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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筹安会正式宣布成立的第二天，即８月２４日下午，由段芝贵、袁乃宽发起在石驸马大街袁宅“特开军警大会”，也“讨论”所谓“筹安事宜”。这是一次不对外公开的会议，参加者都是北洋军警要人：有雷震春、江朝宗、吴炳湘、马龙标、张怀芝、卢永祥、李长泰、蒋雁行、唐在礼、张敬尧等四十四人，还有“临时加入”的阮忠枢、夏寿田等五人。段芝贵在会上发表演说，先介绍了古德诺和“筹安会各大学问家”的主张，然后他说：“至考历史，国人有数千年之习惯，若君主至少亦可延三四百年，多则七八百年，有前例也。即按一君亦可数十年，则于此年限之内可免许多扰攘。”“对外亦非君主实无实力之政府可期。目下处外人侵迫已极，必先保国为第一要义，浮文小节何能周计，况军警有保卫国家生命财产之责，不能不略为预备，今将大概利害通电各省，吾辈即以存国为重，如无异词请即署名签押。至于外界少数人之清议，匪人之挑拨，为置之不理。尤要者，各自开导部下，勿为所惑。至要，至要！”段讲完后，“众无异词”。当时，会场上备有签名簿两本：一为“赞成君主”，一为“赞成民主”。段首先在“赞成君主簿”上签名，到会者“依次轮书”，此外，北京警察厅内外城二十区区长，各军队旅长以上，拱卫军团长以上都有人代签名，一致赞同君主。临散会时，段又补充说：“俟各省复电，再视外交团动静，即可从速发表。”＇5＇
与此同时，梁士诒、朱启钤、周自齐等一批京官，“唯恐失此攀附之良机，背拂新皇之圣意”，也顺风使舵，极力拥护帝制。尤其是梁士诒，当时其手下干将叶恭绰（交通部次长）、赵庆华（津浦铁路局长）和关赓麟（京汉铁路局长）等都因“舞弊营私”被“停职查办”，交通系岌岌可危。一日袁世凯召见梁上诒说：“参案本有君在内，我令去之。”梁心有灵犀，拍马有术，把帝制运动视为重新邀宠和保住交通系势力的大好时机，遂筹集巨款，收买各方，策动成立请愿团，与筹安会和“各省公民请愿团”争功夺宠。刹那间，北京出现了各种“请愿团”，什么“商会请愿团”、“人力车夫请愿团”、“孔社请愿团”，还有由流氓操纵的“乞丐请愿团”和由妓院老板组织的“妓女请愿团”，等等。袁世凯就是依靠这些乌七八糟的丑类，来表示“人们”对帝制的“狂热”。
９月１日，参政院开会讨论请愿团的要求。许多参政本来就是请愿团的策动者发起人，如杨度、孙毓筠、梁士诒、沈云霈、施愚等。他们准备一举手通过帝制，就让袁世凯黄袍加身。可是，当６日开会之际，袁突然派杨士琦代表他到院宣布：“改革国体，经纬万端，极宜审慎，如急遽轻举，恐多障碍，本大总统有保全大局之责，认为不合时宜。”但是，接着又说：“至国民请愿，不外乎巩固国基，振兴国势，如征求多数国民之公意，自必有妥善之法。”乍一看这个宣言，好像是袁不赞成改行帝制。细细推敲，“词意赞成改革，实已昭然若揭”。＇6＇只是袁不愿以自己指定的一帮参政议决帝制，而要另造一个征求“民意”的机构，给窃国称帝披上一件合法的外衣，以此麻痹人民，争取人心。
梁士诒等趋承袁世凯的旨意，收买各请愿团发起人，很快拼凑起一个“全国请愿联合会”，以沈云霈（杨士琦的亲信）为会长，张锦芳（张镇芳之弟）和那彦图（蒙古亲王）为副会长，于９月１６日向参政院呈上第二次请愿书，要求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体。次日，参政院即议决并咨请袁于年内召开国民会议，或另筹“征求民意妥善办法”。袁遂于２５日一本正经地下令：１１月２０日召集国民会议，议决国体。
袁世凯之所以故作姿态，一定要逼出“民意”来，才肯称帝，除了欺骗和压抑国内人民的一层用心外，更为重要的是向帝国主义各国显示自己得民心，统治稳固，以便取得各国对袁氏王朝的承认。稍后，他的党徒们给各省将军的密电中将这个意图透露出来，该电说：“此次国民代表大会之设，对外之意实较对内之意为重，本局曾经迭电，特别声明。”又说：“自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公布以后，各国驻使以我国采用文明制度，颇示赞成之意，如果各地方监督均能依法运用，以济事实之穷，是对内多一分斡旋，即对外少一层棘手……前日大总统交令谆谆，以法律举办为言，其中具有深意。”＇7＇
原来，袁世凯一边处心积虑地制造民意，一边已秘密地乞求帝国主义各国承认即将出现的新王朝。帝国主义的态度如何，这是他最关心的。因此，他一直亲自掌管外交大权。当时，同盟国德奥一方已表示愿意给予承认，特别是德皇威廉二世，为了争取袁氏倾向同盟国集团，不仅多次表示支持帝制，而且还答应“财政器械给予大力援助”。袁的外交活动，主要是乞求协约国日本、英国的承认。
日本政府的野心极大，并不认为修正后的二十一条是一份厚礼，还要以承认帝制为要挟，索取更多的报酬。所以，日本政府在原则上尽管不时怂恿改行帝制，而始终不肯作出承认的具体许诺。为了获得承认的担保，袁指示曹汝霖和陆宗舆同日本秘密接触，并派日本顾问有贺长雄前往东京对日本政府要人说明改行帝制的必要性和探听他们的态度。有贺于１９１５年９月返回北京，转达了日本首相大隈的意见说：“如果中国人觉悟了，他们恢复君主制是很自然的。”“只要恢复帝制，当然期望袁大总统当皇帝。”＇8＇稍后，陆宗舆从东京也送来重要“情报”：９月２３日（阴历中秋节）晚，大隈以赏月为名，邀陆宗舆至其官邸，正式告以可就承认问题举行会谈。次日，陆急忙电告曹说：“昨晚大隈总理晚宴，舆与并坐密谈，多方颂仰此老，并告以大总统实欲极诚联日。渠甚欣悦，并谓大总统如果诚意联日，日本国自努力为援助，可除一切故障。如有密谈，可由高田达我。”＇9＇高田是大隈的亲信，新出任当时内阁文部大臣。这个电报无异在袁的皇帝欲火上浇油。袁得到电报，就急不可耐地要以庆贺大正天皇加冕为名，派特使赴日，与大隈直接密谈。后来又怕“就之太骤”，使大隈索价过高，即指令陆宗舆“将改制意见先与大隈商得近情后”，再派大员前往“正式商办”。＇10＇
对日交涉已有眉目，袁世凯便决定再征求英国公使朱尔典的同意。前此，袁曾派政事堂参议伍朝枢探询过朱尔典的意见。朱尔典担心恢复帝制会引起中国政局动荡，影响英国在华的权益，曾表示“甚不赞成”。后来，又直率地告诉梁士诒说：“外国人完全知道整个（帝制）运动是由北京暗中操纵的。”莫理逊也认为改行帝制是“一个扰乱人心的运动”。＇11＇所以，当筹安会开始出现时，英国人办的《京津泰晤士报》和上海《字林西报》都公开唱反调，担心袁的行动太冒险。《字林西报》８月２９日的北京通讯写道：“袁氏之得以巩固其地位者，多赖外人精神上、财政上之助力，外人于此又乌可无言耶？……今若以帝制而改良时局，则非此间多数欧人所敢信者也。不独信其不能改良时局，且恐时局反因此而愈恶！”但是，当朱尔典得悉袁已取得大隈的支持时，为与日本竞争，遂改变了态度，急忙告诉袁说：英国“亦赞成帝制”。１０月２日，袁约见朱尔典，由蔡廷斡做翻译，两人在居仁堂促膝密谈。袁世凯煞有介事的说：“近二年来，各省将军巡按使暨文武行政各官，或面陈，或电陈，皆言非君主立宪不能巩固国基，维持大局。近数月以来，各省商会、民团亦频频来电，主张其事，甚至少年军官、革命伟人提倡以强力解决，而所谓老成之政治家，因墨国乱事，亦以为强行共和非永久之计。所以至于今日全国赞成君主立宪，且主急速进行。余费尽心力，对付各方，令其不必多事，然后人主意甚坚。倘以力制之，或有别出情形，则又不得不将此问题取决于民意，乃得正当办法。”接着又说：“大隈伯对我驻日公使言，关于君主立宪事，请总统放心去做，日本甚愿帮助一切。由此观之，即于表面上日本似不再行渔人政策。”朱尔典当即表示：“若中国无内乱，则随时可以实行，此系中国内政，他人不能干涉”，又进一步鼓动说：“共和政体，华人未尝研究，君主政体或稍知之。当辛亥革命之日，华民醉心共和，以此口号推翻满清。是时大总统以为君主立宪近于中国人民理想，尔典与美使嘉乐恒亦曾主张君主立宪，即前驻京美公使柔克义亦屡言之。”＇12＇
会见朱尔典以后，袁世凯以为帝制可取得英日两强国的承认，外交上“自有把握”，便将与朱尔典的谈话记录整理油印，作为“严密”文件，发给高级文官武将传阅，借以证明外交问题已经解决，促使爪牙放手大干，加速实行帝制的步骤。
于是，由梁士诒、杨度等人指挥，“全国请愿联合会”向参政院呈上第三次请愿书，说原来召开国民会议的办法“过涉繁琐”，“而大势所趋又难久待”，要求参政院本“立法贵简，需时贵短”的精神，“另设机关，征求民意”，“以定国体，而固邦基”。＇13＇参政院便以“尊重民意”为名，于１０月６日开会，决定不再召开国民会议，而“以国民会议初选当选人为基础，选出国民代表，组成国民代表大会，决定国体”。袁世凯接到参政院咨文，于１０月８日公布了国民代表大会选举法。次日又命令各地文官武将“保全地方治安”，“静候国体之最后解决”。
袁世凯所谓的“保全地方治安”，就是无情地镇压反对帝制的活动。关于这一点，在他１０月３日致各省的密电里说得最为露骨，他说要“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