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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福之一途”，甚至假装痛切地说：“方今民国初兴，尚未巩固，倘有动摇，则国之不存，党将焉附？”⑨当时，从党的纲领上看，国民党和共和党、民主党几乎没有多大差别，所不同的主要是对袁世凯的态度：国民党主张分袁的权力，监督袁；共和党和民主党则赞成袁独裁。袁看到他们争吵不休，暗自高兴。因为这种无休止的争论正使他得以证明独裁政治是十分必要的。
尽管袁世凯千方百计地削弱国民党的力量，国民党在１９１２年底至１９１３年初的国会大选中仍然取得了胜利。在参议院和众议院两院议员中，国民党共占了三百九十二席，共和党、民主党以及由共和党分裂出来的统一党三党合起来仅占二百二十三席。这使袁世凯大为失望。国民党人却因此踌躇满志，准备利用在国会的优势，组织真正的“政党内阁”，削弱袁的权力，并预定由宋教仁担任内阁总理。
宋教仁（１８８２—１９１３），字初，号渔父，湖南桃源人。他是一个有理想的、有操守的忠实于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革命党人。在他做农林总长时，有一天去谒见袁世凯。袁氏因见他身穿破旧西装，问道：“君着此服已几年？”他答：“留学日本时所购，穿已十载矣。”袁感慨不已，赠以银行存折一本，说：“为数无多，可置新衣。”宋婉辞不受。袁问：“何故？”宋说：“贫者士之常，今骤贵，乌能忘其本。衣虽褴褛，体尚可蔽，奚必尚华丽。”袁喟然叹了一口气，似乎怀着敬佩之意说“余生平阅人多，如君志节，亦仅见也。”⑩宋教仁热衷于议会政治。国民党在国会占了优势，使他陶醉在幻想的胜利之中，他天真地以为控制了议会，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成立政党内和制定民主宪法，使中国走上民主宪政的轨道而得到“长治久安”。他满怀希望地于１９１３年１月离开北京，到南方各省旅行，作政治鼓动，在所到之处发表演说，批评袁世凯政府一年来的政策，言论风采，倾动一时。在宋教仁看来，发表政见，评论政府失政，正是自己爱国的表现。然而，却引起袁世凯的仇视。袁认为这是“非难政府”，故意“捣乱”。当时，宋教仁及其他国民党人在各地的演说词，都登载于报纸。总统府秘书按日剪呈袁。宋在湖北黄州的演说词“甚激烈”，袁阅后，极为不满地说：“其口锋何必如此尖刻！”
袁世凯视权力如性命。半年前，他用了很大气力才把内阁控制起来，现在国民党居然要把它夺回去，再变为束缚他的工具。这使他十分气恼。更何况宋教仁是一个不受羁绊的革命党人，这种人做上内阁总理，要比唐绍仪更可怕。在权力发生危机的时刻，袁氏从来主动出击，不择手段。他立即通过特工头目洪述祖，传令应夔丞制造了一桩震动全国的大血案。
洪述祖挂名内务部秘书，实际是袁世凯直接指挥的特务头目，他用筹办长江水上警察的名义，往来于上海、北京之间，专门负责监视和对付革命党人。应夔丞则是洪述祖奉命收买的重要特务。他本来是上海的流氓、帮会头子，辛亥革命时攀附沪军都督陈其美，当上都府谍报科长。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由陈其美推荐，担任总府庶务科长兼管孙中山的侍卫队。不久，由于违法乱纪，被孙中山撤职，悻悻地回到上海，重操帮会旧业。他改组青红帮为“国民共进会”，自任会长，在长江沿岸各城市活动，鼓吹“二次革命”，曾被黎元洪通缉。袁世凯得知应夔丞对孙中山等人怀恨在心，便派洪述祖到上海，以商谈解散共进会为名，秘密收买了应。为了遮掩应的特务身份，洪述祖介绍他充当“江苏驻沪巡查长”。
１９１２年１０月１６日，江苏教程德全致袁世凯密电说：“今晨洪述祖挈应夔丞来宁谒见，当即晓以利害，动以大义，应亦自承情愿效力……现已委应夔丞为驻沪巡查长……惟去年上海光复，应夔丞垫用款项实属不赀，据称亏累十七万余，即孙中山汽车亦应所制备，其他概可想见，其党徒厚望孙中山、陈其美量予位置，今皆不克如愿，仍复聚而不散，察其情形似非月给三千元不能应付，此间因财政支绌，现仅许月给巡查公费一千元……此电达，乞密不宣。”１８日，袁世凯回电说：“叶电悉。尽筹周至，掺纵咸宜，造福江域，诚非浅鲜，莫名慰佩。不敷之两千元，可由中央拨付。惟此人迭接武昌文电通缉，须加特赦，统俟洪述祖回京再商办法。”＇1＇
洪述祖回京向袁世凯报告后，袁即指示黎元洪取消通缉令。１２月，应夔丞至北京。袁又传见，并以解散共进会为名，批给应夔丞五万元活动费。从此，这个一度混入革命队伍的帮会头子，便卖身投靠袁世凯，成为袁豢养在上海专门对付革命党人的一只恶犬。
１９１３年春，宋教仁在湖南、湖北、安徽、江苏等省旅行后抵达上海。３月２０日夜，由上海启程打算返回北京，当他刚刚走进火车站，就被应夔丞所收买的兵痞武士英用枪击伤，伤势十分严重，延至２２日即逝世，终年仅三十一岁。宋教仁对袁世凯的反动本质始终缺乏认识，临终前，他还给袁世凯发了一个电报，既悲愤又沉痛地说：“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袁世凯得到宋教仁被刺的消息，满心高兴，表面上却装出十分惊讶的样子说：“竟有这种事吗？快拿电报来！”看过电报，又故作痛惜地说道：“国民党失去宋初，少了一个大主脑，以后越难办事了。”他接边给程德全发了两个电报：一、命令“迅缉真凶，穷追主名，务得确情，按法严办”，并假惺惺地谴责暗杀之风；二、派兵对革命党人黄兴等“妥为保护，以昭慎重”。同时，他凭空捏造了国民党内部倾轧的谣言，授意御用报纸广为传播，妄图以假乱真，转移视线。暗杀宋教仁的地点，特地选在“十里洋场”的上海，这里又是国民党的大本营，袁世凯满以为经过如此一番布置，宋案查不出结果，国民党领导人之间将互相猜疑，陷于分裂。不仅政党内阁将化为乌有，从此国民党也会一蹶不振，不能再和自己为敌了。
然而，事出袁世凯的意料，２３日有一个古董商向上海租界捕房报告说：一星期前，他到应夔丞家里兜售古董字画，应拿出一张照片来，叫他把照片上的那个人杀掉，许给一千元。他拒绝承担这件事。今天，他在报上看到宋教仁的照片，正是应叫他暗杀的对象。捕房根据这个线索，当天逮捕了应夔丞，次日正凶武士英也落网，而且从应家中搜出五响手枪一支，应与洪述祖、赵秉钧往来密电本和函电多件。
消息传到北京，袁世凯异常焦急。于３月２９日密电程德全说：“连接南方私人来电，宋案牵涉洪述祖，是否确实？究何情节？宜速查复，以凭核办。”接着，又电催程说：“宋案心烦啧，亟盼早见证据，望速照迭次电嘱，速行检齐报告。”袁世凯的机要秘书张一也多次密电程，催他把“牵涉中央证据速向英厅索取”，派人带京呈阅。并特别叮嘱“可不作正式报告”，等等。＇2＇由此可以想见袁世凯心慌意乱的情形。
在孙中山和黄兴的强烈要求下，程德全被迫于４月２６日将查获的证据向全国公布，其中最重要的函电有以下各件：
１月１４日，赵秉钧致应函：“密码送请检收，以后有电直寄国务院可也。”
２月２日，应致赵秉钧冬电：“孙、黄、黎、宋运动极烈，民党忽主宋任总理。已由日本购孙、黄、宋劣史……用照辑印十万册，拟从横滨发行。”
２月２日，洪述祖致应函：“紧要文章已略露一句，说必有激烈举动。弟（指应）须于题前径电老赵，索一数目。”４日又函：“冬电到赵处，即交兄手面呈，总统阅后颇色喜，说弟颇有本事。既有把握，即望进行。”８日又函：“宋辈有无觅处，中央对此似颇注意。”１２日又函：“来函已面呈总统总理阅过，以后勿通电国务院，因智（赵秉钧字智庵）已将应密本交来，恐程君不机密，纯令归兄一手经理。”＇3＇
３月１３日，应致洪述祖函：“民立记初在宁之演说词，读之即知其近来之势力及趋向所在矣。事关大局，欲为釜底抽薪法，若不去宋，非特生出无穷是非，恐大局必为扰乱。”
同一天洪述祖致应电：“毁宋酬勋，相度机宜，妥筹办理。”
３月１４日，应回洪寒电：“梁山匪魁（指宋）四出扰乱，危险实甚，已发紧急命令，设法剿捕之，转呈候示。”
３月１８日，洪述祖致应电：“寒电立即照办”。次日又电催：“事速照行”。
３月２１日凌晨两点，即武士英刺宋后四小时，应致洪述祖号电：“二十四分钟所发急令已达，请先呈报。”同日又发个电：“号电谅悉，匪魁已灭，我军无一伤亡，堪慰。望转呈。”
３月２３日，洪述祖致应函：“号、个两电悉，不再另复，鄙人于４月７日到沪。”＇4＇
这些证据一公布，宋案真相大白。南方国民党人群情激愤，一致谴责谋杀主犯袁世凯，强烈要求传讯赵秉钧，逮捕洪述祖归案。
在铁证如山的情况下，袁世凯也从未想过低头服罪。他暗令洪述祖到青岛租界内躲避。洪抵青岛后，通电声明致应夔丞函电中所涉袁、赵之辞，都是“假托中央名义”，并狡辩道：“毁宋仅欲毁其名，何得认为谋杀之证据。”＇5＇赵秉钧也出来为自己开脱，为洪述祖圆谎。他在致北京《民立报》记者函中说：“奉差各省特派人员，向用密码报告，因作函将密码送去。”至于洪、应来往函电，他从未阅过，完全是洪述祖“招摇”或“隐射”。最后装出无辜受牵累的样子说：“鄙人德薄，横遭訾议�