；五、三省兵自即日始不准与官兵交战；六、三省各派代表一人来京，筹商善后。
袁世凯妄想重演辛亥革命时“南北议和”的旧戏法，来结束独立各省的反抗。然而，这时的政治形势与四年前大不相同。那时袁氏戴着“赞成共和”的假面具，有极大的欺骗性，而今人们已看清这个满口仁义道德的“共和国英雄”，原来却是一个嗜血成性的专制暴君，寡廉鲜耻的卖国贼。血的教训使人们认识到要实行民主共和，必须铲除他。
阶级的共同利益任何时候都是由作为“私人”的个人利益造成的。但是，共同利益一旦形成，它又区别于个人的利益。袁世凯建立家天下的私欲和他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利益之间发生了尖锐的对立，以致进步党人和那些对家天下心怀疑忌的北洋军阀们都觉察到不抛弃袁氏，就无法保住他所代表的社会势力。因此，原来积极拥护袁的人，也变成了积极或消极的反对者。
当时，全国反袁的舆论中心在上海。孙中山从日本回到上海，联络各方面人士，坚决主张把反袁斗争进行到底。他发表《讨袁宣言》，愤怒地指出袁世凯是帝制的罪魁，无情地揭露了袁所谓“停战议和”的险恶用心，号召各地反袁力量“猛向前进”，“决不使危害民国如袁氏者生息于国内”。③另外，唐绍仪、谭廷、汤化龙、吴景濂、彭程万、胡景伊、张继、孙洪伊、张耀曾、井勿幕及一大批国会议员和社会名流，以各省“旅沪公民”或各界人士名义纷纷通电，或指出袁“盗国奴民”，“久已丧失总统资格”；或揭露袁“帝梦不成，皇冠强卸，又复退攫总统”，“无非忍辱一时，思为卷土重来”；或表示“吾四万万国民绝非无血气者，安能一再受其愚弄”，“戴兹罪魁”；或要求“扑杀此獠，以绝乱种”。全国各阶层纷纷声讨，对袁世凯展开了强大的舆论攻势。④
３月底，在川南和湘西，北洋军和护国军虽然达成暂时停战协议，但是，全国的反袁武装斗争方兴未艾，日益高涨，而以广东、浙江、山东、湖南、陕西最为猛烈。广东人民对帝制和龙济光的野蛮统治异常不满，武装起义遍及全省：广州及其附近各县有朱执信领导的中华革命军和徐勤率领的护国军，惠州、增城一带有陈炯明、邓铿组织的武装力量。潮州、汕头、钦州、廉州的驻军也相继宣布独立讨袁，广州大为震动。龙济光面临灭顶之灾，急电袁世凯求援。４月初，袁决定抽调驻上海的第十师一部乘军舰到广州，但当北洋军将要开拔时，龙在民军的压迫下于４月６日宣布“独立”。袁世凯可无奈何，只得放弃派兵入粤的计划，而企图派遣北洋军入浙江。因此，又立即激起浙江人民和地方军队反对北洋军入浙的风潮。在中华革命党人的策动和影响下，宁波、嘉兴先后宣布独立，一批浙军军官趁势把兴武将军朱瑞赶走，于１２日宣布浙江独立，推巡按使屈映光为都督。不久，因屈暗通袁世凯，又被赶下台，改推举嘉湖镇守使吕公望继任。
广东和浙江独立后，反袁怒潮进一步高涨，南方独立各省即筹划成立政府。原来，梁启超于３月下旬已经到达广西，经陆荣廷和梁启超等策划，独立各省于５月８日在肇庆（今高要）宣布成立“中华民国军务院”，遥戴黎元洪为大总统，推唐继尧为抚军长，岑春煊为副抚军长，梁启超、蔡锷、陆荣廷、刘显世、龙济光、李烈钧等为抚军，又推举唐绍仪为驻沪外交专使。军务院表面上统一了南方独立各省的军事和外交，与袁政府形成对峙的局面。独立各省断然拒绝了袁世凯提出的议和条件，一致表示非袁退位，无协商善后之余地。稍后，
又提出将袁世凯“驱逐至国外”和“抄没袁世凯及附逆十三人家产”等作为南北议和的条件。
与此同时，袁世凯企图取得帝国主义列强援助的希望也彻底破灭了。自取消帝制后，袁政府即通过各种渠道向帝国主义国家的财团乞求贷款。经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介绍，袁政府财政部与美商李·希金逊公司（Ｌｅｅ Ｈｉｇｇｉｎｓｏｎ ａｎｄ Ｃｏ．）于４月７日签订了五百万美元的借款合同。但是，此项借款人联名致电中国驻美公使和美国国务卿，声明拒绝承认。美商见势不妙，只交付了一百万元，就停止交付。⑤４月１１日，驻日公使陆宗舆奉命向日本政府递交照会，要求“给予友谊的扶助”，并表示今后一定加强“两国亲善提携”。日本政府不予理睬。因为日本早已秘密决定“支持”护国军方面压迫袁氏退位，以便乘机“确定在华优势地位”。日本通过半官方的商人，贷款给岑春煊一百万日元，使肇庆军务院得以迅速组成。又贷款给孙中山，“支持”上海和山东中华革命军起义反袁。当时英国在欧战中正处于被动地位，自顾不暇。袁世凯的“老朋友”英国公使朱尔典表示爱莫能助，不胜遗憾，于四月中旬就忧伤地预感到袁氏“从政治舞台上消失的时刻已迫近了”。⑥
在内外交迫的情况下，袁世凯深知南北议和不能实现，自己若不退位，最后非以武力解决不可。遂决定调整和巩固北洋集团内部力量。他自以为北洋军中最有影响的段祺瑞和冯国璋都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大将，与他休戚相关，取消帝制已满足了他们的希望，当不致反对他做总统。这时，徐世昌也认为“能战始能言和”，并极力举荐“善于兵事”的段祺瑞代替自己的职务。于是，袁世凯便决定派段接任国务卿。但是，出乎他意料的是，段对他包揽把持深为不满，公开表示不恢复责任内阁他很难效力。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袁只得于４月２１日公布新政府组织法，声称以国务卿总理国务，组织政府，“树责任内阁之先声”。⑦次日，袁下令准徐世昌辞职，任命段为国务卿兼陆军总长，成立了新内阁。５月８日，又公布修正政府组织法，撤销政事堂，恢复国务院和总理名称。
袁世凯采取这一系列让步措施的目的，是要借助段祺瑞未附和帝制的名声，以便团结北洋势力，组成“战时内阁”，像镇压“二次革命”时那样，以武力打开新局面。而段于就职后又进一步要求他交出军权，组织名副其实的“责任内阁”。袁世凯发现段企图乘机取而代之，心中不免恼火，但此时正是危急存亡的关头，不敢使出昔日的威风，只得口头应允，实际采取拖延战术，对统率办事处、拱卫军、模范团等重要军事机构始终不肯放手。
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之后，阮忠枢就携带一篇拥护袁氏留任总统的电稿到南京，请冯国璋出面联合未独立各省将军照发。冯不愿再受袁的摆布，说此刻联名通电不利于和平解决，婉言加以拒绝。不久，袁又派蒋雁行南下，说政府直接讲和，甚为困难，希望冯从中调解，条件是袁留任总统。蒋和冯是同乡，关系密切，一向以叔侄相称。经蒋劝说，冯于４月１８日提出和平解决八条，其第一条即为承认袁“仍居民国大总统地位”。这种条件理所当然地遭到护国军方面的严词拒绝。嗣后，在独立各省一致要求袁氏退位的压力之下，冯致电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说“南军希望甚奢，仅仅取消帝制，实不足以服其心”。还公开要求他们劝告袁氏“敝屣尊荣，亟筹自全之策”。袁本来对冯已不信任，接阅电报，十分惊谎，立即又派蒋雁行南下“疏通”。冯眼见袁的大势已去，便采取两面派手段：一面应付袁世凯，一面与反袁派信使往还，与在上海的唐绍仪、汤化龙等关系尤为密切。⑧同时，他又极力主张未独立各省将军“结成团体”，贯通一气，以实力调解“南方四省和中央”的冲突。他企图趁反袁怒潮高涨的时机，造成一种举足轻重的中间势力，以左右时局。在和蒋雁行磋商之后，他将４月１８日所得和平八条加以修改，其中心意思是暂时承认袁氏为总统，俟国会召集，由袁提出辞职，再选继任总统。而且一边呈报袁，一边于５月１日通电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