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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所谓的“保全地方治安”，就是无情地镇压反对帝制的活动。关于这一点，在他１０月３日致各省的密电里说得最为露骨，他说要“清除乱党，严防煽动”。各地文官武将心领神会，连忙回电，表示效忠：奉天段芝贵保证境内治安，“可负完全责任”。上海镇守使郑妆成说：“汝成之力足以担任维持”，望“俯顺舆情，速定大计”。张勋复电说：“勋军驻扎地点均已布置严密，务使跳梁之辈无隙可乘。”四川陈宦要求“采兆民之公论，当机立断，速定大位”，等等。
同时，袁世凯在北京为各省作出了“保全治安”的榜样。筹安会事发生时，北京报纸如《国民公报》、《新中国报》、《天民报》等，都抱反对态度。袁指使爪牙多方对付，软硬兼施，或用金钱收买，或以暴力查封，将反对帝制的舆论摧残殆尽。据上海《申报》报导：“京中报纸所载，大都请愿代表等等千篇一律之文字，其有载反对言论者仅一二家，然亦时受对方攻击。”＇14＇最后，除外国人办的报纸外，都噤若寒蝉，不敢再言反对。
军政执法处和警察厅的警探，遍布北京城厢内外，滥施淫威。凡有出语反对帝制者，即被扣上“乱党”的帽子，逮捕治罪，搜查家宅，连坐亲属。茶馆、饭店、旅社等公共场所大都粘贴“勿谈政事，致干严究”纸条，一时竟使“共和国体之下人民，罔敢拥护共和国体”。人人“心实非之，而口又不敢不是，心口相背，率天下人以假”。＇15＇
有一名叫崔启勋的警官，心怀愤懑。某日提笔信手在纸条上写道：“匹夫创共和，孙中山不愧中华先觉；总统做皇帝，袁项城真乃民国罪人。”纸条为另一警官捡得，乃投书告密。军政执法处立即将崔某捕去。不几天，经袁世凯批准处决。当囚车抵刑场时，观者如堵，崔某大声疾呼：“奉劝诸位同胞，当今之世有子弟者，千万莫教他读书，千万莫教他写字。我这是读书写字的结果！”其言词悲惨，观者多为落泪。时人称为“洪宪文字狱”。＇16＇
就是在这种恐怖的气氛里，袁记国民代表大会吹吹打打，拉开了帷幕。
注释：
①刘成禺：《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页１１０。又见天忏生、冬山：《八十三日皇帝之趣谈》，１９１６年版。
②张国淦：《洪宪遗闻》。
③黄恩施（Ｐ．Ｓ．Ｒｅｉｎｓｃｈ）：《一个在华美国外交官》（Ａ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ｎＣｈｉｎａ），纽约１９２２年版，页１７２。
④古德诺：《共和与君主论》，见《君宪纪实》，全国请愿联合会１９１５年９月编印。
⑤《严几道与熊纯节札节钞》，见《学衡》第１０期。
⑥崔唳生编：《最近国体问题风云录》，１９１５年９月版，页２。
⑦杨度：《君宪救国论》，见同④。
⑧《上海共和保持会宣言》。
⑨同⑧。
⑩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人文月刊１９３６年版，页１５４。
＇1＇《申报》，１９１５年８月１７日、２７日。
＇2＇《蔡廷斡致莫理逊函》，１９１５年８月１７日。见《莫理逊通信集》（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ｏｆＧ．Ｅ．Ｍｏｒｒｉｓｏｎ）第２册，剑桥大学１９７８年版，页４５３。
＇3＇《莫理逊致朱尔典函》，１９１５年８月２０日。见同紒紝矠，页４５４。
＇4＇《恽宝惠致冯国璋函》，１９１５年９月７日，见《大树堂来鸿集》（未刊）。
＇5＇《王廷桢致冯国璋函》，１９１５年８月２４日，见同紒紟矠。
＇6＇同＇4＇。
＇7＇《国民议会事务局致各省将军密电》，１９１５年１０月１４日、２４日。
＇8＇《朱尔典致兰利函》，１９１５年９月２３日，转引自陈志让（ＪｅｒｏｍｅＣｈ＇ｅｎ）：《袁世凯》（ＹｕａｎＳｈｉｈ－Ｋ＇ａｉ），伦敦１９６１年版，页２１５。
＇9＇《驻日本陆公使致外交部电》，１９１５年９月２４日，北洋政府外交部档案。
＇10＇同＇9＇，１９１５年９月２６日。
＇11＇同＇3＇。
＇12＇《袁世凯与朱尔典谈记录》，１９１５年１０月２日，原件系油印本。上海图书馆和日本国会图书馆静嘉堂文库各藏一件。《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所收录为删节本。
＇13＇黄毅：《袁氏盗国记》，上篇，页６０、６１。
＇14＇同＇1＇，１９１５年１０月１３日。
＇15＇同＇1＇，１９１５年１０月１１日。
＇16＇王建中：《洪宪惨史》，１９２５年版，页２５。
国民代表大会的骗局与洪宪皇帝
恢复帝制的丑剧，完全是在袁世凯及其爪牙的导演下进行的。１０月２５日，在全国开始选举国民代表。三天后，各省陆续举行国体投票，投票地点规定在将军或巡按使公署内，将军和巡按使是法定的投票监督人。其票面只印“君主立宪”四字，令投票人写上“赞成”或“反对”字样。至１１月２０日，北京及各省投票一律告竣，并推定参政院为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
１２月１１日上午９时，参政院开会，以总代表的名义汇查票数。各省国民代表共一千九百九十三人，赞成君主立宪票正好一千九百九十三张，没有一票反对，也没有一张废票。各省的推戴书上一致写着：“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承天建极，传之万世。”参政杨度和孙毓筠立刻提议说：“本院前由各省委托为总代表，尤应以总代表名义恭上推戴书。”秘书长林长民立即拿出早已准备好的推戴书当众朗读，全体起立，一致通过。１１点半，在一片欢呼声中散会。当天中午，袁世凯接到推戴书，立即发回，并申令尊重民意说：“查约法内载民国之主权，本于国民之全体，既经国民代表大会全体表决，改用君主立宪，本大总统自无讨论之余地。”他明明是“同意”推翻民国了。但接着他又谦辞道：“惟推戴一举，无任惶骇。天生民而立之君，大命不易，惟有丰功盛德者始足以居之。本大总统从政垂三十年，迭经事变……辛亥之冬曾居要政，上无裨于国计，下无济于生民，追怀故君已多疚，今若骤跻大位，于心何安？此于道德不能无惭者也。制治保邦，首重大信。民国初建，本大总统曾向参议院宣誓，愿竭力发扬共和，今若帝制自为，则是背弃誓词，此于信义无可自解者也……望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等熟筹审虑，另行推戴，以固国基。”①
袁世凯的推托是假，要党徒为他背信弃义进行洗刷是真。按照预谋，同一天下午５点，参政院再次开会，通过早已准备好的第二次推戴书，当晚进呈袁。在这个推戴书里，称颂袁有经武（练新军）、匡国（屠杀义和团）、开化（办新政）、靖难（绞杀辛亥革命）、定乱（镇压“二次革命”）、交邻（承认日本“二十一条”要求）等六大“功烈”。不仅“功烈”“迈越百王”，而且“德行”也“夐绝古初”，其理由是：“清室鉴于大势，推其政权于民国，今则国民出于公意，戴我神圣之新君，时代两更，星霜四易”，“兴废各有其运，绝续并不相蒙”。“至于前此之宣誓，有发扬共和之愿言，此特民国元首循例之词，仅属当时就职仪文之一”。“今日者……国体已变，民国元首之地位不复保存，民国元首之誓词当然消灭，凡此皆国民之所自为，固于皇帝渺不相涉者也”。②
袁世凯自以为有了这一纸无耻的诡辩，便可掩尽天下人耳目，把自己背叛民国的罪恶一笔勾销。因此，第二天（１２日）一早，就发下一道冠冕堂皇的告示，引述了推戴书全文后，大言不惭地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予以爱国，讵在人后？”“国民责备愈严，期望愈切，竟使予无以自解，并无可诿避！”为了“救国救民”，只好当皇帝了。③
袁世凯在耍尽花招以后才肯称帝，无非是要说明他当皇帝既是天命所归，又是人心所向。可是，没过多久，他导演这出丑剧的密电就被披露出来，彻底暴露出所谓天命人心，不过是他一人的心愿罢了。这类密电共有五十余件，有用政事堂名义发出的，有用“办理国民会议事务局”名义发出的，有由朱启钤、周自齐、梁士诒、张镇芳、阮忠枢、唐在礼、袁乃宽、张士钰、雷震春、吴炳湘等联合署名的，有由孙毓筠、顾、段芝贵、陆建章、朱启钤个人署名的。现择录其中数件，以便具体地了解这个骗局的内幕：
关于袁世凯直接操纵：
政事堂于１０月１２日发密电：“各电均转呈，奉大总统谕：国体不宜，彰明较著，智愚共见，中外同声，倘有墨葡之变，必为韩越之续，慕虚名而假实祸，稍有常识者皆能言之，中国介处列强，危机四伏，国基未固，人心不安，盖时局之危无过于今日者矣。”“国体不宜，危险在后，此数年中言之者众矣。予亦非有意因循，置根本大计于不顾，但欲归复故主，则中外大半反对，事有难言，欲别求贤能而理，顾海内又乏统治全局之才，熟思审处，不敢置议。”“现经代行立法院决定议案，以国体问题决诸国民代表大会，系属法律上正当之办法，各国亦多赞服，京外文武各官务各保守治安，维持秩序。”
国民会议事务局于１０月１７日发密电：“迭奉主座面谕，饬本局将各地方办理情形，随时详报。”“望贵监督将办理情形随时电知，以便遵办。”
关于选举国民代表：
国民会议事务局于１０月１０日所发密电称：“此次国体请愿，其请愿书不下百起，请愿人遍于全国，已足征国民心理之所同。故此次所谓以国民代表大会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