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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月１８日，袁世凯下令特设一个小型的“政治讨论会”，派所谓“富有学问经验人员”王瑚等八人为会员，以阮忠枢为会长，凌福彭为副会长。又派施愚和顾问古德诺、有贺长雄等组成一个“法制讨论会”。这两个会专门讨论袁所交下来的政治、法律草案，提出“建议”，供袁决策参考。并且每个会员都有条陈建议的义务。１９１４年７月，古德诺提出“中国官吏教育论及文官任用办法意见书各一件”，大意说：“前清旧官吏不乏有用之才。今后任用文官应择旧日参丞司道以下各员，从严考试，凡录取者即以相当位置。考察方法，即调查其在官之成绩，作为去取标准。此意见书由袁批交“政治讨论会”讨论，以后由政事堂负责实行。
新成立的平政院为行政裁判机关，负责弹劾和审理违法官吏，相当于前清御史台。又仿照前清都察院，附设一肃政厅，以庄蕴宽为都肃政使，以王瑚等人为肃政使。都肃政使即左都御史之变名。肃政使和给事中御史大同小异，于是京城官场中“都老爷”名称复生。袁世凯为表示自己“任人唯贤”，特电召清末因参奏他和权贵而享盛名的御史赵炳麟、安维峻等入京担任肃政使。５月２５日，他接见平政院长汪大燮和都肃政使庄蕴宽及肃政使十四人，说“中国之大，官吏之多，一人耳目不能周到，故靠诸君主持风宪”。④俨然是帝王口气。实际上，平政院长、都肃政使等都是闲曹，弹劾和审理俱托空言。正如当时有人指出：“民国有势无法，少有凭藉者断非平政院所能裁制，其无势力者先自默尔，与人无竞，更不劳裁判。”
袁世凯本来计划恢复前清官吏品级制度，后来改变计划，决定按照品级办法，拟定新的文官官秩。７月２５日正式公布实行。官分九秩：即上卿、中卿、少卿，上大夫、中大夫、少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国务卿徐世昌为上卿，其余文官均按其资历、地位分别授予不同等级的官秩。
５月２４日，袁世凯公布参政院组织法。２６日任命副总统黎元洪兼院长。黎入京后，袁规定每月给他三万元的高薪，比鄂军政府时月支二十元足足增加了一千五百倍，稍后还与他结为亲家，然而却从来不允许他发挥实际作用，至此总算给他他一个具体的差事。参政共七十名，都由袁亲自选定。其中有当朝显宦周学熙、梁士诒、黎渊、施愚、王揖唐、刘若曾、陆征祥、孙多森、李士伟、严修、杨度；有立宪派、进步党名流梁启超、熊希龄、林长民、马良、严复以及蔡锷等；有实业界大资本家冯麟霈、宋炜臣、张振勋、孟继笙；有屈膝变节的革命党人孙毓筠；有“宿儒”王运、杨守敬；而大多数则是老态龙钟的前清大官僚，如赵尔巽、那彦图、丁振铎、唐景崇、增韫、李经羲、宝熙、于式枚、昌、袁树勋、王树、赵惟熙、姚锡光以及瞿鸿礻几等。正如当时报纸所说，参政院内旧官僚派“有枯木逢春之气象”。
当时，有些进步党人对袁世凯网罗大批前清官僚不理解，曾询问其用意，袁回答说：“汉之良相即亡秦之退官，唐之名臣即败隋之故吏，政治不能凭虚而造，参政责任綦重，非富有经验者不理。”英国公使朱尔典也为袁世凯的政策辩护，他说：“中国昔时之老成物望者皆联翩而出”，这是政治稳定的吉兆。
由于一些旧官僚派参政以种种理由迟迟不肯进京上任，至６月８日参政院近开会之期，报到者“尚不足三分之一”，⑤不得不延至６月２０日开幕。当天，在原参议院举行开幕式，出席的参政仅四十四人，零零落落，不成样子。从开幕至当年１２月底，参政院共开大会二十多次，每次出席者都只有四、五十人。其“所议各案，都由政府交来”。其中最为重要者是梁士诒提出的“大总统选举法修正案”，８月１８日提案得到全院通过，即转交约法会议制定出《修正大总统选举法》，１２月２９日由袁世凯公布。新选举法规定，总统任期十年，连任亦无限制，而且只要参政院议决，即可连任，无须改选。总统继任人由袁推荐候补者三人，书于嘉禾金简，藏之金匮石室。届时交大总统选举会选举。选举会由参政院参政和立法院议员各五十名组成。根据这个规定，袁氏实际上不仅成为终身总统，而且有权传子，世袭罔替。
参政院成立后便宣布代行立法院职权。约法会议于１９１１年３月１８日宣布结束。至于按照新约法应该成立的立法院和国民会议，袁世凯则故意把这些“民选机构”的成立推得遥遥无期，以至终袁之世也未能成立。这样，在一个名为“民国”的国家里，便消灭了一切民主选举的痕迹，所有重要职务都改为钦定，还美其名曰：“以资简捷，而节经费”。⑥
１９１４年５月８日，袁世凯下令撤销总统府军事处，而成立“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派段祺瑞、刘冠雄、陈宦、萨镇冰、王士珍、蔡锷为办事员。唐在礼为总务厅长，张士钰为副厅长。办事员轮流在处值班，一切军事要政，均由值班人员送袁世凯定夺。表面上说，这是集陆军、海军、参谋三部统筹军事，实则是要削弱段祺瑞的军权，把军权收归袁一人掌握。原来，自北洋政府成立后，军权一直在段祺瑞把持的陆军部。段对袁氏本来奉命唯谨，但自镇压“二次革命”以后，陆军的势力大大膨胀，关于军官的提升和降黜，他往往擅自决定，而且所提拔的人又多是他的亲信学生和部属，如徐树铮、靳云鹏、傅良佐、吴光新、曲同丰等，在陆军中隐然自成派系。这种情况使袁感到惴惴不安，统率办事处的成立就是为了扭转“军权旁落”的趋势。段自然一眼看破袁的用心，从此经常不到陆军部，一切事务由次长徐树铮代办，对统率办事处的会议也常常借故缺席。
袁世凯对段祺瑞的消极抵制不仅没有让步，相反，更增强了他进一步直接控制军权的决心。不久，他就以北洋军暮气沉沉为理由，决定在统率办事处下另行编练模范师，派王士珍、袁克定、张敬尧、陈光远为筹备员。１９１４年１０月先成立了一个类似军官教导团式的“模范团”。抽调北洋各师下级军官为士兵，各师中、高级军官为该团下级军官。每期半年，一期培训两个师的军官。第一期袁自兼团长，陈光远为团副。第二期其长子袁克定为团长，陆锦为团副。陈光远和陆锦都是袁克定挑选的，所以模范团实际由袁克定一手包办。这是袁世凯有意为自己的儿子在北洋军中树威望，为“家天下”作准备。不过事与愿违，这样一来“北洋宿将个个寒心”，而以段祺瑞为甚。段祺瑞素性刚愎，对于袁世凯感恩知己，愿受驱策，不成问题，但对袁克定则毫不敷衍，对袁世凯左右之人也常以盛气凌之。袁世凯遂对段说：“你气色不好，想是有病，应当休息休息。”于是，段即托病请假赴西山“疗养”。１９１５年５月３１日，袁派王士珍署理陆军总长。王为人圆滑，对袁唯命是从，遇事决不肯触忌犯颜，有所坚持；又不培植私人势力，深得袁之欢心。不久，袁世凯又授意肃政厅弹劾徐树铮订购外国军火浮报四十万元，借此于６月２６日下令免去了他的陆军次长，派田中玉继任。这样便将段的势力从陆军部清洗出去。
为了从精神上进一步控制军队，袁世凯于１９１４年１１月１１日以海陆军大元帅的名义发出第一号军令，颁布军人训条十条，其中第一条即为“军人宜效命国家，忠事元首，坚心定志，切戒妄听邪言”。并由统率办事处派出大批“宣讲员”，至各师传达宣讲。原来在１９１２年１２月２６日袁曾颁发过一个“告诫军人训条”十条，并无“忠事元首”字句，而今却公开命令官兵忠于他个人，这是他进一步加强独裁统治的表现。⑦１９１４年１１月２０日，他又下令以“关（公）岳（飞）为武圣”，由全国军人供奉。并指令统率办事处拟定祭祀礼制。但是，北京从来没有关岳合祀之庙，临时新建又来不及，便将地安门外西皇城根之白马关帝庙大加修饰，模范团及所有驻京军队均列队前往行礼，宣誓效忠袁世凯。
袁世凯不仅使中央军政机构适应其独裁统治的需要，对地方制度也大加变革。１９１４年５月间，他对地方官制草案“亲手笔削，已易数稿”，５月２３日正式公布。改民政长为巡按使，改各道观察使为道尹，裁撤各省内务、实业、教育各司，于巡按使署政务厅之下设置总务、实业、教育各科。规定巡按使为一省民政最高长官，一律由中央任命，不许保荐。冯国璋曾因保荐巡按使，受到政事堂申斥。巡按使定期向中央报告政情，其性质仅为中央派出之视察官。又取消国税、地方税划分法，规定田赋、盐税、关税、厘金、烟酒茶及一切杂税均称国税，地方财政机关为中央财政部征税之派出所。各省一律编造预决算送中央核准。
６月３０日，袁世凯又下令各省都督改称将军，督理本省军务，其性质仅为统率办事处派出代管当地驻军的指挥官。这些有地盘的将军都分别冠以“武”字或“镇安”字样，如咸武将军陆建章，督理陕西军务；镇安左将军孟恩远，督理吉林军务。凡上将军都是“有特殊功勋者”，如宣武上将军冯国璋，督理江苏军务。袁又在北京建立将军府，设将军诸名号，大都冠以“威”字。将军府名为“军事之最高顾问机关”，实际是用以安置无地盘无军队的闲散将领。以段祺瑞为建威上将军兼管将军府事务。袁的本意是企图随时把一些自己信不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